来源：http://news.mingpao.com/20110415/mra.htm
【明報專訊】內地知名藝術家艾未未被公安人員帶走，對他和其家人是遽遭橫逆，命運未卜；對其他關心此事的人，看到官方喉舌接連對艾未未施以「人格謀殺」般的抹黑，使人對內地公權力的巨大黑影，倍感不安。我們認為，艾未未和家人在此事固然備受打擊，但是當局一連串法律以外的操作，使本來已經甚為脆弱的司法制度，更受到傷害，整體國家形象也要付出代價，親痛仇快，中共應知所警惕，勿一錯再錯。
新華社指艾未未抄襲
岳路平仗義挺身否定
艾未未被公安人員帶走已經接近兩星期，他涉及甚麼罪行，到現在為止，只有官方新華社報道過，指「艾未未涉嫌經濟犯罪，正依法接受調查」，基於案情尚在調查階段，外界對案情本來無從置喙，需待公安機關提出具體說明，才可以了解事件的實質。但是，連日來，看到官方喉舌接連以「爆料」方式報道艾案，內容不但舻近未審先判，也抹黑艾未未本人和其藝術事業，這是超乎法律以外的操作，就此，在講求法治的社會不能接受。
艾未未本月3日在北京首都機場被帶走，根據內地《刑事訴訟法》，公安拘留或羈押涉嫌犯罪者時，要在24小時內通知其家屬或工作單位，但是當局未按規定辦理，已經不對；本月7日凌晨，官方新華社發出英文電訊稿，引述警方稱艾未未涉嫌經濟犯罪，正依法接受調查，這個報道，算是官方證實艾未未的去向，而且用上「涉嫌」字眼；另一家官方報章《環球時報》就艾未未被公安人員帶走，兩度發表社論，論調雖然批判傾向明顯，基本上還留有餘地，只是藉此批評西方的外交和輿論施壓，嚴重違背了法律精神，所以到這個階段，對艾未未的處理程序上即使有不對，總體還算正常。
但是，其後官方喉舌抹黑艾未未，對他進行「人格謀殺」，就接連上演。
首先是新華社發表文章，指摘艾未未曾經抄襲藝術家岳路平的作品。艾未未從事藝術創作，新華社文章要從根本上否定艾未未的用意，至為明顯。不過，岳路平並未配合新華社這次演出，公開否認艾未未抄襲其作品，認為新華社文章渲染，對艾未未不公平，岳路平並要求新華社不要濫用他的名字。堂堂權威的官方新華社，碰上岳路平這個軟釘子，可說甚為尷尬，而岳路平在此骨節眼，摒除門戶之見，仗義執言，不肯被利用為對艾未未落井下石的工具，其作為值得肯定。
其次，本港兩份報章，昨日同時引述「知情人士」，指「艾未未涉嫌經濟犯罪罪證確鑿。大量證據證明艾未未涉嫌偷稅漏稅，並且數額較大，為避免調查還試圖銷毀會計憑證」，報道雖然還有「涉嫌」字眼，實際內容卻已「罪證確鑿」，大有未審先判味。
這兩家報章引述「知情人士」報道，「調查中還發現艾未未涉嫌重婚罪和網絡傳播淫穢物品罪」，這兩項罪名在法律上是否成立，還待檢察部門提控和法庭判決，不過，艾未未「被發現」涉及這兩項罪名，即使未審判，對他的操守和人格構成負面影響，客觀上已經起到抹黑效果。
法律以外操作
形同羅織罪名
此外，艾未未被帶走之後，網絡上出現一些對他不利的「爆料」，例如內地有網站發表大量文章，指艾未未「幫助外國勢力反華」，亦有所謂知名人士指艾未未拿外國人的錢搞政治，稱所謂「藝術家反華」就會受西方追捧云云。這類網絡言論，雖然無證據顯示與官方有關，不過，艾未未從「官方傳媒和民間輿情」所得到對待，與內地一貫打擊異己的操作，如出一轍。
艾未未的案件，內地官方可能咬定涉及經濟犯罪，具體是涉嫌偷稅漏稅，藉此搪塞打壓政治異己的指摘。本來，若艾未未案不涉政治，涉嫌經濟犯罪情節可能較輕微，但是官方和民間有意識的抹黑，卻使人感到艾未未所獲對待，踰乎涉及經濟罪案者。
新華社乃國家機器的一部分，以內地對宣傳機器的重視，新華社的舉措絕對反映官方意志，它抹黑艾未未不遺餘力，使人感受到艾案並非經濟犯罪那麼簡單。內地出動國家機器來打壓一名藝術家，對於艾未未雖然是不可承受之重，不過，新華社淪為「打手」，其形象也受損害。
艾未未所涉及案情，還待當局公布，以他近年涉及的維權活動和參與追查四川地震暴露的豆腐渣工程等，使人很難相信他現在失去自由，純屬涉嫌經濟犯罪。現在，境外各方無法改變艾未未的命運，但是內地當局若要人們相信處理艾未未乃依法而行，並使人信服，就要拿出證據來。我們認為，在公布案情之前，勿再抹黑艾未未，因為若還有法律以外的操作，只是反映當局在羅織罪名，不但使人對內地的手法倍感不安，當局實際上也是自暴其短，坐實政治打壓的污名。
16/04/2011
伊扎特：阿拉伯人对中国媒体的十万个为什么
作者: 伊扎特 | 2011年04月15日 17:47
原文地址: http://yizhate.blshe.com/post/534/668306
提笔写这篇小文，我很犹豫，之前也很多次写到中国媒体，但我认为还有更多的问题比这更值得我和大家在这里交流讨论，但是今天我不得不再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谈，欢迎大家拍砖交流。
当前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我更愿意把它称为变革，因为对社会本质的改变要远远重要于革命本身——完全可以被看作是阿拉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千零一场革命”。在这场波及到所有街道，动员了老少妇孺的历史性运动中，阿拉伯人得到了正义的支持，却被中国媒体误读了。
阿拉伯革命作为一起全方位多层面的变革，本身就是最具价值的新闻。而现在，伴随着阿拉伯革命的发展，中国媒体的报道方式也成为了各国媒体和网民的焦点。一家外国媒体刊登的《中国媒体的鸵鸟政策》一文就指出，大部分中国媒体的报道集中在实际的冲突以及西方是如何“攻击”利比亚的。与之相比，对于卡扎菲的政权是如何分裂的，利比亚长期以来的政治现状以及为什么如此多的民众对统治者不满等这些利比亚本身面临的政治问题的分析却寥寥无几。
每一次看中国媒体对于阿拉伯革命的报道，我感觉我的血压会升高，我的肾上腺素会分泌加速。同事建议我减少阅读中国报纸的频率，“总看这个对身体没好处”，然而玩笑归玩笑，我没有办法改变。看中国报纸已经成为我每天必做的事情，明知有害却叫我欲罢不能，就像抽烟和喝咖啡一样，成了积重难返的“坏习惯”。当然，这种“害”不是说中国媒体本身，而是他们看待阿拉伯问题的立场对民意的一种刻意误导。
我不理解一家媒体花那么多钱做那么周密的准备派自己的记者到危险的利比亚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这个记者每天对着卡扎菲的电视台为国内做同传，那这种新闻在北京不能做吗？这不是在浪费金钱吗？中国记者在连线中不断强调大部分利比亚人都支持卡扎菲，难道那些整日聚集在广场和街道上的反对派们都是天外飞仙（或者中国媒体也像卡扎菲一样，认为这些示威者是“老鼠”）？中国媒体告诉我们卡扎菲的部队如何如何将反对派击溃接连收复失地，却不告诉我们替卡扎菲杀掉他的人民的有几万杀人不眨眼的外国雇佣军；它们告诉我们利比亚人都享有免费的医疗保险，却不告诉我们卡扎菲在长达42年的统治时间里在利比亚建了多少所医院；告诉我们的黎波里的人民对卡扎菲上校感恩戴德，却不提在这个每天出口160万桶全世界最昂贵的石油的国家，600万平民每人能分上几杯羹。所谓大阿拉伯利比亚社会主义民众国，无非只是张空头支票。
另外，之所以大多数阿拉伯人接受了多国部队对利比亚的空袭，无非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是希望借助多国部队的军事干预给代表阿拉伯民意的利比亚反对派留下最后一条活路。然而中国媒体误解了，轰炸开始之后，原本不关注阿拉伯革命的中国媒体瞬间亢奋起来，俨然成为一个坚定地反霸权主义斗士。对于“1973号决议”的断章取义，对于破坏停火协议的双重标准，对于外国雇佣军的缄默不语，对于空袭原因的刻意误读，让懂得综合各种信源了解真相的中国观众很快就意识到了中国媒体的立场与口径——只强调西方空袭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鲜少报道卡扎菲对人民凶残横暴的镇压和屠杀。
我注意到一位中国记者把卡扎菲和萨达姆作比较，我个人认为这两个人是没有可比性的。萨达姆下台近10年，他的幕僚如今或早已毙命或身陷囹圄，却很少有人对他提出批评。而如今卡扎菲的官员我们几乎一个也见不到了，不是临阵倒戈就是被卡扎菲扣押，能跑的都跑了，就连卡扎菲最值得信任的外长穆萨·库萨也转道突尼斯向英国投诚。中国媒体或许不知道它们的故意失误已经被网友发现，在CCTV援引利比亚电视台的报道称利比亚前内政部长尤尼斯没有叛逃（利比亚电视台当时播放了几年前尤尼斯与卡扎菲在一起的画面造假）之后不久，尤尼斯就出现在半岛电视台辟谣，表示自己已经加入反对派阵营，然而后者没有进入到那些中国主流电视台的新闻，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中国的学术界和媒体常常夸大所谓革命领袖的作用，卡扎菲也就光荣地成为了“被受益者”之一，甚至有人把卡扎菲的《绿皮书》同中国的红宝书相比。然而如果你足够了解阿拉伯社会，你一定会做出相反的结论，《绿皮书》早就成了利比亚，甚至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大笑话。卡扎菲在书中的言论不但与他实际的执政方式不同，还经常自相矛盾令人费解。谁都不知道卡扎菲为了将这不呕心沥血的著作翻译成全世界各种语言——包括一些我们根本就没听说过的语言——这一工程花费了多少钱。这本书中国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过这本书的中文版，我在这里不再多提，大家可以自己查阅。特别是他关于男女有别的言论，我敢保证，这些言论给你们带来的快乐不亚于时下最流行的段子。
按照我的理解，全面报道一个事件是媒体的责任和义务。媒体应该所见所知即所报，不管这些信息是否符合你的价值观。利比亚电视台可以作为一个信源，通过它你可以了解的黎波里和卡扎菲阵营的情况，但这绝不是唯一的信源，班加西的反对派也是人，他们也是这场冲突的重要当事人。而我所看到的事实是，中国媒体的记者每天活跃在的黎波里的宾馆和大街小巷，跟着卡扎菲的手下到他们安排的街道、医院、学校参观采访，他们的LOGO时常出现在手持卡扎菲画像喊着口号的的黎波里大妈面前，而在反对派大本营重要的发布会上，你很难看到他们的身影。
信源与信宿，或者说媒体与受众是以信息为纽带联结在一起的，因此信息的可靠性和客观性就成为了衡量媒体公信力的标准。媒体不是教师爷，它只是一个行业，一个承担着信息传播义务的行业。然而，每每在突发事件发生时，中国公共媒体在第四权力上所发挥的作用远远逊于网络和自媒体，那些懂得获得多种信源并将它们解构吸收的受众，它们会同时通过网络来了解利比亚的局势。有些敢于挑战官方媒体权威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他们所传播的信息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比如老榕，据我所知，在这次阿拉伯革命中，十七万中国网民通过他的榕通社观看了即时的网络直播，一些中国人已经不再满足于从单一的信源获取信息，这直接导致的结果是中国人在利比亚战争中的立场再也不像从前的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那样统一了。这一方面归功于网络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反思中国媒体不断沦丧的公信力。
中国拥有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按道理来说，中国媒体理应在国际舞台上具有与之等同的地位和影响。但遗憾的是中国媒体在国际上的声音并不存在，我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就是中国媒体缺乏自身的公信力。在国外，公信力就如同媒体的生命力，没有公信力的媒体最终会走向倒闭，当然中国媒体就不会有这样的担忧。据我了解，中国政府已经启动了450亿人民币推动中国的主要媒体向国际扩张的方案，以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但问题是，这些媒体在国内得不到信任，怎么能在国际上受到尊重？ 埃及、也门等国的官方媒体已经成为了鲜活的例子，正是由于它们的内容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因此这些媒体也间接地为独裁者的下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埃及革命期间，埃及电视台为了号召广场上的示威者回家，每天的天气预报就是“今天特别冷，很可能下雨”，还有一个流传于解放广场的笑话辛辣地讽刺了埃及电视台，在周四晚上埃及电视台的节目播放完毕后，主持人微笑着向观众道别，“今天的节目全部结束了，我们明天星期六见！”，这无非是为了防止愤怒的埃及人在周五休息日将革命推向高潮。这些失败者的教训值得所有媒体反思。
我们承认中国目前面临着很多内部的挑战和外部的威胁，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中美关系可能会经历一段复杂的时期，摩擦是必不可少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媒体得不到自己民众的信任，那么要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呢？
媒体都喜欢给自己贴上客观、中立、平衡的标签，但这些信条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媒体要迎合受众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要站在人民的一边，要站在正义的一边，因此在很多情形下媒体无法做到中立。
我们已经通过中国的媒体同行看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比如在利比亚东部，中国记者已经成为了不受当地民众欢迎的对象，我本人对这种事情感到忧虑。不谦虚地说，几年以来，为了能够让阿拉伯世界的民众用阿拉伯的眼睛，不通过第三方去认识、了解中国，我个人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当我看到中国媒体用这样的报道破坏我们所共同建立起的信任时，我同样感到痛心。
我们感谢中国媒体对利比亚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否被侵犯的关切，但是我有很多理由怀疑这种关切的目的是不单纯的。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对于卡扎菲屠杀平民的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对于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军事侵犯，它们从来没有表达出同样的关切。就好像的黎波里的平民的人权是人权，班加西和巴勒斯坦的人权就如粪土一般，这和西方国家在人权方面的双重标准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我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关于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的也门数百万民众示威游行的新闻，这些人要求总统萨利和下台的诉求就不需要被关注吗？诚然，也门和巴勒斯坦没有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中国在这两个国家也没有太多的经济利益，但我以为石油和自由不止差一个三点水。也门虽然没有石油，但这里地扼红海要冲曼德海峡，每年两万多艘货轮从这里通过，约占世界商品贸易运输的8%，石油运输的12%；南部的亚丁湾则紧邻世界海盗中心索马里和吉布提，因此也门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义。
中国媒体不愿承认在阿拉伯国家所发生的是革命，这一点我可以理解。我并不因此感到焦虑，因为我知道他们早晚要承认。中国媒体经常把阿拉伯革命称为动荡、动乱或者街头政治。我能理解稳定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我以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稳定也要静中有变，毕竟丑化别人的形象并不能达到美化自己的作用。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媒体始终不肯将发生革命的这些国家承认为“阿拉伯世界”，这一点让我不能理解。这些国家的统称，不是中东，也不是西亚北非。我不需要多解释这几个地理名词的概念和来源，但是我想强调“中东”和“西亚北非”都是西方国家创造的带有严重殖民色彩的名词，原因是他们要保持阿拉伯世界的分裂，不愿看到这些国家成为一个整体，就像他们当年亲手比着尺子对这片土地贪婪地瓜分一样。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官方也不断强调中国与阿拉伯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国政府已经承认了阿拉伯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在各种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中阿之间也建立了中阿合作论坛这样的长效合作机制。在我和中国百姓的交流中，我也能深切感受到中国人对于阿拉伯团结的期望。在出租车上，当司机问到我的家乡时，我已经习惯于不说出我的国籍，而说我是阿拉伯人。以前每当我说我是巴勒斯坦人，司机总是无厘头地把我当成巴基斯坦人，殊不知这两个国家相差千里。有一次我告诉司机我是阿拉伯人，司机一句话直截了当地说，你们阿拉伯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团结。这个普通百姓一句话正中要害，无疑是向我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我当时不服气，很想反驳他说，你们中国人也不太团结。但他的话是事实，忠言逆耳，我无法否认。我同时跟他说，我们的人民都很团结，不团结的原因是我们的那些总统和当权者，也就是你们中国媒体通常把他们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那些人。当我正准备告诉他，现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都爆发了革命，并且已经在团结的道路上走出了第一步的时候，我已经结账下车了。后来我开始担心，在中国的媒体上，或许他不会看到这些消息。
伊扎特 2011年4月15日
原文地址: http://yizhate.blshe.com/post/534/668306
提笔写这篇小文，我很犹豫，之前也很多次写到中国媒体，但我认为还有更多的问题比这更值得我和大家在这里交流讨论，但是今天我不得不再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谈，欢迎大家拍砖交流。
当前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我更愿意把它称为变革，因为对社会本质的改变要远远重要于革命本身——完全可以被看作是阿拉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千零一场革命”。在这场波及到所有街道，动员了老少妇孺的历史性运动中，阿拉伯人得到了正义的支持，却被中国媒体误读了。
阿拉伯革命作为一起全方位多层面的变革，本身就是最具价值的新闻。而现在，伴随着阿拉伯革命的发展，中国媒体的报道方式也成为了各国媒体和网民的焦点。一家外国媒体刊登的《中国媒体的鸵鸟政策》一文就指出，大部分中国媒体的报道集中在实际的冲突以及西方是如何“攻击”利比亚的。与之相比，对于卡扎菲的政权是如何分裂的，利比亚长期以来的政治现状以及为什么如此多的民众对统治者不满等这些利比亚本身面临的政治问题的分析却寥寥无几。
每一次看中国媒体对于阿拉伯革命的报道，我感觉我的血压会升高，我的肾上腺素会分泌加速。同事建议我减少阅读中国报纸的频率，“总看这个对身体没好处”，然而玩笑归玩笑，我没有办法改变。看中国报纸已经成为我每天必做的事情，明知有害却叫我欲罢不能，就像抽烟和喝咖啡一样，成了积重难返的“坏习惯”。当然，这种“害”不是说中国媒体本身，而是他们看待阿拉伯问题的立场对民意的一种刻意误导。
我不理解一家媒体花那么多钱做那么周密的准备派自己的记者到危险的利比亚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这个记者每天对着卡扎菲的电视台为国内做同传，那这种新闻在北京不能做吗？这不是在浪费金钱吗？中国记者在连线中不断强调大部分利比亚人都支持卡扎菲，难道那些整日聚集在广场和街道上的反对派们都是天外飞仙（或者中国媒体也像卡扎菲一样，认为这些示威者是“老鼠”）？中国媒体告诉我们卡扎菲的部队如何如何将反对派击溃接连收复失地，却不告诉我们替卡扎菲杀掉他的人民的有几万杀人不眨眼的外国雇佣军；它们告诉我们利比亚人都享有免费的医疗保险，却不告诉我们卡扎菲在长达42年的统治时间里在利比亚建了多少所医院；告诉我们的黎波里的人民对卡扎菲上校感恩戴德，却不提在这个每天出口160万桶全世界最昂贵的石油的国家，600万平民每人能分上几杯羹。所谓大阿拉伯利比亚社会主义民众国，无非只是张空头支票。
另外，之所以大多数阿拉伯人接受了多国部队对利比亚的空袭，无非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是希望借助多国部队的军事干预给代表阿拉伯民意的利比亚反对派留下最后一条活路。然而中国媒体误解了，轰炸开始之后，原本不关注阿拉伯革命的中国媒体瞬间亢奋起来，俨然成为一个坚定地反霸权主义斗士。对于“1973号决议”的断章取义，对于破坏停火协议的双重标准，对于外国雇佣军的缄默不语，对于空袭原因的刻意误读，让懂得综合各种信源了解真相的中国观众很快就意识到了中国媒体的立场与口径——只强调西方空袭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鲜少报道卡扎菲对人民凶残横暴的镇压和屠杀。
我注意到一位中国记者把卡扎菲和萨达姆作比较，我个人认为这两个人是没有可比性的。萨达姆下台近10年，他的幕僚如今或早已毙命或身陷囹圄，却很少有人对他提出批评。而如今卡扎菲的官员我们几乎一个也见不到了，不是临阵倒戈就是被卡扎菲扣押，能跑的都跑了，就连卡扎菲最值得信任的外长穆萨·库萨也转道突尼斯向英国投诚。中国媒体或许不知道它们的故意失误已经被网友发现，在CCTV援引利比亚电视台的报道称利比亚前内政部长尤尼斯没有叛逃（利比亚电视台当时播放了几年前尤尼斯与卡扎菲在一起的画面造假）之后不久，尤尼斯就出现在半岛电视台辟谣，表示自己已经加入反对派阵营，然而后者没有进入到那些中国主流电视台的新闻，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中国的学术界和媒体常常夸大所谓革命领袖的作用，卡扎菲也就光荣地成为了“被受益者”之一，甚至有人把卡扎菲的《绿皮书》同中国的红宝书相比。然而如果你足够了解阿拉伯社会，你一定会做出相反的结论，《绿皮书》早就成了利比亚，甚至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大笑话。卡扎菲在书中的言论不但与他实际的执政方式不同，还经常自相矛盾令人费解。谁都不知道卡扎菲为了将这不呕心沥血的著作翻译成全世界各种语言——包括一些我们根本就没听说过的语言——这一工程花费了多少钱。这本书中国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过这本书的中文版，我在这里不再多提，大家可以自己查阅。特别是他关于男女有别的言论，我敢保证，这些言论给你们带来的快乐不亚于时下最流行的段子。
按照我的理解，全面报道一个事件是媒体的责任和义务。媒体应该所见所知即所报，不管这些信息是否符合你的价值观。利比亚电视台可以作为一个信源，通过它你可以了解的黎波里和卡扎菲阵营的情况，但这绝不是唯一的信源，班加西的反对派也是人，他们也是这场冲突的重要当事人。而我所看到的事实是，中国媒体的记者每天活跃在的黎波里的宾馆和大街小巷，跟着卡扎菲的手下到他们安排的街道、医院、学校参观采访，他们的LOGO时常出现在手持卡扎菲画像喊着口号的的黎波里大妈面前，而在反对派大本营重要的发布会上，你很难看到他们的身影。
信源与信宿，或者说媒体与受众是以信息为纽带联结在一起的，因此信息的可靠性和客观性就成为了衡量媒体公信力的标准。媒体不是教师爷，它只是一个行业，一个承担着信息传播义务的行业。然而，每每在突发事件发生时，中国公共媒体在第四权力上所发挥的作用远远逊于网络和自媒体，那些懂得获得多种信源并将它们解构吸收的受众，它们会同时通过网络来了解利比亚的局势。有些敢于挑战官方媒体权威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他们所传播的信息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比如老榕，据我所知，在这次阿拉伯革命中，十七万中国网民通过他的榕通社观看了即时的网络直播，一些中国人已经不再满足于从单一的信源获取信息，这直接导致的结果是中国人在利比亚战争中的立场再也不像从前的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那样统一了。这一方面归功于网络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反思中国媒体不断沦丧的公信力。
中国拥有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按道理来说，中国媒体理应在国际舞台上具有与之等同的地位和影响。但遗憾的是中国媒体在国际上的声音并不存在，我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就是中国媒体缺乏自身的公信力。在国外，公信力就如同媒体的生命力，没有公信力的媒体最终会走向倒闭，当然中国媒体就不会有这样的担忧。据我了解，中国政府已经启动了450亿人民币推动中国的主要媒体向国际扩张的方案，以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但问题是，这些媒体在国内得不到信任，怎么能在国际上受到尊重？ 埃及、也门等国的官方媒体已经成为了鲜活的例子，正是由于它们的内容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因此这些媒体也间接地为独裁者的下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埃及革命期间，埃及电视台为了号召广场上的示威者回家，每天的天气预报就是“今天特别冷，很可能下雨”，还有一个流传于解放广场的笑话辛辣地讽刺了埃及电视台，在周四晚上埃及电视台的节目播放完毕后，主持人微笑着向观众道别，“今天的节目全部结束了，我们明天星期六见！”，这无非是为了防止愤怒的埃及人在周五休息日将革命推向高潮。这些失败者的教训值得所有媒体反思。
我们承认中国目前面临着很多内部的挑战和外部的威胁，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中美关系可能会经历一段复杂的时期，摩擦是必不可少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媒体得不到自己民众的信任，那么要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呢？
媒体都喜欢给自己贴上客观、中立、平衡的标签，但这些信条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媒体要迎合受众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要站在人民的一边，要站在正义的一边，因此在很多情形下媒体无法做到中立。
我们已经通过中国的媒体同行看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比如在利比亚东部，中国记者已经成为了不受当地民众欢迎的对象，我本人对这种事情感到忧虑。不谦虚地说，几年以来，为了能够让阿拉伯世界的民众用阿拉伯的眼睛，不通过第三方去认识、了解中国，我个人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当我看到中国媒体用这样的报道破坏我们所共同建立起的信任时，我同样感到痛心。
我们感谢中国媒体对利比亚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否被侵犯的关切，但是我有很多理由怀疑这种关切的目的是不单纯的。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对于卡扎菲屠杀平民的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对于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军事侵犯，它们从来没有表达出同样的关切。就好像的黎波里的平民的人权是人权，班加西和巴勒斯坦的人权就如粪土一般，这和西方国家在人权方面的双重标准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我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关于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的也门数百万民众示威游行的新闻，这些人要求总统萨利和下台的诉求就不需要被关注吗？诚然，也门和巴勒斯坦没有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中国在这两个国家也没有太多的经济利益，但我以为石油和自由不止差一个三点水。也门虽然没有石油，但这里地扼红海要冲曼德海峡，每年两万多艘货轮从这里通过，约占世界商品贸易运输的8%，石油运输的12%；南部的亚丁湾则紧邻世界海盗中心索马里和吉布提，因此也门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义。
中国媒体不愿承认在阿拉伯国家所发生的是革命，这一点我可以理解。我并不因此感到焦虑，因为我知道他们早晚要承认。中国媒体经常把阿拉伯革命称为动荡、动乱或者街头政治。我能理解稳定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我以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稳定也要静中有变，毕竟丑化别人的形象并不能达到美化自己的作用。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媒体始终不肯将发生革命的这些国家承认为“阿拉伯世界”，这一点让我不能理解。这些国家的统称，不是中东，也不是西亚北非。我不需要多解释这几个地理名词的概念和来源，但是我想强调“中东”和“西亚北非”都是西方国家创造的带有严重殖民色彩的名词，原因是他们要保持阿拉伯世界的分裂，不愿看到这些国家成为一个整体，就像他们当年亲手比着尺子对这片土地贪婪地瓜分一样。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官方也不断强调中国与阿拉伯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国政府已经承认了阿拉伯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在各种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中阿之间也建立了中阿合作论坛这样的长效合作机制。在我和中国百姓的交流中，我也能深切感受到中国人对于阿拉伯团结的期望。在出租车上，当司机问到我的家乡时，我已经习惯于不说出我的国籍，而说我是阿拉伯人。以前每当我说我是巴勒斯坦人，司机总是无厘头地把我当成巴基斯坦人，殊不知这两个国家相差千里。有一次我告诉司机我是阿拉伯人，司机一句话直截了当地说，你们阿拉伯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团结。这个普通百姓一句话正中要害，无疑是向我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我当时不服气，很想反驳他说，你们中国人也不太团结。但他的话是事实，忠言逆耳，我无法否认。我同时跟他说，我们的人民都很团结，不团结的原因是我们的那些总统和当权者，也就是你们中国媒体通常把他们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那些人。当我正准备告诉他，现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都爆发了革命，并且已经在团结的道路上走出了第一步的时候，我已经结账下车了。后来我开始担心，在中国的媒体上，或许他不会看到这些消息。
伊扎特 2011年4月15日
柏林明镜周刊：默克尔呼吁北京释放艾未未
明镜周刊：默克尔亲自声援艾未未
柏林
据德国《明镜周刊》的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亲自对被中国当局逮捕的艺术家艾未未表示声援。根据该杂志周六发布的消息，默克尔上周末曾经向中国领导层表达了对艾未未命运的担忧，并呼吁北京释放艾未未。据悉，德国联邦议院人权委员会也在写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一封书信中，表达了对这位艺术家被捕的不满，呼吁中国保障言论自由。基民盟议员、人权委员会成员布兰特（Michael Brand）表示，假如中国共产党要加强国民在经济和科学方面的个人创造力，那么也必须放开对个人艺术创作自由的限制。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艺术家艾未未两周前在北京机场被警方人员带走，目前已经被正式逮捕。
来源：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14994087,00.html
柏林
据德国《明镜周刊》的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亲自对被中国当局逮捕的艺术家艾未未表示声援。根据该杂志周六发布的消息，默克尔上周末曾经向中国领导层表达了对艾未未命运的担忧，并呼吁北京释放艾未未。据悉，德国联邦议院人权委员会也在写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一封书信中，表达了对这位艺术家被捕的不满，呼吁中国保障言论自由。基民盟议员、人权委员会成员布兰特（Michael Brand）表示，假如中国共产党要加强国民在经济和科学方面的个人创造力，那么也必须放开对个人艺术创作自由的限制。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艺术家艾未未两周前在北京机场被警方人员带走，目前已经被正式逮捕。
来源：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14994087,00.html
艾晓明: 访艾未未谈网络、公民艺术与问责 (敏感词： 草泥马之乡 色情 国保 长安街 信息公开 )
艾晓明 @ 2010-6-27 9:23
原文地址：http://www.bullogger.com/blogs/XIAOMINGAI/archives/361724.aspx
“这是有人类以后，发生的最大一次变革”
——访艾未未谈网络、公民艺术与问责
艾晓明
敏感词： 草泥马之乡 色情 国保 长安街 信息公开
时间：2010 年 4月1日
地点：北京草场地258号，艾未未工作室
图一：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邮车带来远方的回复，带走给推友们的神秘礼物
写在前面：《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剪完之后，我去北京草场地，给艾未未和工作室的朋友们看。看完后大家觉得没问题，可以公开；但因为剪辑软件不兼容，未未工作室的老张可是忙活了了好几天，才把作品压成上网。
图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碟片设计图之一，海涛
我借机和艾未未做了以下访谈，上次见面，还是做《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采访时。2010年4月前，艾未未出访科隆、纽约，春节前后的故事也不少。冬去春来，草场地满园春色。
图三：哥俩好啊
为读者阅读方便，我给谈话内容增加了小标题。
艾晓明（下略）：我在网上看到你在纽约和推特发明人对谈，金融危机、社会变革等……
艾未未（下略）：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化以后遇到的第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非常好：就是说互联网时代，它真正使原始的结构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了最大的变化。过去的权力、包括语言结构，包括系统的运转模式，都建构在传统的价值体系之上。有了互联网之后，实际上这个变化非常大，只是大家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就是个人有可能独立获得信息，构成自己的判断，然后进行表达。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这是有人类以后，发生的最大一次变革。
一“这样的社会，我觉得非常危险”
你跟推特的发明人谈到这个问题没有？
我们没有探讨这么详细的问题，没有谈到美学、政治学跟互联网的关系。主要还是谈的中国面临的处境。我觉得是一个困境，就是说，当一个社会高度发展的时候，它必须依靠或者建立在大多数人信息不完备、被遮挡、屏蔽的情况下；那么这样的社会，我认为非常危险。我觉得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情况，尤其对极权国家的情况不够了解。我做了一个比喻，在和赫塔·米勒（HERTA MUELLER）的谈话中，我就说：大多数人都说，哦极权，极权是怎么回事？这就像你说下雨是怎么回事，这个是不好表述的。只有站在雨中，你才知道下雨是怎么回事。它是一个全面的信息和全面的状态。所有的困境不是完全可以用语言来表述的。
所以中国这个状态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当我说，中国没有几个最大的国际互联网平台的时候，所有人都很吃惊。那么我说，中国也没有推特，也没有CNN的时候，作为西方人不太能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没有？那么我说你看看都哪些国家没有吧：北朝鲜没有，伊朗没有，古巴没有。我觉得这个已经说明问题了，就说什么样的政权需要维护自己的统治，是建立在绝大多数人或者所有人失去他们的行为能力，失去他们一些最基本的权力？
你这样直接批评政府，不觉得对自己有威胁吗？
这个问题我不断地回答，西方人也不断地问，说你这样的批评会不会有威胁。我是这样回答的。我说，实际上我们从来都生活在威胁之中。这个威胁已经伤害到我们生活中最基本的权益、情感、行为方式，我们对自己的判断、对外面的看法。这种威胁还不够大吗？难道只有把我放在监狱里才叫威胁吗？只有一拳打到我头上才叫威胁吗？因为我说过人又不是猪，要刀架在脖子上才叫威胁。我们的处境就已经是威胁。第二我说如果我不这样说，这个威胁仍然是存在的，这个威胁更多地体现在我的邻居、我的朋友或者我不认识的一些人身上。但是我希望通过我这样说，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去说。我说多一个人说，我的威胁少了一半，一百个人说，我的威胁是百分之一，这个帐是很容易算得清的。
赫塔·米勒怎么回应？
米勒她是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她是罗马尼亚的一位犹太人，曾经受到罗马尼亚安全机构的威胁，跟踪、调查，和这儿情况一样。我记得在一篇文章里，她提到一点非常有意思，就是罗马尼亚的安全系统希望发展她成为线人，她说了一句话：我不能那样做，因为那不是我的character；就是说我这个人不是这样的，如果我这样做了我就没了，我这个人就等于不存在了。
图四：网络漫画 艾未未与米勒
她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反极权主义者，在每一次谈话里面，她都在谈这个问题。她说我们是在为那些死去的人谈话，我写作是因为我为那些死去的人在写。她是非常清楚的这么一位女性，别的东西都不可能改变她，荣誉或者是……都不可能改变她。这个我觉得很了不起，她拒绝去放弃，拒绝去遗忘。
因为记忆和坚持是很痛苦的事情，反极权在世界上不是一个时尚的、热门的话题，没有人老是愿意去提及所谓个人的不幸，或者是一个族群的不幸。对不对？因为大多数人不是生活在这么一个状态之下。
米勒倒是问过我一个问题，就是说，推特也好互联网也好，你们是不是过大强调甚至夸张了它的能力？她想到的是，伊朗革命中用它，政府最后是非常傲慢的，该抓抓，该杀杀。我觉得她说的一半是对的，简单从认知上面来完成对这样的政府或者当政者的声讨，是不能够完成整个社会变革的，她当然需要其他很多方面的跟进。但是我说，如果我们在一个黑屋子里，我们只有这个蜡烛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点起这根蜡烛。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可能，这是中国的一个情况。
你这些想法也跟国保说过？你说最近国保来找你了？
图五 大眼睛
我和他们有交往。主要是他们希望能跟我多接触一下，交流一下。是建立一下接触，倒没有什么真正的交流，主要是我在谈。我还是很清楚地在谈我自己的观点：这个国家这样可不可能，就说这么做，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我说民主不是一个政治理想，民主是一个有效的手段，是一个国家怎么样进入到一种新的可能性中，而不是说……因为显然这个问题是很大的。因为你可以不民主，但你也要有一个改变的方式啊。所以我们有一些交流，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
图六 发课——大眼瞪小眼
二 “我们都是色情的产物”
我看网上那个草泥马之乡，那些照片。
我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就是到你这来聚会，然后跳起来？
图七 赵赵拍摄 裸奔
如果了解我的人会发现，我在理论上是很坚定的，或者有一个持久的思考。但我的行为是很即兴甚至无厘头和不假思索的。因为我不太愿意给我的行为每次做一次判断，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但是行为又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所有的态度都是要靠行为来完成的，我很怀疑那些只有态度没有行为的人。当然你说，态度也是一种行为，但是那个行为比较可疑。
所以经常有些事情，比如说像那次就是网上几个朋友说，我们想来看你，我说可以呀。他说我们想叫一些人来，很多人都想来，我说那好吧；推特上的人其实天天都泡在一起，我上得比较晚，也有几个月时间了。这么多推友想见一面，其实是一件比较忌讳的事情。但我也说，那见面就见面吧，就大家吃饭什么的。但是我想提出一个要求，那来了我们都得脱啊，就完全是临时这么一说。
来了以后我说那大家都脱吧，大家都很扭捏，因为都不认识。可能里面有两个人认识，有很多人都不认识。但是我觉得脱是一个态度，实际上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优势是，公开和不遮挡。我觉得这样一个态度我可以做到，但是我不知道政府能不能做到，显然他们是做不到的。
那报纸上说，夫妻在屋里放黄片都给弄到派出所去，你们一群人在这儿裸体，你不觉得会被认为是色情吗？
色情在生活中我不认为是个问题，我们都是色情的产物，而且还会一直色情下去。只要这个不伤害到他人的利益，又在法律的框架之内。我觉得色情一点没什么不好。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所有的这些跳起来的身体又并不色情，因为他的诉求不是一个具体的性对象。你怎么看这个裸露的身体？
我觉得，裸露对我来说是一种释放，是把话说白了这么一件事。因为我们都过多带有文化的伪装、历史的痕迹。然后我们为我们的行为找太多的去或者不去、做或者不做的理由。但实际上，我觉得直觉和本质的东西可能更接近我们要追求的一个社会的品质。就是说，让每个人有机会表达，让每个人有表达的可能，每一个身体和另外一个人是一样的。实际上你看大家都脱的时候，你很难分辨谁是谁了；其实这不太重要了。你看到的有胖的、有瘦的、有跳得高的、有跳得低的，但我们都看他们，哦是一个个裸体。
当你跳起来的时候，那个时间很短。大家跳的时候照相机拍下这一瞬间。但这一瞬间放在网络上，它就变成凝固的图像，变得很长久。那么，如果在一个世俗的框架里来看，你不会觉得别人来观察你身体的每一部分包括隐私，你不会觉得这是隐私吗？
详见白糖罐的公开图片库
我觉得对于一个普通的人、尤其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的人，是没有隐私的。因为我们并不具有可被隐蔽的成分。虽然你说，哦，这是你的隐私；实际上你说你的隐私时别人连兴趣都没有。所以隐私必须建立在广泛的兴趣上，这个隐私才是隐私。当别人对你完全没有兴趣的时候，是没有隐私的。昆虫没有隐私，就像你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一样。因为第一你不具有可属性和特殊性，单一性在那儿，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隐私是不重要的。
如果说，对很多人来讲，无论是学者还是艺术家，让他们脱光了跳，可能都有心理障碍。
这也是我希望挑战的一部分，实际上谁都有心理障碍的，对不对？我觉得我们能走多远，涉及到我们对自身的认识有多彻底。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障碍？我们常常会问。实际上，我们的身体难道不值得我们骄傲吗?难道我们之间这么想见面，难道我们不想见得更多一点吗？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需要把话问得更进一步。这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位置上，让自己实际上是很尴尬的位置。但是当你走过这一步的时候，你会比原来更透亮一点。
当你们脱完了，再穿上的时候，你觉得大家的关系都密切了一点吗？
显然的，不信我们可以脱下试试看。
好，我再问你……
转话题了。
哈哈，是的。我的意思是说，后来又上了天安门了……
因为我觉得生活是靠细节来完成的，我刚才还想说完的，真正是靠细节完成的。实际上所有的遮挡都是细节部分去掉了，然后让我们感觉很安全，很不屑一顾。但实际上细节出现的时候，情感还有状态都发生了变化，你看到没看到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三 “世界上最成功的一个游行”
然后不久就上了长安街，这在国外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件事。
对。
当时你怎么看？
我以前说过一句话，我在处理大的问题的时候，都是用最快的判断。比如说我是不是回国，很多人都说这是太大的事儿了。你在美国待了十二年了，你是不是先回去看看，或者你先来回走一走或了解一下。我根本没有说，回去我就把所有的东西一打包我就回来了。不准备再看看我是什么样，因为我常常做最坏的打算，因为我对自己没有什么自视很高的状态。最坏的打算是什么？不就是把我抓起来吗？
可有人一直说：艾未未和普通中国人不一样，因为他有国外的居住证，他有国外的护照。你的护照到底是哪里的？
最初，其实我刚开始折腾的时候，人们都说，哦艾未未就是哗众取宠，对不对？他就是想借这个出名。后来他发现我其实很有名，不需要靠这个出名，大家这块不说了，就是关于我的这种说法吧。然后就说，他是外国人护照，他没事，他随时可以跑，我只好把我的中国护照贴上去。因为没人相信一个中国人，我们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到美国十几年以后，仍然拿着这本中国护照。那他们又不说了，他们现在只能说，他是靠他父亲什么的。
我跟我父亲其实没太大关系的，都是媒体为了有时候登我一个东西，他们觉得在编辑上很难通过，把我父亲搬出来。实际上他们也不是太想谈这个事，因为究竟一代人和另一代人的诉求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大家其实现在也不太说了，顶多就说——谣言啦：他拿着美国人的钱，或者有什么反华势力资助他。
我觉得我不需要反华势力来资助我吧，我本人就是反华势力。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很好笑。那么，关于我为什么能这样做，那是因为我做了以后你们才问这个问题啊。我做之前你说我能这样做吗？大多数人，连我家人、朋友都跟我说：未未——我九十年代初出黑皮书的时候，当时所有人都说，这书出来你就完了，肯定是完了，这不可能的。我说那我先出来才能知道是不是完了，对不对?我不能说先预料我完了，那我本身已经成了这个思维体系的一部分了，我先牺牲了。那么我出了以后没完，然后2000年做不合作方式展览的时候，有人说，啊，你敢做这样的展览？做了肯定是完了，这不可能的嘛。
“不合作方式”展览是怎么回事？
“不合作方式”是我们有五十来个艺术家，多数是北京的，全国各地都有，我们在上海做的一个很大的展览。这个展览第一次提出我们要不合作，所有艺术家最重要的价值，最本质的一个价值是他的特殊性和个性化。就是说，他不但对现有政权的政治体系不合作，他对西方文化的结构也是不合作的。他对所有的强权不合作。当时谈这个问题还是很少的，然后又把它付诸一个展览来做。
那是哪一年？
2000年当时我们做完以后就被封了嘛，这个展览据说激怒了很多人。到时可以给你一本画册。人家说艾未未是零几年以后才发生了变化，做完鸟巢才发生变化，我觉得这对我太不了解了。
你知道我是在纽约的时候，就说什么公民记者，什么维权，可能我是最早的。对啊，反对海湾战争的游行、反同性恋歧视的游行、地方的维权运动，我都是参加的。我跟美国的人权协会，跟美国的civil liberty union，叫民众维权协会，跟这些都是长期打交道的。
这个可能跟我童年的经验有关，因为我毕竟是生活在被整个社会歧视和凌辱的一个家庭。我不觉得这个家庭有什么特殊，但是那个时代都是那样的，至少我不认为这是一件应该习惯的事情。所以我们从1978年开始做星星画展，然后当时的民主墙这些事。虽然我很小，这些经验我都是有的。
受歧视的家庭有两种情况，有一种是很反叛的，也有一种是被驯化的。
我从小是性格非常反叛的。那么我家里人、我父亲他们都这样说，我是一个天生的反对派。基本上别人说什么我都会用我的方式来提出一个问题，这已经是我血液中的东西。这跟我做的作品、我的世界观，还有我的一些美学哲学的思考有关。
你父母是鼓励这方面，还是想让你改一改？
我父母当然觉得很烦恼，这个人怎么这么麻烦呢？他们当然也不会让我改，但肯定有时候就会有一些矛盾出来。
然后那天你们就想好了上长安街了？
没想。我们做他没有追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没想。你如果有组织有计划，那这是另外一件事，这非常符合他们的套路，你知道吧？他必须抓住你这儿有组织有计划，有证据，对不对？我当时是在城里帮别人做设计、要选一套瓷器的时候，接到了电话，徐烨说：未未，家里有几个艺术家来了。我还迟疑纳闷，因为我这儿不太接待艺术家的。
我说什么事啊？他说他们打得头破血流的坐着，等你想跟你聊一聊。我说哎呀那我回不来呀，我刚过来，这样让他们等一个小时吧。实际上我在选完回来已经两个小时过去了，那么这些人也走了。我问了一下，其中一个人我是认识的叫大吴。我说哦大吴来了，怎么回事怎么会头破血流的？然后我说这样吧，他们也不远，离我这儿也就一公里左右，那我过去看一下。
因为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人家来找我等了这么久我也没回来。去了一看呢，虽说没看到他们，通了电话。因为他们正在开会，我觉得他们比较紧张，因为我了解的情况，跟旁边那个叫正阳艺术区的人谈的时候我就说, 怎么回事？他们就说，嗨昨天晚上有一百多个，有人说一百有人说两百人，拿着棍棒、刀闯了进来，打了几个艺术家；包括今天来找我的三个艺术家、还有一个日本的艺术家。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都全傻了。
我说，根据我维权的经验，你们艺术家搞维权是扯淡的事。为什么？因为你们太鸡贼了，蒙蒙自己的事，然后在自己的画室里发泄一下，或者在自己的社区里发泄一下。我说维权不是互相感动的事，维权是一种很具体的，你到底是怎么样去维护，这个权力是怎么样的一个权力；你这点都认识不清，怎么去维权？
后来他们把我这句话公布出来了，就说六十年了，面对这么一个政府，你们还能相信他们，那我觉得你应该对着镜子大喊三声傻逼。这话一听肯定是我说的，但是当时我确实挺愤怒的。我说一方面人家都这样欺负你们了，另一方面你们自己还在那儿自作多情啊，还在那很矫情地玩这种艺术展之类的。而且我特别觉得他们很回避这些问题，现在是打到头上了。但这时候，大吴他们来了，头上都是血什么地说，那咱们走吧。我说那走就走吧，我们连商量都没商量；直接，我说咱们往哪儿开？他们说直接往王府井。我说王府井车过不去，因为我们的车那天号也不对。我说咱们这样好不好，往长安街和东直门那边开，被停在哪儿我们就从哪儿下来。
从长安街到了东直门那儿，然后我们把车停了下来。他们打起了条幅，我就是拿这个推特和手机发这个推特，然后还拍摄摄像。因为你这个游行如果是不能把声音传出去，这个游行是没有任何含义的，对不对？你可以天天游行的，只不过不会传出去的话。那么我就把它直接发到了推特上，当然我推特一发，很多媒体记者都能看到。我觉得，这就成了世界上最成功的一个游行。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组织，闪电式、没有组织地进入到一个状态中。支持我们的就说你不能这样做，但我们有权表达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要求。
图八 转自威廉退尔的博客 艾未未拍摄艺术家游行
那天很多警察的吧？
你看吧，所以你不能想这么多。是很多警察，我想我们可能下车就被抓了。但是我们下车以后，再往前走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咦，没有警察。因为他是一个悬空的中间那样，我们走了很远都没有警察。最近我听说长安街有一个条例出来了，就是整个长安街有一个安全防卫的条例。可能现在你去，连接近都接近不了啦。但那个时候我们一直在走，说哎警察怎么还不来啊？奇怪。走很久喊口号，打着条幅，然后折腾……
车是有的，交通车是有的？
交通车特别多，因为很多人看，很多人在拍照，很多人在发出信息。
我在推特上看到说后来扭打着前进？
也没有扭打，就是警察……
我当时想，很多人都很有谋略，然后会想很久，把自己都吓死了。一听说长安街可能两腿都发抖了，这是我们一条街啊！这条街是为人民而修的、最宽最长的一条街，我们不走谁走啊？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原则问题，就是说你不要先把自己吓着了。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事不是很简单吗？一百多个人打了人，然后北京“两会”前，然后黑社会、地方政府、发展商。这道理能拿出来讲吗？所以说我觉得北京的公安处理得很理智。
就说这个事是他们错在前，不予追究。但是，是可以追究的，因为游行是有管理条例的。那我说你们追究就追究嘛，去的人肯定是不怕追究才去的，对不对？谁敢到天安门广场这么做啊？那么六个人打出三个条幅——三个条幅还必须六个人打，其中一个人一直手推着轮椅车，然后我拍摄像和发推特；这个事也就算完成了。我们不通知一家媒体，因为我觉得我们本身就是媒体；我们本身就是发声，我们本身就是传播。所以这个本身已经完全化解了过去的一种结构体系，我觉得漂亮也是漂亮在这儿。
这个事对很多人来讲，是因为有关于“六四”的记忆，流了那么多血。
我们做的速度你调坦克也来不及啊，就直接发生了。
可是你想，我们今天看谭作人，也就是一墙之隔。
当然我不是说这样是安全的，这样是很不安全的。我也不希望任何人去试着这样做，当然我也不必去我希望不希望，我知道没有人会去这样做的。中国人还都是很明白事理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傻帽呗，觉得该做的就做了，没太想。
四 “只要我还活着我肯定会问下去”
然后，“两会”期间，你们给“两会”代表递交了所有的提问？
图九 给四川各级政府要求信息公开的快件收据
嗯。关于四川5·12，我们想政府有这么好一个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发的。温总理不断在说，政府要求信息公开，更加透明，增加公民的知情权。我说所有的法律条例都在，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检验它呢？只有我们每一个人投入自己的参与。
关于四川地震我们做了一年多的公民调查，积累的问题成千上万。我们办公室用大量的时间写出这些问题，非常具体。跟专家、跟学者、跟律师一起，反复征求大家的意见。哪些问题是非常具体的，没有情绪化的，对不对？这些问题把它们用最平淡的话问出来，但是要问得非常具体，让人没有办法回避。
那我们问了建设部、民政厅，还有教育部、教育厅，还有公安，还有基金会，发出了一百多封信。可能他们政府有史以来没见过这么详细的问卷，我估计他们看第一眼就傻了，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们是按法律来的，你必须得回答。
我看他们用了大概有百十封信，全是用同样的句法来谈的：第一，能公开的都已公开了；第二，不能公开的属于秘密；第三，你们没有资格知道这些事情。那么这三条都是违反国务院信息公开条例的。但是我们不这样做，也不能判断政府是不讲理的，或者是推诿的，或者是遮掩的。我们必须这样做了才知道，对吧？
那我们还在努力，你还不公开我们只能告你。有的部门甚至不通知我们，有的很傲慢，像民政、还有教育部门，根本就不告诉我们。他收到信以后，本来七天应该给我们回复的，连回复都不回复。那我只能告你了，因为我们有这个告的权利。
那么，当我们告到法院的时候，法院也不给我们回复。我去到法院的时候，法院说：你把你这个资料拿回去吧，我们不能给你立案。我说：为什么不能立案啊？他违法了没有啊？他不回答。他说，你不具有询问信息的资格。
我说这个不是你法院要管的事，我告他们是告他们不给我回复。具体我回复的内容应不应该，那是另外一回事；法律规定他们必须给我回复。那么他们又不跟我争了，因为他们没有道理没有逻辑的。他说这是我们给你的答复，我说那不成的，你这样答复怎么成啊？你按照法院也得给我一个书面答复。即使你给我不立案，你也得给我一个通知的。这个不是你这样给我说一下就行了，他们又不说话了。
我说：你们不说话我就在这儿等，直到你们说话。我做好准备等——我事先没做任何准备的。但是我想，我们下棋只能这样一步一步来嘛。等到下班了，他们觉得我还不走，说我们下班了。我说作为一个法官你不能说下班了把我请出去吧？如果说下班了把我请出去的话，那意思就是说我明天再来啰？他们一看这个人太难缠了，最后他们还是做了让步，就说把你要求立案的文件收回来，然后我们向领导再反映，然后我们再给你通知。我说你早说这话不就没这事儿了吗？他们让我在那儿等了那么多个小时。
在哪家法院？
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那就是说四川这个事情还是会继续追问下去？
图十 艾未未工作室提供：2008年5·12后艾未未在震区拍摄
这个事我已经说下大话，夸下海口了；我说只要我还活着，我肯定是会问下去的。如果说这些名字还有一个学生没发现的话，那我还是会问下去的。显然还有很多学生我们没有办法发现，也没有政府的配合。他们如果不公开，没有人能知道。尽管我们已经发现了5212人，但是这里最后还有一百多人我们是找不到的。
可是你不觉得——这两年来公民追问受到了强烈打压，一个接一个的被送进监狱了，你不觉得这个努力很孤立吗？
怎么说呢，我觉得网络给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条件。尽管我孤立，我的声音并不可能完全被禁止，不会说完全听不到。但是我在想，如果我不说了的话，那还有这样的声音吗？如果有别人在说，我当然不用说了。如果说我不把一个一个人的名字、生日、哪个年级的，在哪所学校找出来的话，还有其他人找吗？谭作人在监狱里。
所以这些具体的事是很需要人来做的。大家都说哎呀你是个艺术家，好像你根本不应该做这种事情；但现在我觉得在国际社会上，大家对我还是比较能够理解。因为每次我都谈到，我是不是一个艺术家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基本的表达权力必须得到社会的维护。这个社会不管你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你都没有理由，没有任何理由、用任何的借口取代对这些基本事实的质问。
那你怎么看待来自理县教育局的那种回复？我指的是问你们是不是特务，你觉得它背后是什么逻辑在支持？
我觉得这个社会是一个非常僵化的社会，他们长期处在一个对伦理和世界道德甚至世界观和哲学的空缺下，变成了简单的官僚主义。这种非常腐败的体系、这么一个运转的结构，那么显然这些人没有能力去回答任何问题。他们可能是从部队转业的，或者从这样一个机构一层层上去的。那么这个机构只寻找认同他们方式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进入了一个最大的困难，那就是系统自身没有更新能力。西方社会是建立在一个理想的逻辑上，这个逻辑是说我们有自我调整的能力，我们靠理性来完成社会进展所需要的要求。那中国是什么呢，我们靠党性来完成。这个党性是什么？他们甚至不能尊重真正的党章或者宪法，实际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家族性的封建统治。
你最近决定再去四川一次，会不会预料这次去有什么风险？会出什么意外的状况？因为你这次去立案，要跟公检法打交道。
图十一 艾未未工作室提供：2008年5·12后艾未未在地震现场
我觉得一个维权的人，或者一个上访的人，他完全是体系的一个牺牲品。因为你是为了一个很简单的理想——我被别人伤害了，我必须尊重法律，在这个前提下，我必须去立个案，我要报下警。然后你发现，哦，这个系统是不支持你的；他们认为，你被打了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们不承认，谁见到了。那么这样你就必须用人性，用你的所有的尊严和对世界的理解来和这么一个简单的、荒谬的结论来对质。就是说我要么接受你所有的语言，那么就等于放弃我所有对世界的理解；要不然我还得为我的坚持付出一定的代价。对我来说，很难选择前者，我只能说这个事发生了，我把它完成。这是一个程序，我必须尽到责任。你如果连被打了都不去找他们，那不是被人笑话死了。
可是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给你们回复了对吧？
这个结果从最开始就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大多数人放弃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说，你跟这个社会斗，是不会有结果的。我也经常会这样想，哎呀没有结果的。但是没有结果我也得斗啊，因为这个是我的生活，我在这里啊。我的生活就是这些内容，没有比这些更有意思的内容了。因为你如果不维护你生命赋予你的最基本的权力，那你还需要什么呢？
上头也查你账号了，有没有人解释这个？
其实也不需要解释。我问过他们，说你为什么要查我账户啊？他们当时很吃惊——我怎么知道这事了。他说这是我们的常规做法，当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通常就是去查账。因为查我帐时，我当时出国了；所有人都认为，我不应该再回国了，他们说艾老师，你回去必然有危险，你想连公安部都来查你帐了。
我说，那就让危险发生吧。我说这个事情，没有发生的危险永远不是危险。所以说过段时间我还是回来了，我觉得他们也应该能看到。我觉得你在和任何人打交道的时候，包括通常我们所说的你的敌人或者什么打交道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告诉别人你的行为方式。你不能做一些让别人瞧不起的事情我觉得，对不对？我说的很简单，我在最后一篇博客里说的也很简单，意思是你不要太低估了我。
你觉得低估了你哪一点？
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低估了自己，都把自己看成一个并不能够真正为自己、为他人的痛苦或者是生命本身的尊严来说话，这个实际上是对生命价值的不理解。对我来说，我没这个问题。
看《花儿》人们会说艾未未在这个片子里怎么这么正常的？因为你在推特上的面貌好像是另外一种，会说脏话，发飙。
我可能有很多面，我想。我觉得我搞艺术的时候，搞建筑，都是不一样的。我做建筑的时候建筑师说，你比我们搞建筑的人还懂建筑还要严谨，我做艺术的时候又有很多不同。我觉得这个还是针对不同的受众吧，你的表达方式，我是比较看重表达方式的。
5·12两周年，你们工作室有什么自选动作？
我们通常没有什么太多的计划。因为我们手上的活儿已经非常多，想把它做完做实在，细节做好；然后需要投入的量很大。
《老妈蹄花》后来有没有找你？
没有人会找我的，这个社会没有人会找我。通常有没有人找你，有或者没有，你怎么办？我说他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我彻底灭掉。讲理他讲不过我，从哪一点他们能跟我谈道理呢?我又不是一个容易被说服的人。
我看你折腾这么多事，好像也不紧张啊？
我现在越来越不紧张了，坐在北京二院那边跟他们谈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多少有点兴奋，多少有点意想不到的成分，但这不是很好吗？处理了一些该处理的事，跟那些该打交道的人打交道，然后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解释这个问题。然后把它告诉他人，这是我们能做的事情嘛。
你可能出乎一些人的意料，因为有人会觉得像你这个状态，有时候在网上，在推特上很愤怒，会是活得很紧张或者是很愤怒的那种。
我有时候会很愤怒，有时候气得我真是够呛。但是有用吗？好像光是愤怒是没有用的。
图十二 “光是愤怒是没有用的"
后记：说到这里，艾未未接夏霖律师的电话，大家相约三天后去成都，聚会“老妈蹄花”。4月5日，艾未未一行当天到达成都，并赶去都江堰5·12学生墓地祭奠，结果被告知：这里没有墓地。4月6日，艾未未去西安路派出所报案。后一直没有答复。4月20日艾未未电话派出所，民警敖晓蓉称等上级答复。5月7日艾未未电话民警陈钢询问立案进展情况，他说经周密调查，严格依法，不立案亦不给《不予立案通知书》，并迅速挂断，拒绝再接电话。
电话录音: http://www1.360quan.com/music?uid=14450260
在艾未未到达学生墓地之前，我和刘艳萍乘另一辆车到达。都江堰学生墓地禁止拍摄，我对持对讲机的保安说，我不摄像，我只是把一个作品放到学生墓地的墓碑下，然后拍一张照片带给这位艺术家，告诉他：我把他的作品带给同学们了。经允许，我在这里留下了左小祖咒配乐、艾未未工作室制作的纪念品：4851——一个长长的遇难学生名单。
图十三 纪念碑 4851
2010年6月25-27日整理
原文地址：http://www.bullogger.com/blogs/XIAOMINGAI/archives/361724.aspx
“这是有人类以后，发生的最大一次变革”
——访艾未未谈网络、公民艺术与问责
艾晓明
敏感词： 草泥马之乡 色情 国保 长安街 信息公开
时间：2010 年 4月1日
地点：北京草场地258号，艾未未工作室
图一：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邮车带来远方的回复，带走给推友们的神秘礼物
写在前面：《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剪完之后，我去北京草场地，给艾未未和工作室的朋友们看。看完后大家觉得没问题，可以公开；但因为剪辑软件不兼容，未未工作室的老张可是忙活了了好几天，才把作品压成上网。
图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碟片设计图之一，海涛
我借机和艾未未做了以下访谈，上次见面，还是做《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采访时。2010年4月前，艾未未出访科隆、纽约，春节前后的故事也不少。冬去春来，草场地满园春色。
图三：哥俩好啊
为读者阅读方便，我给谈话内容增加了小标题。
艾晓明（下略）：我在网上看到你在纽约和推特发明人对谈，金融危机、社会变革等……
艾未未（下略）：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化以后遇到的第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非常好：就是说互联网时代，它真正使原始的结构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了最大的变化。过去的权力、包括语言结构，包括系统的运转模式，都建构在传统的价值体系之上。有了互联网之后，实际上这个变化非常大，只是大家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就是个人有可能独立获得信息，构成自己的判断，然后进行表达。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这是有人类以后，发生的最大一次变革。
一“这样的社会，我觉得非常危险”
你跟推特的发明人谈到这个问题没有？
我们没有探讨这么详细的问题，没有谈到美学、政治学跟互联网的关系。主要还是谈的中国面临的处境。我觉得是一个困境，就是说，当一个社会高度发展的时候，它必须依靠或者建立在大多数人信息不完备、被遮挡、屏蔽的情况下；那么这样的社会，我认为非常危险。我觉得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情况，尤其对极权国家的情况不够了解。我做了一个比喻，在和赫塔·米勒（HERTA MUELLER）的谈话中，我就说：大多数人都说，哦极权，极权是怎么回事？这就像你说下雨是怎么回事，这个是不好表述的。只有站在雨中，你才知道下雨是怎么回事。它是一个全面的信息和全面的状态。所有的困境不是完全可以用语言来表述的。
所以中国这个状态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当我说，中国没有几个最大的国际互联网平台的时候，所有人都很吃惊。那么我说，中国也没有推特，也没有CNN的时候，作为西方人不太能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没有？那么我说你看看都哪些国家没有吧：北朝鲜没有，伊朗没有，古巴没有。我觉得这个已经说明问题了，就说什么样的政权需要维护自己的统治，是建立在绝大多数人或者所有人失去他们的行为能力，失去他们一些最基本的权力？
你这样直接批评政府，不觉得对自己有威胁吗？
这个问题我不断地回答，西方人也不断地问，说你这样的批评会不会有威胁。我是这样回答的。我说，实际上我们从来都生活在威胁之中。这个威胁已经伤害到我们生活中最基本的权益、情感、行为方式，我们对自己的判断、对外面的看法。这种威胁还不够大吗？难道只有把我放在监狱里才叫威胁吗？只有一拳打到我头上才叫威胁吗？因为我说过人又不是猪，要刀架在脖子上才叫威胁。我们的处境就已经是威胁。第二我说如果我不这样说，这个威胁仍然是存在的，这个威胁更多地体现在我的邻居、我的朋友或者我不认识的一些人身上。但是我希望通过我这样说，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去说。我说多一个人说，我的威胁少了一半，一百个人说，我的威胁是百分之一，这个帐是很容易算得清的。
赫塔·米勒怎么回应？
米勒她是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她是罗马尼亚的一位犹太人，曾经受到罗马尼亚安全机构的威胁，跟踪、调查，和这儿情况一样。我记得在一篇文章里，她提到一点非常有意思，就是罗马尼亚的安全系统希望发展她成为线人，她说了一句话：我不能那样做，因为那不是我的character；就是说我这个人不是这样的，如果我这样做了我就没了，我这个人就等于不存在了。
图四：网络漫画 艾未未与米勒
她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反极权主义者，在每一次谈话里面，她都在谈这个问题。她说我们是在为那些死去的人谈话，我写作是因为我为那些死去的人在写。她是非常清楚的这么一位女性，别的东西都不可能改变她，荣誉或者是……都不可能改变她。这个我觉得很了不起，她拒绝去放弃，拒绝去遗忘。
因为记忆和坚持是很痛苦的事情，反极权在世界上不是一个时尚的、热门的话题，没有人老是愿意去提及所谓个人的不幸，或者是一个族群的不幸。对不对？因为大多数人不是生活在这么一个状态之下。
米勒倒是问过我一个问题，就是说，推特也好互联网也好，你们是不是过大强调甚至夸张了它的能力？她想到的是，伊朗革命中用它，政府最后是非常傲慢的，该抓抓，该杀杀。我觉得她说的一半是对的，简单从认知上面来完成对这样的政府或者当政者的声讨，是不能够完成整个社会变革的，她当然需要其他很多方面的跟进。但是我说，如果我们在一个黑屋子里，我们只有这个蜡烛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点起这根蜡烛。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可能，这是中国的一个情况。
你这些想法也跟国保说过？你说最近国保来找你了？
图五 大眼睛
我和他们有交往。主要是他们希望能跟我多接触一下，交流一下。是建立一下接触，倒没有什么真正的交流，主要是我在谈。我还是很清楚地在谈我自己的观点：这个国家这样可不可能，就说这么做，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我说民主不是一个政治理想，民主是一个有效的手段，是一个国家怎么样进入到一种新的可能性中，而不是说……因为显然这个问题是很大的。因为你可以不民主，但你也要有一个改变的方式啊。所以我们有一些交流，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
图六 发课——大眼瞪小眼
二 “我们都是色情的产物”
我看网上那个草泥马之乡，那些照片。
我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就是到你这来聚会，然后跳起来？
图七 赵赵拍摄 裸奔
如果了解我的人会发现，我在理论上是很坚定的，或者有一个持久的思考。但我的行为是很即兴甚至无厘头和不假思索的。因为我不太愿意给我的行为每次做一次判断，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但是行为又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所有的态度都是要靠行为来完成的，我很怀疑那些只有态度没有行为的人。当然你说，态度也是一种行为，但是那个行为比较可疑。
所以经常有些事情，比如说像那次就是网上几个朋友说，我们想来看你，我说可以呀。他说我们想叫一些人来，很多人都想来，我说那好吧；推特上的人其实天天都泡在一起，我上得比较晚，也有几个月时间了。这么多推友想见一面，其实是一件比较忌讳的事情。但我也说，那见面就见面吧，就大家吃饭什么的。但是我想提出一个要求，那来了我们都得脱啊，就完全是临时这么一说。
来了以后我说那大家都脱吧，大家都很扭捏，因为都不认识。可能里面有两个人认识，有很多人都不认识。但是我觉得脱是一个态度，实际上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优势是，公开和不遮挡。我觉得这样一个态度我可以做到，但是我不知道政府能不能做到，显然他们是做不到的。
那报纸上说，夫妻在屋里放黄片都给弄到派出所去，你们一群人在这儿裸体，你不觉得会被认为是色情吗？
色情在生活中我不认为是个问题，我们都是色情的产物，而且还会一直色情下去。只要这个不伤害到他人的利益，又在法律的框架之内。我觉得色情一点没什么不好。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所有的这些跳起来的身体又并不色情，因为他的诉求不是一个具体的性对象。你怎么看这个裸露的身体？
我觉得，裸露对我来说是一种释放，是把话说白了这么一件事。因为我们都过多带有文化的伪装、历史的痕迹。然后我们为我们的行为找太多的去或者不去、做或者不做的理由。但实际上，我觉得直觉和本质的东西可能更接近我们要追求的一个社会的品质。就是说，让每个人有机会表达，让每个人有表达的可能，每一个身体和另外一个人是一样的。实际上你看大家都脱的时候，你很难分辨谁是谁了；其实这不太重要了。你看到的有胖的、有瘦的、有跳得高的、有跳得低的，但我们都看他们，哦是一个个裸体。
当你跳起来的时候，那个时间很短。大家跳的时候照相机拍下这一瞬间。但这一瞬间放在网络上，它就变成凝固的图像，变得很长久。那么，如果在一个世俗的框架里来看，你不会觉得别人来观察你身体的每一部分包括隐私，你不会觉得这是隐私吗？
详见白糖罐的公开图片库
我觉得对于一个普通的人、尤其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的人，是没有隐私的。因为我们并不具有可被隐蔽的成分。虽然你说，哦，这是你的隐私；实际上你说你的隐私时别人连兴趣都没有。所以隐私必须建立在广泛的兴趣上，这个隐私才是隐私。当别人对你完全没有兴趣的时候，是没有隐私的。昆虫没有隐私，就像你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一样。因为第一你不具有可属性和特殊性，单一性在那儿，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隐私是不重要的。
如果说，对很多人来讲，无论是学者还是艺术家，让他们脱光了跳，可能都有心理障碍。
这也是我希望挑战的一部分，实际上谁都有心理障碍的，对不对？我觉得我们能走多远，涉及到我们对自身的认识有多彻底。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障碍？我们常常会问。实际上，我们的身体难道不值得我们骄傲吗?难道我们之间这么想见面，难道我们不想见得更多一点吗？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需要把话问得更进一步。这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位置上，让自己实际上是很尴尬的位置。但是当你走过这一步的时候，你会比原来更透亮一点。
当你们脱完了，再穿上的时候，你觉得大家的关系都密切了一点吗？
显然的，不信我们可以脱下试试看。
好，我再问你……
转话题了。
哈哈，是的。我的意思是说，后来又上了天安门了……
因为我觉得生活是靠细节来完成的，我刚才还想说完的，真正是靠细节完成的。实际上所有的遮挡都是细节部分去掉了，然后让我们感觉很安全，很不屑一顾。但实际上细节出现的时候，情感还有状态都发生了变化，你看到没看到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三 “世界上最成功的一个游行”
然后不久就上了长安街，这在国外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件事。
对。
当时你怎么看？
我以前说过一句话，我在处理大的问题的时候，都是用最快的判断。比如说我是不是回国，很多人都说这是太大的事儿了。你在美国待了十二年了，你是不是先回去看看，或者你先来回走一走或了解一下。我根本没有说，回去我就把所有的东西一打包我就回来了。不准备再看看我是什么样，因为我常常做最坏的打算，因为我对自己没有什么自视很高的状态。最坏的打算是什么？不就是把我抓起来吗？
可有人一直说：艾未未和普通中国人不一样，因为他有国外的居住证，他有国外的护照。你的护照到底是哪里的？
最初，其实我刚开始折腾的时候，人们都说，哦艾未未就是哗众取宠，对不对？他就是想借这个出名。后来他发现我其实很有名，不需要靠这个出名，大家这块不说了，就是关于我的这种说法吧。然后就说，他是外国人护照，他没事，他随时可以跑，我只好把我的中国护照贴上去。因为没人相信一个中国人，我们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到美国十几年以后，仍然拿着这本中国护照。那他们又不说了，他们现在只能说，他是靠他父亲什么的。
我跟我父亲其实没太大关系的，都是媒体为了有时候登我一个东西，他们觉得在编辑上很难通过，把我父亲搬出来。实际上他们也不是太想谈这个事，因为究竟一代人和另一代人的诉求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大家其实现在也不太说了，顶多就说——谣言啦：他拿着美国人的钱，或者有什么反华势力资助他。
我觉得我不需要反华势力来资助我吧，我本人就是反华势力。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很好笑。那么，关于我为什么能这样做，那是因为我做了以后你们才问这个问题啊。我做之前你说我能这样做吗？大多数人，连我家人、朋友都跟我说：未未——我九十年代初出黑皮书的时候，当时所有人都说，这书出来你就完了，肯定是完了，这不可能的。我说那我先出来才能知道是不是完了，对不对?我不能说先预料我完了，那我本身已经成了这个思维体系的一部分了，我先牺牲了。那么我出了以后没完，然后2000年做不合作方式展览的时候，有人说，啊，你敢做这样的展览？做了肯定是完了，这不可能的嘛。
“不合作方式”展览是怎么回事？
“不合作方式”是我们有五十来个艺术家，多数是北京的，全国各地都有，我们在上海做的一个很大的展览。这个展览第一次提出我们要不合作，所有艺术家最重要的价值，最本质的一个价值是他的特殊性和个性化。就是说，他不但对现有政权的政治体系不合作，他对西方文化的结构也是不合作的。他对所有的强权不合作。当时谈这个问题还是很少的，然后又把它付诸一个展览来做。
那是哪一年？
2000年当时我们做完以后就被封了嘛，这个展览据说激怒了很多人。到时可以给你一本画册。人家说艾未未是零几年以后才发生了变化，做完鸟巢才发生变化，我觉得这对我太不了解了。
你知道我是在纽约的时候，就说什么公民记者，什么维权，可能我是最早的。对啊，反对海湾战争的游行、反同性恋歧视的游行、地方的维权运动，我都是参加的。我跟美国的人权协会，跟美国的civil liberty union，叫民众维权协会，跟这些都是长期打交道的。
这个可能跟我童年的经验有关，因为我毕竟是生活在被整个社会歧视和凌辱的一个家庭。我不觉得这个家庭有什么特殊，但是那个时代都是那样的，至少我不认为这是一件应该习惯的事情。所以我们从1978年开始做星星画展，然后当时的民主墙这些事。虽然我很小，这些经验我都是有的。
受歧视的家庭有两种情况，有一种是很反叛的，也有一种是被驯化的。
我从小是性格非常反叛的。那么我家里人、我父亲他们都这样说，我是一个天生的反对派。基本上别人说什么我都会用我的方式来提出一个问题，这已经是我血液中的东西。这跟我做的作品、我的世界观，还有我的一些美学哲学的思考有关。
你父母是鼓励这方面，还是想让你改一改？
我父母当然觉得很烦恼，这个人怎么这么麻烦呢？他们当然也不会让我改，但肯定有时候就会有一些矛盾出来。
然后那天你们就想好了上长安街了？
没想。我们做他没有追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没想。你如果有组织有计划，那这是另外一件事，这非常符合他们的套路，你知道吧？他必须抓住你这儿有组织有计划，有证据，对不对？我当时是在城里帮别人做设计、要选一套瓷器的时候，接到了电话，徐烨说：未未，家里有几个艺术家来了。我还迟疑纳闷，因为我这儿不太接待艺术家的。
我说什么事啊？他说他们打得头破血流的坐着，等你想跟你聊一聊。我说哎呀那我回不来呀，我刚过来，这样让他们等一个小时吧。实际上我在选完回来已经两个小时过去了，那么这些人也走了。我问了一下，其中一个人我是认识的叫大吴。我说哦大吴来了，怎么回事怎么会头破血流的？然后我说这样吧，他们也不远，离我这儿也就一公里左右，那我过去看一下。
因为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人家来找我等了这么久我也没回来。去了一看呢，虽说没看到他们，通了电话。因为他们正在开会，我觉得他们比较紧张，因为我了解的情况，跟旁边那个叫正阳艺术区的人谈的时候我就说, 怎么回事？他们就说，嗨昨天晚上有一百多个，有人说一百有人说两百人，拿着棍棒、刀闯了进来，打了几个艺术家；包括今天来找我的三个艺术家、还有一个日本的艺术家。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都全傻了。
我说，根据我维权的经验，你们艺术家搞维权是扯淡的事。为什么？因为你们太鸡贼了，蒙蒙自己的事，然后在自己的画室里发泄一下，或者在自己的社区里发泄一下。我说维权不是互相感动的事，维权是一种很具体的，你到底是怎么样去维护，这个权力是怎么样的一个权力；你这点都认识不清，怎么去维权？
后来他们把我这句话公布出来了，就说六十年了，面对这么一个政府，你们还能相信他们，那我觉得你应该对着镜子大喊三声傻逼。这话一听肯定是我说的，但是当时我确实挺愤怒的。我说一方面人家都这样欺负你们了，另一方面你们自己还在那儿自作多情啊，还在那很矫情地玩这种艺术展之类的。而且我特别觉得他们很回避这些问题，现在是打到头上了。但这时候，大吴他们来了，头上都是血什么地说，那咱们走吧。我说那走就走吧，我们连商量都没商量；直接，我说咱们往哪儿开？他们说直接往王府井。我说王府井车过不去，因为我们的车那天号也不对。我说咱们这样好不好，往长安街和东直门那边开，被停在哪儿我们就从哪儿下来。
从长安街到了东直门那儿，然后我们把车停了下来。他们打起了条幅，我就是拿这个推特和手机发这个推特，然后还拍摄摄像。因为你这个游行如果是不能把声音传出去，这个游行是没有任何含义的，对不对？你可以天天游行的，只不过不会传出去的话。那么我就把它直接发到了推特上，当然我推特一发，很多媒体记者都能看到。我觉得，这就成了世界上最成功的一个游行。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组织，闪电式、没有组织地进入到一个状态中。支持我们的就说你不能这样做，但我们有权表达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要求。
图八 转自威廉退尔的博客 艾未未拍摄艺术家游行
那天很多警察的吧？
你看吧，所以你不能想这么多。是很多警察，我想我们可能下车就被抓了。但是我们下车以后，再往前走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咦，没有警察。因为他是一个悬空的中间那样，我们走了很远都没有警察。最近我听说长安街有一个条例出来了，就是整个长安街有一个安全防卫的条例。可能现在你去，连接近都接近不了啦。但那个时候我们一直在走，说哎警察怎么还不来啊？奇怪。走很久喊口号，打着条幅，然后折腾……
车是有的，交通车是有的？
交通车特别多，因为很多人看，很多人在拍照，很多人在发出信息。
我在推特上看到说后来扭打着前进？
也没有扭打，就是警察……
我当时想，很多人都很有谋略，然后会想很久，把自己都吓死了。一听说长安街可能两腿都发抖了，这是我们一条街啊！这条街是为人民而修的、最宽最长的一条街，我们不走谁走啊？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原则问题，就是说你不要先把自己吓着了。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事不是很简单吗？一百多个人打了人，然后北京“两会”前，然后黑社会、地方政府、发展商。这道理能拿出来讲吗？所以说我觉得北京的公安处理得很理智。
就说这个事是他们错在前，不予追究。但是，是可以追究的，因为游行是有管理条例的。那我说你们追究就追究嘛，去的人肯定是不怕追究才去的，对不对？谁敢到天安门广场这么做啊？那么六个人打出三个条幅——三个条幅还必须六个人打，其中一个人一直手推着轮椅车，然后我拍摄像和发推特；这个事也就算完成了。我们不通知一家媒体，因为我觉得我们本身就是媒体；我们本身就是发声，我们本身就是传播。所以这个本身已经完全化解了过去的一种结构体系，我觉得漂亮也是漂亮在这儿。
这个事对很多人来讲，是因为有关于“六四”的记忆，流了那么多血。
我们做的速度你调坦克也来不及啊，就直接发生了。
可是你想，我们今天看谭作人，也就是一墙之隔。
当然我不是说这样是安全的，这样是很不安全的。我也不希望任何人去试着这样做，当然我也不必去我希望不希望，我知道没有人会去这样做的。中国人还都是很明白事理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傻帽呗，觉得该做的就做了，没太想。
四 “只要我还活着我肯定会问下去”
然后，“两会”期间，你们给“两会”代表递交了所有的提问？
图九 给四川各级政府要求信息公开的快件收据
嗯。关于四川5·12，我们想政府有这么好一个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发的。温总理不断在说，政府要求信息公开，更加透明，增加公民的知情权。我说所有的法律条例都在，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检验它呢？只有我们每一个人投入自己的参与。
关于四川地震我们做了一年多的公民调查，积累的问题成千上万。我们办公室用大量的时间写出这些问题，非常具体。跟专家、跟学者、跟律师一起，反复征求大家的意见。哪些问题是非常具体的，没有情绪化的，对不对？这些问题把它们用最平淡的话问出来，但是要问得非常具体，让人没有办法回避。
那我们问了建设部、民政厅，还有教育部、教育厅，还有公安，还有基金会，发出了一百多封信。可能他们政府有史以来没见过这么详细的问卷，我估计他们看第一眼就傻了，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们是按法律来的，你必须得回答。
我看他们用了大概有百十封信，全是用同样的句法来谈的：第一，能公开的都已公开了；第二，不能公开的属于秘密；第三，你们没有资格知道这些事情。那么这三条都是违反国务院信息公开条例的。但是我们不这样做，也不能判断政府是不讲理的，或者是推诿的，或者是遮掩的。我们必须这样做了才知道，对吧？
那我们还在努力，你还不公开我们只能告你。有的部门甚至不通知我们，有的很傲慢，像民政、还有教育部门，根本就不告诉我们。他收到信以后，本来七天应该给我们回复的，连回复都不回复。那我只能告你了，因为我们有这个告的权利。
那么，当我们告到法院的时候，法院也不给我们回复。我去到法院的时候，法院说：你把你这个资料拿回去吧，我们不能给你立案。我说：为什么不能立案啊？他违法了没有啊？他不回答。他说，你不具有询问信息的资格。
我说这个不是你法院要管的事，我告他们是告他们不给我回复。具体我回复的内容应不应该，那是另外一回事；法律规定他们必须给我回复。那么他们又不跟我争了，因为他们没有道理没有逻辑的。他说这是我们给你的答复，我说那不成的，你这样答复怎么成啊？你按照法院也得给我一个书面答复。即使你给我不立案，你也得给我一个通知的。这个不是你这样给我说一下就行了，他们又不说话了。
我说：你们不说话我就在这儿等，直到你们说话。我做好准备等——我事先没做任何准备的。但是我想，我们下棋只能这样一步一步来嘛。等到下班了，他们觉得我还不走，说我们下班了。我说作为一个法官你不能说下班了把我请出去吧？如果说下班了把我请出去的话，那意思就是说我明天再来啰？他们一看这个人太难缠了，最后他们还是做了让步，就说把你要求立案的文件收回来，然后我们向领导再反映，然后我们再给你通知。我说你早说这话不就没这事儿了吗？他们让我在那儿等了那么多个小时。
在哪家法院？
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那就是说四川这个事情还是会继续追问下去？
图十 艾未未工作室提供：2008年5·12后艾未未在震区拍摄
这个事我已经说下大话，夸下海口了；我说只要我还活着，我肯定是会问下去的。如果说这些名字还有一个学生没发现的话，那我还是会问下去的。显然还有很多学生我们没有办法发现，也没有政府的配合。他们如果不公开，没有人能知道。尽管我们已经发现了5212人，但是这里最后还有一百多人我们是找不到的。
可是你不觉得——这两年来公民追问受到了强烈打压，一个接一个的被送进监狱了，你不觉得这个努力很孤立吗？
怎么说呢，我觉得网络给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条件。尽管我孤立，我的声音并不可能完全被禁止，不会说完全听不到。但是我在想，如果我不说了的话，那还有这样的声音吗？如果有别人在说，我当然不用说了。如果说我不把一个一个人的名字、生日、哪个年级的，在哪所学校找出来的话，还有其他人找吗？谭作人在监狱里。
所以这些具体的事是很需要人来做的。大家都说哎呀你是个艺术家，好像你根本不应该做这种事情；但现在我觉得在国际社会上，大家对我还是比较能够理解。因为每次我都谈到，我是不是一个艺术家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基本的表达权力必须得到社会的维护。这个社会不管你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你都没有理由，没有任何理由、用任何的借口取代对这些基本事实的质问。
那你怎么看待来自理县教育局的那种回复？我指的是问你们是不是特务，你觉得它背后是什么逻辑在支持？
我觉得这个社会是一个非常僵化的社会，他们长期处在一个对伦理和世界道德甚至世界观和哲学的空缺下，变成了简单的官僚主义。这种非常腐败的体系、这么一个运转的结构，那么显然这些人没有能力去回答任何问题。他们可能是从部队转业的，或者从这样一个机构一层层上去的。那么这个机构只寻找认同他们方式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进入了一个最大的困难，那就是系统自身没有更新能力。西方社会是建立在一个理想的逻辑上，这个逻辑是说我们有自我调整的能力，我们靠理性来完成社会进展所需要的要求。那中国是什么呢，我们靠党性来完成。这个党性是什么？他们甚至不能尊重真正的党章或者宪法，实际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家族性的封建统治。
你最近决定再去四川一次，会不会预料这次去有什么风险？会出什么意外的状况？因为你这次去立案，要跟公检法打交道。
图十一 艾未未工作室提供：2008年5·12后艾未未在地震现场
我觉得一个维权的人，或者一个上访的人，他完全是体系的一个牺牲品。因为你是为了一个很简单的理想——我被别人伤害了，我必须尊重法律，在这个前提下，我必须去立个案，我要报下警。然后你发现，哦，这个系统是不支持你的；他们认为，你被打了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们不承认，谁见到了。那么这样你就必须用人性，用你的所有的尊严和对世界的理解来和这么一个简单的、荒谬的结论来对质。就是说我要么接受你所有的语言，那么就等于放弃我所有对世界的理解；要不然我还得为我的坚持付出一定的代价。对我来说，很难选择前者，我只能说这个事发生了，我把它完成。这是一个程序，我必须尽到责任。你如果连被打了都不去找他们，那不是被人笑话死了。
可是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给你们回复了对吧？
这个结果从最开始就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大多数人放弃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说，你跟这个社会斗，是不会有结果的。我也经常会这样想，哎呀没有结果的。但是没有结果我也得斗啊，因为这个是我的生活，我在这里啊。我的生活就是这些内容，没有比这些更有意思的内容了。因为你如果不维护你生命赋予你的最基本的权力，那你还需要什么呢？
上头也查你账号了，有没有人解释这个？
其实也不需要解释。我问过他们，说你为什么要查我账户啊？他们当时很吃惊——我怎么知道这事了。他说这是我们的常规做法，当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通常就是去查账。因为查我帐时，我当时出国了；所有人都认为，我不应该再回国了，他们说艾老师，你回去必然有危险，你想连公安部都来查你帐了。
我说，那就让危险发生吧。我说这个事情，没有发生的危险永远不是危险。所以说过段时间我还是回来了，我觉得他们也应该能看到。我觉得你在和任何人打交道的时候，包括通常我们所说的你的敌人或者什么打交道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告诉别人你的行为方式。你不能做一些让别人瞧不起的事情我觉得，对不对？我说的很简单，我在最后一篇博客里说的也很简单，意思是你不要太低估了我。
你觉得低估了你哪一点？
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低估了自己，都把自己看成一个并不能够真正为自己、为他人的痛苦或者是生命本身的尊严来说话，这个实际上是对生命价值的不理解。对我来说，我没这个问题。
看《花儿》人们会说艾未未在这个片子里怎么这么正常的？因为你在推特上的面貌好像是另外一种，会说脏话，发飙。
我可能有很多面，我想。我觉得我搞艺术的时候，搞建筑，都是不一样的。我做建筑的时候建筑师说，你比我们搞建筑的人还懂建筑还要严谨，我做艺术的时候又有很多不同。我觉得这个还是针对不同的受众吧，你的表达方式，我是比较看重表达方式的。
5·12两周年，你们工作室有什么自选动作？
我们通常没有什么太多的计划。因为我们手上的活儿已经非常多，想把它做完做实在，细节做好；然后需要投入的量很大。
《老妈蹄花》后来有没有找你？
没有人会找我的，这个社会没有人会找我。通常有没有人找你，有或者没有，你怎么办？我说他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我彻底灭掉。讲理他讲不过我，从哪一点他们能跟我谈道理呢?我又不是一个容易被说服的人。
我看你折腾这么多事，好像也不紧张啊？
我现在越来越不紧张了，坐在北京二院那边跟他们谈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多少有点兴奋，多少有点意想不到的成分，但这不是很好吗？处理了一些该处理的事，跟那些该打交道的人打交道，然后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解释这个问题。然后把它告诉他人，这是我们能做的事情嘛。
你可能出乎一些人的意料，因为有人会觉得像你这个状态，有时候在网上，在推特上很愤怒，会是活得很紧张或者是很愤怒的那种。
我有时候会很愤怒，有时候气得我真是够呛。但是有用吗？好像光是愤怒是没有用的。
图十二 “光是愤怒是没有用的"
后记：说到这里，艾未未接夏霖律师的电话，大家相约三天后去成都，聚会“老妈蹄花”。4月5日，艾未未一行当天到达成都，并赶去都江堰5·12学生墓地祭奠，结果被告知：这里没有墓地。4月6日，艾未未去西安路派出所报案。后一直没有答复。4月20日艾未未电话派出所，民警敖晓蓉称等上级答复。5月7日艾未未电话民警陈钢询问立案进展情况，他说经周密调查，严格依法，不立案亦不给《不予立案通知书》，并迅速挂断，拒绝再接电话。
电话录音: http://www1.360quan.com/music?uid=14450260
在艾未未到达学生墓地之前，我和刘艳萍乘另一辆车到达。都江堰学生墓地禁止拍摄，我对持对讲机的保安说，我不摄像，我只是把一个作品放到学生墓地的墓碑下，然后拍一张照片带给这位艺术家，告诉他：我把他的作品带给同学们了。经允许，我在这里留下了左小祖咒配乐、艾未未工作室制作的纪念品：4851——一个长长的遇难学生名单。
图十三 纪念碑 4851
2010年6月25-27日整理
王丹：China's Party of Princelings （英文）
A year ago I was asked my opinion on the anointment of Xi Jinping as vice president and leader of the "party of princelings," as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is derisively called by some in China. I replied: "A dark era shall soon arrive, a dark era shall soon end." The April 3 arrest of the respected Chinese artist and activist Ai Weiwei illustrates this point.
The Chinese word that best describes the party of princelings is heng (brutal). Many top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s, including Mr. Xi and Bo Xilai, the party chief of Chongqing City, ...
全文见：华尔街日报
The Chinese word that best describes the party of princelings is heng (brutal). Many top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s, including Mr. Xi and Bo Xilai, the party chief of Chongqing City, ...
全文见：华尔街日报
張鐵志:艾未未：在残酷现实中爱未来
文章来源：http://www.bullogger.com/blogs/soundsandfury/archives/377372.aspx
1957年，中国诗人艾青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未未」，意思是现实太残酷了，叫他去爱未来。
今天，艾未未是中国当前最具国际知名度的艺术家之一，也是身影最巨大的政治批判者。
1978年，艾未未去念北京电影学院，和陈凯歌、张艺谋等人是同学。后来转而搞艺术，参与地下艺术展览。1981年去纽约唸书、搞艺术、打工、浪荡，直到1993年回到中国。他说，当时选择做艺术，是对政治体制的逃避，因为「政治是一块巨大的、残酷的、从大山上滚下来的石头，我们只是希望躲得越远越好。」
没想到，当他在九零年代初回到中国来后，不但躲不掉政治，却一步步越陷越深。
他之前的作品虽然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性，但比较是艺术对政治的反思。代表作如2007年他在德国展出一件名为「童话」的作品。这件作品是他把一千零一个来自各阶层的中国人带去德国看展览。
2005年起，艾未未开始使用网路，写博客（部落格），上推特，透过网路组织各种活动。他坚信网路的革命性力量，因为「它使个人真正获得了解放，从旧的体系、传统的信息控制中解放出来。信息的自由获取和自由表达是今天的特徵，有了互联网，人作为个人存在才真正开始了」。他也深知这个力量在中国是如何被压抑。
2008年彻底改变了艾未未：他开始对具体的社会现实提出犀利批评与积极的介入。他的艺术与政治已经难以分割。
奥运开幕当晚，作为鸟巢的中方顾问的艾未未，在个人博客上激烈批评张艺谋导演的开幕式是一种法西斯主义美学，是国家的政治宣传 。
六月，一个孤僻的青年杨佳衝进上海警察局刺杀六个警察，震惊全国，但许多人却同情杨佳作为中国国家机器暴力下的受害者。艾未未在博客上每天贴上一个蜡烛的图，贴了一百八十一天，以点燃中国社会的黑暗。对於杨佳被处死刑，他写下「杀吧，不要以正义的名义，那是在羞辱一切。」
2008五一二大地震更成为艾未未至今最关注的事。当他看到那些在断垣残壁上的孩童书包，他心理想著这些书包是属於哪些小小生命呢？但政府却一直不公佈这些遇难孩童的名字与数目。艾未未在12月徵求志工，对遇难学生的具体数据进行调查。他把蒐集到的名字贴在他北京工作室的墙上，並且时时在推特上提醒大家记住这些消逝的年轻生命。在调查过程中，志愿者被骚扰、被殴打。
2009年八月，艾未未去成都为另一个调查川震遇难学生而被以顛覆国家政权罪起诉的作家谭作人出庭作证；在出庭前夜，艾未未在旅馆被警方殴打，导致脑部大量出血。他的工作室把这段经歷拍成一部纪录片《老妈蹄花》。
但拳头並没有阻止他。他开始更积极用影像去纪录许多维权事件，不断地接受媒体访问谈他的理念、批判北京政府，並且持续用艺术行动去提醒人们。去年底浙江乐清发生上访村长钱云会被卡车碾死事件，他的工作团队又前往拍摄，只是至今未能能公佈。
艾未未在四月三日早晨在前往香港转机到台北的北京机场被逮捕，拘留至今。
在艾未未被捕之后，中共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法律不会为特立独行者弯曲》，某个意义上，他们说艾未未是「特定独行者」是对的，因为他確实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反抗者。
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作品以丰富的想像力去次提醒人们体制的荒诞与黑暗：例如在慕尼黑的展览馆的一面巨大的外墙上，他九千个订製的彩色学生书包，组成十五个巨大的中文字——「她在这个世界上开心地生活了七年」，这是地震中失去孩子的一位母亲的一句话。他也熟悉草泥马的讽刺文化，尖锐又讽刺的行动不时让人发噱。例如他拍过一张裸照，只用草泥马玩偶遮住重点，或者更早前拍摄过一组照片对著白宫和天安门广场比中指。
但另一方面，他对杨佳案、对调查川震遇难儿童的执著又令人动容，以至於有人说他是最好的公民调查记者。他甚至是十分古典的，不断地在媒体中谈公民社会、谈民主（如他在TED中的影片），说「如果大家都不发出点东西来，腐败就会愈来愈厉害……如果大家都是这样子看见了却不说，明哲保身，那么这个国家和社会还怎么向前走？」
艾未未深信「所谓艺术家在这个时代必须是思想家，必须是敢於参与社会，敢於尝试，判断的。」他尤其不断思考与探索网路在艺术与社会变迁的联繫中扮演何种角色。他大量写博客和发推特几乎像是一种行为艺术，而被评论家称为是一种「社会雕塑」；但他自己说「我的作品的本质是鼓励那些可以使用网路的人去更了解中国的真实，去挖掘都那些被政府掩盖的真相。」
但艾未未背后的目的不是政治：「实际上我对时政的考虑並不是一个政治態度，而是一个美学態度，我更多谈的是公平、正义，和一些可能性。最重要的是对社会伦理价值的一个判断，关於伦理和美学的一种联系。」
只是，在这个政治剧烈挤压人们自由的时代，你不可能逃离政治。艾未未说：「写博客就是政治，接受采访发表意见就是政治。」
三十年前，艾未未为了逃避政治这块巨石去从事艺术，现在的他却因为勇敢和这块石头碰撞，而不幸被压伤。而且不只是他，过去两个月，中国大肆逮捕其他维权律师、作家，逮捕艾未未可以说是这个维稳镇压的高潮。
艾青说得对，现实確实是残酷的，而他所期待儿子要爱的那个「未来」，显然不是五十年后当下的中国。然而，正是因为艾未未要让那个值得爱的「中国」成为现实，所以他和那些伙伴们愿意不断地去抵抗面前那块巨石的残酷。
1957年，中国诗人艾青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未未」，意思是现实太残酷了，叫他去爱未来。
今天，艾未未是中国当前最具国际知名度的艺术家之一，也是身影最巨大的政治批判者。
1978年，艾未未去念北京电影学院，和陈凯歌、张艺谋等人是同学。后来转而搞艺术，参与地下艺术展览。1981年去纽约唸书、搞艺术、打工、浪荡，直到1993年回到中国。他说，当时选择做艺术，是对政治体制的逃避，因为「政治是一块巨大的、残酷的、从大山上滚下来的石头，我们只是希望躲得越远越好。」
没想到，当他在九零年代初回到中国来后，不但躲不掉政治，却一步步越陷越深。
他之前的作品虽然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性，但比较是艺术对政治的反思。代表作如2007年他在德国展出一件名为「童话」的作品。这件作品是他把一千零一个来自各阶层的中国人带去德国看展览。
2005年起，艾未未开始使用网路，写博客（部落格），上推特，透过网路组织各种活动。他坚信网路的革命性力量，因为「它使个人真正获得了解放，从旧的体系、传统的信息控制中解放出来。信息的自由获取和自由表达是今天的特徵，有了互联网，人作为个人存在才真正开始了」。他也深知这个力量在中国是如何被压抑。
2008年彻底改变了艾未未：他开始对具体的社会现实提出犀利批评与积极的介入。他的艺术与政治已经难以分割。
奥运开幕当晚，作为鸟巢的中方顾问的艾未未，在个人博客上激烈批评张艺谋导演的开幕式是一种法西斯主义美学，是国家的政治宣传 。
六月，一个孤僻的青年杨佳衝进上海警察局刺杀六个警察，震惊全国，但许多人却同情杨佳作为中国国家机器暴力下的受害者。艾未未在博客上每天贴上一个蜡烛的图，贴了一百八十一天，以点燃中国社会的黑暗。对於杨佳被处死刑，他写下「杀吧，不要以正义的名义，那是在羞辱一切。」
2008五一二大地震更成为艾未未至今最关注的事。当他看到那些在断垣残壁上的孩童书包，他心理想著这些书包是属於哪些小小生命呢？但政府却一直不公佈这些遇难孩童的名字与数目。艾未未在12月徵求志工，对遇难学生的具体数据进行调查。他把蒐集到的名字贴在他北京工作室的墙上，並且时时在推特上提醒大家记住这些消逝的年轻生命。在调查过程中，志愿者被骚扰、被殴打。
2009年八月，艾未未去成都为另一个调查川震遇难学生而被以顛覆国家政权罪起诉的作家谭作人出庭作证；在出庭前夜，艾未未在旅馆被警方殴打，导致脑部大量出血。他的工作室把这段经歷拍成一部纪录片《老妈蹄花》。
但拳头並没有阻止他。他开始更积极用影像去纪录许多维权事件，不断地接受媒体访问谈他的理念、批判北京政府，並且持续用艺术行动去提醒人们。去年底浙江乐清发生上访村长钱云会被卡车碾死事件，他的工作团队又前往拍摄，只是至今未能能公佈。
艾未未在四月三日早晨在前往香港转机到台北的北京机场被逮捕，拘留至今。
在艾未未被捕之后，中共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法律不会为特立独行者弯曲》，某个意义上，他们说艾未未是「特定独行者」是对的，因为他確实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反抗者。
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作品以丰富的想像力去次提醒人们体制的荒诞与黑暗：例如在慕尼黑的展览馆的一面巨大的外墙上，他九千个订製的彩色学生书包，组成十五个巨大的中文字——「她在这个世界上开心地生活了七年」，这是地震中失去孩子的一位母亲的一句话。他也熟悉草泥马的讽刺文化，尖锐又讽刺的行动不时让人发噱。例如他拍过一张裸照，只用草泥马玩偶遮住重点，或者更早前拍摄过一组照片对著白宫和天安门广场比中指。
但另一方面，他对杨佳案、对调查川震遇难儿童的执著又令人动容，以至於有人说他是最好的公民调查记者。他甚至是十分古典的，不断地在媒体中谈公民社会、谈民主（如他在TED中的影片），说「如果大家都不发出点东西来，腐败就会愈来愈厉害……如果大家都是这样子看见了却不说，明哲保身，那么这个国家和社会还怎么向前走？」
艾未未深信「所谓艺术家在这个时代必须是思想家，必须是敢於参与社会，敢於尝试，判断的。」他尤其不断思考与探索网路在艺术与社会变迁的联繫中扮演何种角色。他大量写博客和发推特几乎像是一种行为艺术，而被评论家称为是一种「社会雕塑」；但他自己说「我的作品的本质是鼓励那些可以使用网路的人去更了解中国的真实，去挖掘都那些被政府掩盖的真相。」
但艾未未背后的目的不是政治：「实际上我对时政的考虑並不是一个政治態度，而是一个美学態度，我更多谈的是公平、正义，和一些可能性。最重要的是对社会伦理价值的一个判断，关於伦理和美学的一种联系。」
只是，在这个政治剧烈挤压人们自由的时代，你不可能逃离政治。艾未未说：「写博客就是政治，接受采访发表意见就是政治。」
三十年前，艾未未为了逃避政治这块巨石去从事艺术，现在的他却因为勇敢和这块石头碰撞，而不幸被压伤。而且不只是他，过去两个月，中国大肆逮捕其他维权律师、作家，逮捕艾未未可以说是这个维稳镇压的高潮。
艾青说得对，现实確实是残酷的，而他所期待儿子要爱的那个「未来」，显然不是五十年后当下的中国。然而，正是因为艾未未要让那个值得爱的「中国」成为现实，所以他和那些伙伴们愿意不断地去抵抗面前那块巨石的残酷。
15/04/2011
五毛党三例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怀疑五毛党的存在，那么我想用三个例子来说明他们的确是无处不在。如果非要给五毛党下一个简单的定义的话，我觉得可以是：“拿了党的钱用虚假、歪曲的信息来误导其它人的个人和组织。” 当然你可以对五毛党有自己的理解。
例子一：推特
它们在推特上的一般特征是具有很少follower人数，假的头像图片，在短时间内发很多抹黑艾未未的消息，并且把一些艾的支持者的推特id放到消息中以污染这些支持者的消息来源。举例如下：
于是推特上出现了一些五毛列表，是某些推友根据自己的判断所创建的，下面是一些例子（当然，并非所有在列表中的你都会认为是五毛，但的确有很多的五毛）
这个变化十分有意思。如果你看一下艾未未现在所处的排名，那么你发现他的邻居刘晓波的得票也很有意思3381支持5060反对，而他们的邻居（Lady Antebellum796支持2395反对，Rooney Mara159支持2124反对）则在得票上远远少于他们：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不得不认为这是来自五毛的热情。我注意到在投票之后，隔一段时间可以重复投票，也许五毛们就是利用了这个漏洞。不过我觉得大家也不必太浪费时间来给艾叔加油，因为这种排行榜的意思也不大。你看排在最前头的大致都是一些歌手演员：
例子三：本博客的留言
从博客建立以来，收到很多的留言。而五毛的热情远远大于常人，下面就是一个例子：
点击看大图。
这些只是五毛党试图混淆视听的几个例子，在其他的媒介中还有很多，如facebook，各种论坛，甚至香港的文汇报和大公报，就更不必说环球时报了。用一位外国记者的话说就是：它（环球时报）把五毛党的概念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面。
也许有些读者会质疑说这个[爱艾未未]博客里的信息基本上是支持艾未未的，所以你吉软糖也是五毛党－艾未未的五毛党。但是我不得不回答，我没有拿党的钱，也没有拿艾未未的钱，并且这些信息基本上是从具有可信度的媒体获得，非虚假和歪曲，目的也不是为了误导读者。当然，我有自己的立场，那就是支持艾未未，但任何人都可以有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换句话说：你可以有立场，但是你不能弄虚作假。
例子一：推特
它们在推特上的一般特征是具有很少follower人数，假的头像图片，在短时间内发很多抹黑艾未未的消息，并且把一些艾的支持者的推特id放到消息中以污染这些支持者的消息来源。举例如下：
于是推特上出现了一些五毛列表，是某些推友根据自己的判断所创建的，下面是一些例子（当然，并非所有在列表中的你都会认为是五毛，但的确有很多的五毛）
http://twitter.com/#!/52cnm/wumao
http://twitter.com/#!/lihlii/wumaogou
http://twitter.com/#!/BaiqiaoCh/%E4%BA%94%E6%AF%9B
http://twitter.com/#!/Jianghuai08/wumao
http://twitter.com/#!/s0mk/wumao1
http://twitter.com/#!/_ym/wumao
例子二：投票
时代周刊的影响力百人投票2011
http://www.time.com/time/specials/packages/article/0,28804,2058044_2060338_2063019,00.html
这个页面在艾未未刚失踪的时候投票是3069个支持者，1106个反对者。
而今天我发现有 8893 投支持，10707 投反对：这个页面在艾未未刚失踪的时候投票是3069个支持者，1106个反对者。
这个变化十分有意思。如果你看一下艾未未现在所处的排名，那么你发现他的邻居刘晓波的得票也很有意思3381支持5060反对，而他们的邻居（Lady Antebellum796支持2395反对，Rooney Mara159支持2124反对）则在得票上远远少于他们：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不得不认为这是来自五毛的热情。我注意到在投票之后，隔一段时间可以重复投票，也许五毛们就是利用了这个漏洞。不过我觉得大家也不必太浪费时间来给艾叔加油，因为这种排行榜的意思也不大。你看排在最前头的大致都是一些歌手演员：
例子三：本博客的留言
从博客建立以来，收到很多的留言。而五毛的热情远远大于常人，下面就是一个例子：
点击看大图。
这些只是五毛党试图混淆视听的几个例子，在其他的媒介中还有很多，如facebook，各种论坛，甚至香港的文汇报和大公报，就更不必说环球时报了。用一位外国记者的话说就是：它（环球时报）把五毛党的概念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面。
也许有些读者会质疑说这个[爱艾未未]博客里的信息基本上是支持艾未未的，所以你吉软糖也是五毛党－艾未未的五毛党。但是我不得不回答，我没有拿党的钱，也没有拿艾未未的钱，并且这些信息基本上是从具有可信度的媒体获得，非虚假和歪曲，目的也不是为了误导读者。当然，我有自己的立场，那就是支持艾未未，但任何人都可以有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换句话说：你可以有立场，但是你不能弄虚作假。
CNN: 谁在害怕艾未未？显然不是香港艺术家。Who's afraid of Ai Weiwei? Certainly not Hong Kong artists
Who's afraid of Ai Weiwei? Certainly not Hong Kong artists
原文地址：http://www.cnngo.com/hong-kong/play/who-afraid-ai-weiwei-not-hong-kong-artists-920130
下面仅仅转载文中图片。谁能帮忙翻译一下文章？
Apple Daily reported today that the West Kowloon Regional Crimes Unit has launched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i Weiwei-inspired graffiti.
Read more: Who's afraid of Ai Weiwei? Certainly not Hong Kong artists | CNNGo.comhttp://www.cnngo.com/hong-kong/play/who-afraid-ai-weiwei-not-hong-kong-artists-920130#ixzz1Jb1ntSC5
原文地址：http://www.cnngo.com/hong-kong/play/who-afraid-ai-weiwei-not-hong-kong-artists-920130
下面仅仅转载文中图片。谁能帮忙翻译一下文章？
Hong Kong artists respond to dissident artist Ai Weiwei's detention with growing passion
Apple Daily reported today that the West Kowloon Regional Crimes Unit has launched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i Weiwei-inspired graffiti.One country, many voices
Asia Art Archive's display of clippings on Ai Weiwei.
Art for Ai
Tangerine's "Who's afraid of Ai Weiwei?" stencil.
Hong Kong authorities cover up artist Tangerine's work.
Art Citizens, a protest group, plans to distribute Ai Weiwei's missing-persons photo around Hong Kong.
Posters calling for the release of Ai Weiwei displayed in Tsim Sha Tsui.
Homage to Ai Weiwei's "Dropping a Ming Vase" on Art Discovery Channel's Facebook page.
Read more: Who's afraid of Ai Weiwei? Certainly not Hong Kong artists | CNNGo.comhttp://www.cnngo.com/hong-kong/play/who-afraid-ai-weiwei-not-hong-kong-artists-920130#ixzz1Jb1ntSC5
艾未未工作室同仁、家属及志愿者致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的公开信Ai Weiwei Studio Open Letter
致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的公开信
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
2011年4月3日，艺术家艾未未在北京首都机场出关赴港时，被几位边检人员带走后失去联系，已经下落不明12天，家属迄今未得到公安机关任何相关法律手续与下落信息。
4月7日、8日艾未未妻子路青分别致函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检察院、北京市纪检等机构，督促其尽快告知艾未未下落，但至今未得到任何答复。
艾未未失踪后，工作室志愿者文涛与三位发课公司员工（艾未未妻子路青名下的设计公司）相继被绑架、失踪：文涛，男，38岁，志愿者，4月3日在草场地300号被4位不明身份人强行带走，失踪12天。胡明芬，女，55岁，发课公司出纳，清明假期过后未来上班，失踪7天以上。刘正刚，男 ，49岁，发课公司设计师，4月9日晚上19点在海淀区住所小区内被4名着便装男子强行带走，失踪6天。张劲松，男，43岁，艾未未司机，4月10日凌晨1点在草场地与朋友分开后失去联系，失踪6天。
上述人员在短期内同时被绑架、失踪，请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我们对艾未未及被绑架失踪的同仁朋友处境深表担忧。绑架公民，强迫失踪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对他们本人与亲属朋友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与恐惧。
没有法律程序上的公正，就谈不上法律实体上的公正，由此产生的任何结果是不可采信的。作为艾未未工作室同仁、家属与志愿者，我们呼吁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保障公民权利。
2011年4月15日
艾未未工作室同仁、家属及志愿者
路青 亚淑 赵赵 石靖 刘艳萍 钱杨飞 桂诺
蒋立 徐烨 韦玉清 薛钰滔 夏星 卢辰 张俊 张瑞
来源：https://profiles.google.com/xuesheng512/posts/6CFFSgztt72
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
2011年4月3日，艺术家艾未未在北京首都机场出关赴港时，被几位边检人员带走后失去联系，已经下落不明12天，家属迄今未得到公安机关任何相关法律手续与下落信息。
4月7日、8日艾未未妻子路青分别致函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检察院、北京市纪检等机构，督促其尽快告知艾未未下落，但至今未得到任何答复。
艾未未失踪后，工作室志愿者文涛与三位发课公司员工（艾未未妻子路青名下的设计公司）相继被绑架、失踪：文涛，男，38岁，志愿者，4月3日在草场地300号被4位不明身份人强行带走，失踪12天。胡明芬，女，55岁，发课公司出纳，清明假期过后未来上班，失踪7天以上。刘正刚，男 ，49岁，发课公司设计师，4月9日晚上19点在海淀区住所小区内被4名着便装男子强行带走，失踪6天。张劲松，男，43岁，艾未未司机，4月10日凌晨1点在草场地与朋友分开后失去联系，失踪6天。
上述人员在短期内同时被绑架、失踪，请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我们对艾未未及被绑架失踪的同仁朋友处境深表担忧。绑架公民，强迫失踪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对他们本人与亲属朋友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与恐惧。
没有法律程序上的公正，就谈不上法律实体上的公正，由此产生的任何结果是不可采信的。作为艾未未工作室同仁、家属与志愿者，我们呼吁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保障公民权利。
2011年4月15日
艾未未工作室同仁、家属及志愿者
路青 亚淑 赵赵 石靖 刘艳萍 钱杨飞 桂诺
蒋立 徐烨 韦玉清 薛钰滔 夏星 卢辰 张俊 张瑞
来源：https://profiles.google.com/xuesheng512/posts/6CFFSgztt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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