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我，如何能成为今天这个状态，肯定有以下几个因素。一个是我出生在中国，经历了若干个不同的时期：童年的时候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去了美国纽约后的经历，之后再回到中国，已有将近二十年。这几次经历，使我对中国社会有着比较强的认识。我认识的中国社会问题，很大程度来自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它一直是一个封建社会，在仁、义、礼、智、信这种礼教政治的控制之下，每一个人的个人位置都是非常确定的 。共产党将这个封建礼教打破以后，仍然沿用了封建文化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对权力和权威的认同和服从。这导致统治者的行为不受局限和权力滥用的可能，这也是今天政治的现实。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是统治者说的。唯“上智下愚而不移”，是说生活在社会上层的人是智慧的，而下层的人都是愚蠢的。孔子说唯此而不移，这是封建社会的秩序，秩序是确定的。今天开两会，从他们的方式、态度和行为上可以看得出来，权力在文化中发挥和渗透着。这完全是上层和下层一种断裂的状态。显然，这片土地离民主社会很远，这是枪杆子里打出来的政权，它的野蛮和非理性的特征始终是持续保持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参与和表达化为虚有，社会在基本层面上否认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和个人的欲望和需求。当大家公认，作为个人是不能够提出政治见解，没有真正美学和伦理学判断的时候，这种全民的放弃，就变成了极权主义生长的最佳土壤。
作为一个艺术家，自由表达和建立交流是我的天职。我在表达过程中发现很大的空缺，我说的很多观点，实际上谁都可以说。即使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百分之八十的人会拒绝去说，剩下百分之二十的人会说，但是却没有人能听得见。这导致了百分之百的没效果。我公开的表达了这些观点，已经算是非常特殊，一个有社会影响力或者生活处境很好的人，为什么会和权力对抗，已经让很多人不太理解；但同时，这个状态又给了我很大的空间，由于没有人说，我的行为就变得很明显和突出。再就是，我的声音有可能被听到，因为作为艺术家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在国内和国外都有可能被听到，直到这几年，我在国内完全被禁。
虽然我做艺术的时间很长，但是，在其中很多阶段，实际上我是处于一种放弃的状态，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太关心艺术问题，而是对建筑、设计、甚至收藏，还有策展、出版这些事情，产生了比较大的兴趣，直到我找到互联网给我提供的可能性。在05年年底的时候，新浪要求我开一个博客。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用过电脑，也没打过字。虽然最初很不熟悉，但是很快我就自觉的克服了这些不足，成为一个比较熟练的网络使用者。博客对于我来说，第一次将个人孤立和切断的事实打破，进入一个与他人，可以随时随地建立一种新关系的交流方式。这在以前的经验中是很难以想象的，这种关系的确带来了新的自由表达的可能性。这时候，我才真的意识到“媒介本身就是信息”。记得我的第一篇博客，只写了十二个字：“表达需要理由，表达就是理由。”2007年的Kassel文献展，我做了作品“童话”。在做“童话”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使用互联网进行交流的便捷性和有效性和多种的可能。这是我开始发生变化的一个很大原因。
由此经验，我08年开始，做四川汶川地震遇难学生调查，这是另一次主动通过网络交流发生的事件，通过和志愿者的招募、交流，实地的考察，信息的整理，并且在博客上的公布，使这个调查成为了一起非常成功的社会运动案例。作为个体参与到社会重大公共事件中，起到了较大的影响力和共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这个事件使我的博客被彻底的被永久关闭，由于不可能再使用国内互联网媒介，促使我使用了推特。在推特上，我每天公布死亡学生在当天的姓名、生日，动员网友们对每个学生的名字的朗诵，并寄回给我们，合成了一个叫做“念”的声音作品。
这些案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致使我们在以后现实当中，遇到的很多事件，包括我在四川被因为为谭作人作证，被警察施以暴力，之后在So Sorry的展览过程中做了脑部手术，回到成都后再次申诉，并引发后来一系列政府的报复行为，包括，对我监视居住，工作室拆除，再后来，对我秘密拘捕关押，以及释放之后的1500万的税款事件，以及网上借款行为，都变成我们在网络上进行自觉表达和参与社会事件的活动。将艺术融入今天的生活，融入一个国家惨痛的现实，融入个人理想、个人表达的一种尝试。我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这些表达是有效的。这种表达成功的尝试将个人的艺术行为融入到社会变革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可能性中。
我发现在互联网时代，即使我在国内已经完全被禁，从09年开始，至今已两年半时间，我的网络影响力仍然在不断的增加。我被关押监禁，在放了以后，推特上的跟随者增加了将近一倍，从七万到目前的十三万人，这是一个很奇异的的现象，同时也是一个测试。政府打了一个很简单的主意，他们把我抓了，然后以经济犯罪的借口来惩治和污垢我。被抓后的第一天，他们面对面地告诉我，“你攻击政府，我们要把你搞臭，让人们知道你是一个骗子”。我当时比较愤怒，告诉他们：你们这样做挺好笑的，是因为我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他们刚开始跟我说，是诈骗，经济诈骗，我觉得这罪名非常好笑。他们后来摊牌了，说他们实际上是想削弱我的影响力。原因是我在外媒和推特上对政府的批评，他们直接跟我这样说，这令我觉得他们挺坦率的。但是我在想，这罪名有没有可能成立呢？我说，你认为一个90后年轻人会相信你们说的这些话吗。他笑了，说，大部分人是会相信的。我想，这是他们压的一个赌注吧。
我出来以后才知道，他们确实做了大量的抹黑和诬陷的工作，当然，是技术质量很低下的抹黑，直接、明摆、很容易看出来他们缺少耐心，连制造舆论评论的“五毛”也是教养很差的那种。从这点可以看出，他们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才会做大量低质量的抹黑，包括环球时报和境外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都失去了风度。关于我的案情，国内报道极少，他们回避公开讨论，只是在网络上找一些诸如司马南、吴法天之类的学者旁敲侧击。他们已经非常羞涩了，没有任何问题敢拿出来公开讨论，没有公开指责和批评。他们大可不必，去做一个执政了60多年的政党所应该做的事情。你自视强大，无需要做一些很不体面的勾当，当你一定要做这样的勾当的时候，那就是黔驴技穷了。
在被关押的时间中，得不到一丝关于外界的消息。我曾说过，关押时，我就像一颗黄豆滚到了一个无人关注的缝隙里面。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你被彻底的遗忘，与外界的生活断裂。警方明确告知不允许会见律师和通知家人，完全切断了我和外界可能产生的任何联系。直到我出来以后，我才知道我的关押可能成为有史以来个人失踪所引发的，无论是政治层面或是艺术群体、普通民众极为关心、参与的，多种方式，持续的一种反应。这不仅仅是关于我个人处境的一种反应，而是表达了对于言论自由、个人权利遭受侵害时，抒发的一种普遍的社会价值的认同，表达了人们对极权政治的野蛮和非理性的厌恶，这种情感是普遍的甚至激烈的。无论是我家人、工作室的工作人员、网友、国外的艺术家、博物馆，从普通民众，80后90后的年轻人到政界的一些显要，都对言论自由所遭受到的伤害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表态。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象到的。毕竟，中国在今天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中仍然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有很多有良知的人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众多的新闻媒体做了细致和持续的报道，使人们能够再一次重新意识今天包括互联网在内的舆论抗争的巨大优势。因为这是不可能发生在十年前，甚至五年前，不会有同样的结果。
81天监禁中，我的处境所承受的那种状态，应该是人类在监禁中可能承受的最为严厉的刑罚，虽然没有肢体接触和殴打，但仍然是一种心理和意识上的折磨，非人性的一种酷刑。在这种非人性的处境中，所遭遇的苦难不是来自皮肉的疼痛或精神上的凌辱，而是通过强迫性的屈从致使个体对正义和公平绝望，致使个人对社会正义和你生命的生存含义失去信心和希望。这种失望来自于，个人意识到，眼前的社会和国家，必须建立在一个公开的、无视法律、拒绝交流的基础之上。没有任何法律可以保护你，没有任何权力的制约，阻止对个体生命实行任意迫害的时候，生存的心理伤害是巨大的。这是对宇宙间的秩序、人的伦理和美学、生命崇高的信仰的摧毁。没有一个人，不管在进行什么类型的抗争，不是期望和信任更高的伦理和意志的存在，相信善意能够战胜邪恶。迫使一个人在一种状态下失去了这个信念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不是脆弱的，将无一例外，因为极权知道，生命的特征就是脆弱。
在收到罚单之后一个星期的时间，三万多人踊跃借款给我，和最终拿到9百多万的捐赠，这个事实让我非常吃惊。这个事件，同样让我对中国社会有了重新的评价。我认识到，现在的年轻人和今天的社会并不是像往常所想象的那样一盘散沙，拒绝参与和表态。只是因为缺少一个合适的机会，或一个合适的方式，这些都很重要。我相信整个社会都是在自我教育，过程中无论是权力方还是这些争取权利方，或者第一次应用自己权利进行表达的人，每一个人，都在从中学到一些什么。。。
中国正处于一个巨大变动的前期，互联网的出现，使我有机会通过这种技术革新寻找出一种新的表达和交流的可能性。我始终认为，科技的变化是个人发展至今天这一状态的最主要原因。同样，科技的革命也是中国可能发生变革和必须变革的最主要因素。关于变革的时机，没有人能够知道。既然是变革，它很难出现在人们的预期之中。变革的含义本身就是意外和不可知的出现，随时都可能发生。
在关于伦理和社会正义的争论和辩证当中，德国始终扮演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角色。德国的公众觉悟和公共舆论、政界和商界所表现出来的理性支持，是今天维护普世价值和社会公正的重要的力量。我希望看到德国在今天的社会变革这个重要时刻仍然能够坚持这种立场。在政治和经济的交往中，人们共同的倾向是做出某种妥协，所有的妥协，都是通过在关于差异的争议上来完成的。这些差异之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以牺牲弱者的利益来获取交易中的优势。希望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作出交易与决定的人们，有更长远的观点和宽广的视角。不要牺牲长远的价值，为了一个短期的利益。任何在人的价值，人权和自由言论的权利上作出的让步和妥协都是罪恶的，都应当付出代价，因为这必然是盗用和掠取他人的生命和不幸在做交易。我们处在一个混乱的时期，这个混乱来自于一个旧有的世界、固有格局在新的政治和技术条件下的瓦解和崩溃。这不仅是中国的现状，也是全球的现状。这个瓦解和变革会持续下去直到旧有的体制彻底崩盘。新生的可能和对自由的渴望必然会取代陈旧、腐朽、束缚自由，对人的基本价值和生命伦理的扭曲。在这一点上，人性必然会胜利的，因为这是一个人的有觉悟的世界。
我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行为，使我和中国产生了某种密切的关系，它意味着现实的，也可能是超现实、形而上的联系。这致使我的去留负有特殊困难和附加的含义。我没有要离开中国的准备。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给生命提供一个安全的场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危险真正到来之前，你都可以认为是安全的。这是不确定的一种状态，在这里的生存是可能和极有含义的，除非被强制性的置入另外一种不可能状态下，在此情形出现之前都是可能的。==
阳光卫视 纪录片栏目 采访艾未未之六
采访时间：2010年12月19日
问：做童话过程中，您遇到最大困难是什么？
艾未未：在童话中遇到困难很多，很难分析哪个更大一些。有一个想法是很简单的，但是要制作起来困难。当人们说你会带多少人去的时候，我想只有带一定量的时候，才能涵盖社会不同层面。这个量我想要一千人。说老实话，今天让我带一千人，我是没有勇气的，可是当时我还是想要带这么多人来完成，让这个概念更加完整化。
首先是资金，我粗算了一下，涉及到300万欧元，那么就是400多万美元，或者是说三千多万人民币这么一个费用。但是这个费用，实际上解决的比较快。当我告诉我的朋友这件事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愿意为你这个项目做这个投资嘛。大概一个星期就解决了。
那么剩下的事呢，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就是如何招募和组织人群，他们应该带有什么样的特征，然后怎样让他们理解这个项目，怎么做到不要出什么差错。因为要涉及到护照、签证、买机票、保险，出了差错的话，都会影响到项目的完整性。我当时决定是在我的博客上、互联网上发出这个消息，通过电子邮件和人们之间交流，在两三天内吧，就招募了三千多人，我们中断了它，因为我们想太多的话更麻烦了，因为只需要一千人。我们希望能涵盖各个行业，这里面有监狱的看守者，有高速公路收费员，有西北农村的农民，还有广西山区的少数民族，新疆的，各地方人都有，可能除了西藏和台湾，其他地区基本上都有。他们必须开始申请护照，很多地区申请护照是很困难的，像新疆几乎是不能申请护照的，新疆人为了拿到护照，甚至要把户口先转移到青岛，才有可能参加。像广西，有一些少数民族妇女在山区里连名字都没有，为申请护照才起的名字。他们为了参加这个童话，故事简直太多了。
阳光卫视纪录片栏目采访艾未未之五
采访主题：纪录片《一个孤僻的人》
采访时间： 2010年12月18日
问：您拍这个片子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怎么想到去做这样一个片子？
艾未未：杨佳案的最早报道是08年7月3号的《新京报》。7月1号杨佳在上海袭警，3号在报纸上出现。早晨我在这儿看报，报道比较简单，就是说一个北京青年，好像说是单亲家庭，无业，在上海袭警，据他邻居说呢，他是一个比较孤僻的人。我马上就有几个疑问，一个北京的青年，80年生的，到上海去旅游，骑着自行车，怎么可能在半年多以后袭警？当时我博客写得很勤，就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一个孤僻的人》。
通常中国司法也好，公共媒体也好，是从来说不清楚的。因为大家只是接受一个结果，就是没有可能去接触到真正的悲剧是什么。另外，媒体的腔调我也不喜欢，说到一个人就说是无业什么的，我觉得这个跟有业、无业毫无关系，孤僻不孤僻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这是让人很不舒服的说法。所以我文章里就写，一个孤僻的人，他可以一辈子孤僻下去，因为他不愿意跟他人有关系，他也可以为这个社会做出一些贡献的。之后的整个发展过程，包括侦查阶段，一审，二审，到最后高院复核死刑，一直到十一月份，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痛苦主要是，通过这简单的案子看出了中国的司法系统、上海的司法系统是如此的黑暗和腐败，完全没有公义、公正和正义可以谈。整个过程都是在掩盖和歪曲，对基本事实的遮挡，包括对司法系统、司法理念的伤害。你会发现，所有的人都卷入进去了，无论是律师，还是警察，还是检察官、法院，都成为整个没有道义、没有社会伦理、巨大的黑暗体系的一部分，这是挺让人吃惊的。
阳光卫视纪录片栏目采访艾未未之四
采访时间：2010年12月18日
问：《花好月圆》这个片子，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拍的？
艾未未：说老实话，我是长期处在一个，有点像消防队员的状态中，就是哪里着火，我就一下子顺着滑竿下来，就上车了，你知道吧，无论是几点钟。我基本上一天要在推特上8个小时左右，我是一天早晨打开看，上面发生一件事，谁谁谁消失了，还被绑架了，还是黑头套，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我说这个事倒是很特殊，至少在我的认知范围内，什么人会做这样的事情，把人扔在了深山里，我说那我现在过来看你一下。
后来我们通过地图找这个人的时候，我的反应非常简单，因为我确实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可能如果没有你们采访，现在发生的事，可能我就去做那件事了，那么这个事情就展开了。我见到他以后，我也将信将疑，因为身上也没什么重伤，有点划痕，很轻的划痕，和他所描述的，他被怎么样暴打，不太相象，那么在网络上也开始说很多关于他这种表述，都开始有不信任感，因为他掩盖了一些事实，比如说他怎么把推发上去的，怎么下的山，被扔在了什么位置。
在我对这事情没全部整理之前，我就进入了，我们就开始去拍摄。我见到他以后，第一个念头是还原一下绑架他的路，就是说你能不能找到车开向了什么地方，他说因为他是下山嘛，他知道那个位置，我说那我们现在就去，他说可以，刘德军。
那么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容易接触和很开朗的人，也非常配合，我就和他去了。去了以后，我们车一下就开进了这么一个场地，简直没走错任何地方就进到那儿了，说就这个地方，当时停了一辆车，几个人正在那儿郊游一样，我觉得那景色非常好，他们就上了车。然后我就说，那我们找一下你的手机吧，因为他的手机被当时绑架他的人，随手扔在那儿了，那是乱石丛野草，根本不可能找到，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试一下。
阳光卫视纪录片栏目采访艾未未之三
采访主题：纪录片《三花》
采访时间：2010年11月3日
问：这么系统的关于吃猫的片子在国内比较少，您的片子是什么时间拍的？
艾未未：我们拍这个片子到现在有一年时间吧，但是我们对猫的关注是从2003年SARS时就开始了。一旦有了病，大家都把这个问题说成是动物的问题，在二环三环都有人开着车把动物从车窗扔出来，一切的方式很悲惨。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猫在大雨中，在那种商业区里很慌张地跑着，那个景色我印象很深。之后有一次天津的志愿者告诉我们说，截了一车猫，我当时听了听挺奇怪的，一车几百只猫，四、五百只吧！然后我就和北京的志愿者开车去了，在一个仓库里看到很多猫，这些猫都被人吓坏了，它们都蹿到梁上，一个梁上可能有上百只猫，然后墙上有一些洞，它们就把头钻到里面，后半身露在外面，可以看出它们那种求生的愿望，很恐怖，那些盗猫者曾经把20只放到一个笼子里，然后几天几夜可能都没有水，没有吃的，本来是把它们运到广州去做餐馆的一个食品吧，在天津被截下来的。
后来这个猫就被我们解救下来，大家分摊了一下，我养了其中的三、四十只猫。很多猫也死去了，因为那样关押在一起，几十个笼子，笼子摞笼子，有的肢体都损伤了。你发现中国人和动物的关系如此的恶劣，中国人对另外的动物，甚至对另外人群的苦难完全是陌生的，就是说没有同情，好像也不关心，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是比较在意，我博客没有被关掉的时候，我写过一个关于打狗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很小的县里，像万川，好像一夜之间就要把几万条狗杀掉，而且那种杀的方法我觉得是很吓人的，当着狗的主人就给乱棍打死了这种。这种野蛮和原始的状态，在过去的中国有时会看到，但是在今天仍然看到这种方式，而且是政府出面来做这种事情，这个是让人很吃惊的。
阳光卫视纪录片栏目采访艾未未之二
采访时间：2010年6月11日
问：看完您的片子后，我震了一下。我看过很多纪录片，像这种面对面拍摄的纪录片，我第一次看，过程中我感觉比他们气还足。我想问您拍这个片子缘起是什么？
艾未未：是一个没有做准备就拍的片子。（谭作人案）开庭之前，浦志强律师找了我，说能不能作证，眼看就要开庭了，我说可以，因为我们做的事情有相近之处，我们取得的证据应该对谭作人是有帮助的，尽管我并不认识他，浦志强当时也是第一次见，就答应了。
答应后我们想，为一个被控告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人作证，是很严肃的一件事。当然我没想到会发生什么。因为想作为证人是受法律保护的。为了让事实更加公正的呈现在众人面前，任何国家都是对证人进行保护的。所以我们在去之前并没想拍纪录片，但我们在长期的工作中，经常是有一个摄影记录我们的工作，就说我们对所有的事件都有所记录。我们的摄影是跟着一起去的。
当时我们的志愿团队是从北京坐火车走。我是和祖咒坐飞机，到北京机场后，听说成都机场关了，这时候傻了，明天要作证，今天不飞过去又不可能，所以我们只能飞重庆。我从来没去过四川，很兴奋，一天去两个城市，我们飞到重庆，打的往成都开，在高速上还爆了一次胎。挺不顺的。
到成都已经很晚了，和冉云飞去吃了老妈蹄花，四川的一种特产，就是白水炖猪蹄，蛮好吃的，蘸着辣酱什么的，然后就去休息了。休息的时候就在旅馆门口看到了一辆车，我们比较敏感，这肯定是国保的车，车门大敞，两个人在里头，我们走近，他们还把头缩进去了。我一般碰到这种事都直接走上去，既然你盯我，我让你知道我知道你盯我了。我就说你们是找我吗？他们就支支吾吾。我说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他说我们不认识你，打110什么的，我说赶快打，他们开着车就走了。我们还没住进去，他们都在旅馆门口待着，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是这个片子。
阳光卫视纪录片栏目采访艾未未之一
采访主题：纪录片《花脸巴儿》
采访时间： 2010年6月11日
问：看了您的片子后，我特别感兴趣，是什么原因使您做这样一个片子？
艾未未：花脸巴儿起源于5.12地震以后，我们开始对四川的建筑情况产生一些质疑,因为有5000多人死于校舍倒塌，我们开始询问到底谁死了？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在哪个学校？在询问过程中，我们发现地方上不同部门的口径都很一致，就是说：这是不可以告诉你的，这是国家的秘密；另外就是说，你个人问这种问题是不是国外的间谍？你有什么目的？这个相当滑稽，地震是公共事件，在这公共事件当中大量的民众都捐助了很多的资源，同样涉及到了公共建筑的安全的问题。不仅仅是四川，中国所有的学校安全问题都应该被关注。这么多学生死了，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在那段时间连个数字也没有，一直是不清楚的。
我们想既然你不公布，又说很困难，又说是家长不允许公布。那么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自己来调查一下。所以我在推特上，当时是博客，在博客上发了一个“公民调查”的活动,其实就是民间的志愿者参与，对5000多个，当时不知道是5000多个，死难学生的调查。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我们掌握了5000多个学生的名字、生日、年龄、所在的学校、班级、包括他们家长的联系方式，过程非常困难、复杂，但是由于我们的努力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