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淑娴：离家

离　　　　　家 李淑娴

我没有料到，我们那样匆匆地离开家，就很难再回去了。这是我们第一次有的一个像个家样的家；这是我们婚后长达十八年分离之后才建起的家；这是为庆祝我们终于团圆，我不惜倾全部积蓄而装修好的家。 1987年，励之“罢官”彻底回家，孩子长大了，励之母亲年老也来同住。这几年，我们都进入科研教学。励之任国内外好几家杂志的编辑尚未被“罢”，大批书籍杂志源源而来。原已拥挤的北大蔚秀园住房就凌乱不堪。中国大学的教授、讲师没有办公室，都是在家里备课。我只能在老人、孩子都入睡后的夜间，准备我的讲稿。

与十三结下不解之缘

适逢1987年春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刚被开除、革职的励之变成中外记者采访的对象；虽然按上级“打招呼”的要求，我多次婉拒他们于门外，但机灵的香港记者却往往以学生样的身份挤进门来；我们有一些全国人大代表的朋友，其中有的仍然趁便来看我们。 不知道在什么机遇之下，我们家住房的问题竟然受到关注。在我们不存奢望的时候，科学院院长亲自过问此事。按照励之的级别，根据科学院正在分的几种可选择的条件，稍经协商，我作了选定。这就是我们离家出走时的住房。 它座落在科学院南小区，地址房号是：保福寺916楼1101号和1102号。这是一个新建区，据说，原来向上级呈报的计划是为“博士后”的年轻人建的，所以建材因陋就简，每户住房面积都不大，全楼只有为数极少的几户是三室一厅，位于最抢手的楼层。这极少的几户当然是为领导或老干部准备的。因此，分给我家的是两个房号。本楼像我们这种情况的不只一家。 916楼是一座12层高的楼，我家住第11层最顶头两号。“顶头”是我选的，为了清静。这次总算没住顶层，1101恰恰又是“13”（按二进位表达式），看来，我们的命运和13这个“不吉利数” 结下不解之缘。 我并不太喜欢这个新家的环境。统一格式的几栋高楼，比肩站立在马路两边，已经太挤的楼间，还有尘土飞扬的工地和拥挤的自由市场，这里除了买菜方便，别无优点。不久知道，916楼正南不出500米处就是公安局海淀分局。这点我毫不在意，只是处处感到从地面到天空，连同空气都不能与北大相比。 在北大我住过的几处，室内虽然拥挤，但时时能听到北大的声息。北大那种特有的时而宁静，时而喧嚣，时而松散，时而激荡的呼吸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再有，北大无处不在的绿荫，北大的湖光塔影，未明湖畔的晨读，大饭厅里的鼓噪，都点点滴滴洒在我的心里。

向北大问好

不管是春、是秋，也不管是冬、是夏，每天大清早，我从睡梦中醒来，套上一双球鞋，穿过迷蒙的晨曦，大步跑一程燕园的小路，或是留神快走在沿湖的积雪大道上，然后爬上北大钟亭的小土坡，深深地吸进湖水滋润着的校园空气，向我们的北大问好，向每一棵树问好，向鲜花，向小草问好。有时，我再下到土坡旁的草地上，作几段体操；有时，我信步走到湖边的花神庙，就近看看湖水下的游鱼。等我快步往家里跑时，正是吱吱喳喳的孩子们穿过校园上学的时候了。这样，我夜读的疲乏、住室内混浊的空气，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北大校园的生灵，以清新明丽之气注入我的胸怀，我得到新的平衡。 不管是我处于顺境，被选作“模范生”和“三好学生”的时候，也不管是我被标为“右派”，沦为北大贱民的时候，我都会把我的欢乐、我的自豪、我的不解、我的担忧、我的悲伤、甚至我一时的绝望，向北大倾诉。每当我高兴得或忧伤得坐不下来时，会推上破旧的自行车，或漫不经心地骑上去，在北大游荡。 我熟悉学生区那有规律的或挤或松；也知道年青人阵发性的调皮捣旦，众多人聚在一起的热烈争议，双双情侣排他性的在一角细语。校内小商店购物，新华书店来了哪种新书？北大小小邮电所工作人员的埋怨，埋怨这里实在比海淀正式邮局的工作量都大得多，信箱有时满得往外冒，……这就是北大的学生活动聚集处——“三角地”。 我熟悉北大，北大也熟悉我。在北大从作学生到作老师，一住三十五个年头（1952—1987）。本系、外系不少长辈和同辈人认识我，图书馆的人认识，就连门卫也认识，近来保卫科的人想必是认得更清楚的了。我只要在北大转一圈，北大人心里的温度，北大人在想什么？北大的情绪，北大的喜、怒、哀、乐都会和我交流。更有时被人拉住，站在路边，三言两语，尽诉所想。我的精神在北大这个大的包容量之内，得到更深的陶冶，一次次达到新的宁静。 好在，保福寺离北大不远，我又在北大讲课。所以，搬家没有使我离开北大。

打扮新家

都说中国的事运转得很慢，也不尽然。1987年3月开全国人大，4月我家就分到新房。5月，我盘算着，怎样按我们的可能，把新房子安排得最合用。我取出所有的存款，预计可能再有的收入，挖空心思，寻找财源，有生第一次试图打扮一下新分到的住房。 在励之被“罢官”、被“批判”之后，我竟然有这样的兴致，使有的人惊奇；也有人说我傻，因为房子是公家的，何必作这样的投资。但此事却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赏识。这说明，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重视的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又是什么。 说来也可怜，两个受过良好教育、有教授头衔（其中，励之还是学部委员以及有长长一串学术职务），有多本著述问世、合起来已有六十六年工龄的人，总共积蓄不足五千元人民币。还好，有姐妹兄弟的帮助、朋友的借款，我在装修的期间凑足了一万元人民币（以1988年我们两人的月收入计，这相当于政府付给的实际月收入的25—29倍）。这刚刚够付装修的首次必须费用。就这样，一年多，再用我的讲课附加费，我们的年终奖金，主要是稿费等额外收入，才如期还清了债。 这个新家既没有地板，也没有像样的卫生间和厨房，更没有任何一件稍稍华贵的家具，但在同辈身处中国大陆境内、又不为官的知识分子中，它不仅显得很好，大概可以称为是绝无仅有的了。 1988年8月， 我们双双去了一趟澳大利亚。经过香港时，励之又完成欠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黄林秀莲学人”的邀请计划。用这些收入，我们买了计算机；热情的澳门银行家，为酬谢我们在澳门的访问、演讲，给计算机配齐了打印设备。 这样，如我们所期，这个家也是我们的工作室。我布置了书房，有围在墙壁、顶天立地的书橱，有研究生讨论的地方，有较多人聚会的场所。我们原打算在这里好好做一些教学和科学研究。励之不只一次向他的研究生和同事说：“等中国的计算机系统可以和世界联网之后，出国不出国就没有差别了，我还不愿意把时间化在路程上呢！”

建家等了十八年

1988年底，我以超工作量完成教学；励之的论文数量、质量在天文台都位居第一。我们拿到一笔年终奖金。用这笔钱，买了中等的化纤地毯，只够铺一半房间的地面。那天，正逢几位年轻人来，看我们在冷风里忙上忙下，就七手八脚帮忙铺好。这样，客厅立即显得明亮而雅致了。 的确，作这样的投资，我们是想找回那些失去的时间，延伸我们的工作时限和工作领域。 因为，自从我们在风雨飘摇中，在北大校园学生区16楼建立了那小小的家之后，算是安安顿顿地在一起过了整整八年。此后就劳燕分飞，天各一方。每年的“探亲假”十二天，有时还要分头去看孩子，再相会。近几年，他因开会、因事回家，相聚的时间多一些；我们又尽量把讲学、出国的机会安排在一起，朋友们也帮忙促成。但是，总不像有个家。这次我们算真有一个可以工作、倾谈、可以无言相对的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了。 等了十八年，重建这个家，十八年后的时间分外可贵。我们几乎每天工作到深夜。埋头工作的同时，我们有自己生活的原则，我们有自己作为人的尊严。这促使1989年初，在大雪纷纷的年假日，励之起草了给中国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公开信，呼吁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期望以此使中国迎来一个和谐、繁荣的四十周年。这也促使我们在接到美国总统 Bush 的2月26日晚宴的正式请帖之后，欣然前往。 看来，这样的生活也是不允许的。1989年2月26日，布什晚宴我们受阻，就是一个讯号。之后，出现了更多的异样： 比如，不止一次有陌生人打电话到我家，说找派出所或公安分局；也有我们的朋友从飞机场向我家打电话，却由派出所或陌生人接了去。有时，突然电话铃响，只要我们两人之一去接，报了名字，马上对方就挂断。

监听、跟踪不断

又比如，我习惯清晨锻炼身体；在新居附近清冷而光秃的马路上，人们此时总是行色匆忙，但多次有一位壮实的男子守在楼角正对的街口了望，眼光随着我穿过横街。电话被窃听，我们早就知道，作得如此露骨，则是近来的变化。干事人的笨拙和疏忽，想来不至如此；这已超出特工的需要，只能解释为有意恫吓。 在清冷而冷清的街角伫立、观察如我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教师，只能解释为认人。 再有一件事，当时引得我大笑不止。本区居民委员会在楼口守候我好几天，问开电梯的小姑娘、问我的儿子。终于在四月十一日晚，几位自称居委会的家庭妇女样的人找到我家，一定要开门进来。 晚上，我们需要安静地工作，少有不速之客。在她们大声申明“有公事”情形下，只好请进。进门之后，仔细看了我的家和我，问明我的确是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说是来要我“作计划生育计划”的，叫我填表。我听了大笑说：“不用作什么计划，我有两个大大的儿子，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们可以放心！”她们还盘问我另一个儿子的去向，我一一回答，笑着把她们送走。 这个当时被认为笑话的事，其实已经露出破绽，只不过没有引起注意。因为，我家的户口没有迁到这个区，还在北大。共产党统治下的户口管理严格，城市居民紧紧地束缚在户口本上，愈是切身不可缺的东西，就愈密切地联系于户口之上。我每月只能到北大领取各种必须的票证，要在北大买米、买粮、买各种定量的供应品。 好在我在北大工作，而所有的商店几乎像学生一样上、下班，我从北大回来，不一定能赶上本区的供应时间。一切“公务”在北大办不会给我带来不便。但是，本区居委会的名单上绝不会有我家，结论只能是，她们是受命来对我进行核对，并近距离仔细认人的。 事实愈来愈明显，我们在中国政府的“另册”中，已经又“升级”了。为了不使1989年4月中旬开始的、以学生为主的中国民主运动，背上我们的“黑锅”，我们自始至终都小心地避开。 毋庸讳言，我们是支持学生的民主、自由要求的。长期以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一言一行，对学生是有影响的。我们所说，既有逻辑，也合乎情理；我们所做，既不是为了狭隘的私利，更没有超出宪法允许的范围。 但是，中国共产党要是想整人，有时不直接言明真正的原因，而会不顾事实、或编造出“真像”来为所谓的“阶级斗争”服务。正因为中国政府否认中国有政治犯，就不得不掩饰、歪曲、编造；即使被称为“刑事犯”，也得不到公正的公开审判。四十年来，无一政治运动例外。仅一次“反右”，就有约五十万名戴上“右派”帽子的标准政治犯，被默默无闻地残害，劳改，发配，……。如今，对我们如此，对广大的学生、市民也是如此。

上了黑名单

所以，运动刚刚开始不久，当局在新华门打了人，就按“既定方针”毫无逻辑地编造小字报，嫁祸于我。4月26日《人民日报》 社论发表的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政府的各级系统，层层传达，点我们的名，称之为“黑手”。 好心的、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有从中原大地、有从边远乡镇、有从海外，连续不断打来电话。有询问的、有出主意的、有愿意接我们去躲避的。本地的热心朋友，有登门看望的；有的干脆说，他已准备了车，请我们收拾必要用品，到一个地方暂避些时……。我们为这种患难中不避嫌的行为深深感动。 几十年来，人们都知道，大的运动卷来，最后都会按照当政者的意愿进行清算，更何况我们已经被点了名。我们把这些人和事一一记在心里，却仍旧在家里安心地作我们的工作。 5月3日，袁木、何东昌等，为当时天安门僵持的局面，主持记者招待会。明显安排好的的，由中国官办记协的人发难，点方励之的名，然后袁、何二人唱起双簧。对方励之或早、或近的有关报导，任意编排、歪曲、造谣；用说谎、愚民的方式掩盖方励之一再提到的人权原则；用狭隘、煽动的语言，断章取义、颠倒是非的方式，指方励之“没有爱国心”、“损害国家利益”。 这段相当长的双簧，已经是公开对我们进行恐吓了。有的记者在会议进行中就接通了我家的电话，担心我们已被逮捕，足可见当场的腾腾杀气。但是，我们还是安心地在家里，并且准备就有关我们的不实之辞进行答辩，或诉诸宪法保证的法律。 戏剧性的一个起伏之后，形势更为紧张。更为紧迫的忠告，更急的邀请，……接踵而来。也有人用电话对我公然地威胁。但我们仍然在家里。 5月23日，励之要去大同开“宇宙学”的会，他是会议的主要被邀请人。前一天，一位好心的年轻人，满怀忧虑地找到我，悄悄地向我说：“李老师，我从高干亲友处，得到可靠消息，内部文件很厉害地点了你们的名，一再提‘方、李夫妇’，你难道不能劝劝方老师不去开会吗？别人不敢劝他。很多人都知道，他在危险中。这时候，只有家人在一起才好一点。” 我相信这位年轻朋友，但我知道，很难改变励之对人已作的承诺，何况会议主持人及承办单位已多次来电催促。我把消息转告励之，提醒他是非常时期，一到大同就给我电话，务必保持联系；又希望他注意北京的变化，回家时先看阳台上有没有我作的记号，也许我已被捕；再约定，假如我被迫出走，先到山西太原，去看正在他二妹家的婆母，我们将在那里相会，是福、是祸都在一起。 当天，他在车站等了半天，为了遣散外地学生，已售出票的车停发，却不断发出向南、不需验票的车。他又回到家来，继续写他的论文。

充满不安与恐怖

5月24日一早，励之又出发去车站等。临行，我一半认真、一半玩笑地向同去开会的年轻同事说：“我把他交给你了！到时候要原样交还。” 这一天，励之在拥挤的售票厅站了一天，北京火车站简直像战争期间逃难一样。他在下午给我打来电话，还没走掉，可望晚上有车。在车站，他遇见已是海外某小国国家级高官的原中国人，问励之是否有意去南方，或任何时候到此小国，表示欢迎。励之谢了这一片盛意，说现在首要的是去大同，那里的会在等他。 这一天，家里也不平静。我的亲人，我们众多的各界朋友，都先后来到。大家感到北京的空气里充满了不安与恐怖，但不能预测究竟会发生什么？大家都感到，某种愚昧、顽固、贪婪、恐惧，聚集成一种没有理性的、充满丑恶报复心理的、仍然巨大的力量。我们家处在这强大力量的虎视眈眈之下。来一个人，几句话，都理解了，然后悄悄地匆匆走掉。平时爱问个没完的新闻界朋友，也沉默多了，并不坚持要采访。有的人，就是为看我们一眼；有的电话，就是为听见我们的声音；还有人特意送来一件纪念品；……我心力交瘁地守在家里，时时聆听着北京的声息，等着励之的电话。 5月25日一早，大儿子从美国打来电话，问我近来的身体。整个居民楼忧心忡忡，不知道会发生甚么事；人们在电梯中神情严肃，再无意于轻松闲聊。上午，某一西方记者来访，一定要我预测，中国当局会不会下毒手。我想了一下说：“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封闭时代，在全世界的密切关注下，我想他们不敢，总还不至于蠢到这种地步吧！”这与其说是我的回答，还不如说是一种希望。

要抓方励之夫妇

当天中午，大儿子第二次接通家里的电话，孩子急得走了调的声音从海外传来，他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我：中国当局已经把北京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说赵紫阳是叛徒，要清天安门广场，准备抓3—4千人，要抓40名知识份子，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方、李二人。我不能相信这疯狂的决定。孩子苦苦说服我，这是好心朋友可靠的紧急劝告，命令式地求我快离开家，把爸爸找到，带上弟弟。 我收拾几件换洗衣服，带上中国内地旅行必须的粮票、现款，但找不到任何去火车站的交通工具。近来，为了阻止人们去天安门，当局已下令停驶多路公交车，中国人要 叫Taxi 也很难。我只好求助于自Bush 晚宴事件后结成好友的 Perry Link 教授，他迅速要了车到来。正在我将锁门离家的当儿，电话铃响，连接三通电话，一通是大儿子又来催的；一通是励之，他刚到大同宾馆；一通是意大利朋友，我告诉他，我即刻要外出，他将来可以从我们儿子处知道消息。 在火车站，我向 Perry Link 致谢道别。我说：“我不知道将要走到哪里，但首先要找到方励之。也许我们会在小地方走一走，把这股疯狂劲避过；也许这是一场虚惊，孩子听了谣言，我们去看看老人也不错。这样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回来。回来我一定给你电话，把你的孩子带来我家玩。” 作为一个长期热爱中国，能说流利的中文（他甚至可以说中文相声），有很多中国朋友，又是中美文化使者的 Perry Link教授，已经被一九八九年以来他遇见的种种事所苦恼。面对着莫明其妙被逼得弃家逃亡的我，他显得迷惘，带着几分忧虑地说：“我愿意提供一切我可能的对你们的帮助，祝你一路平安，希望能再见。”

不知会流落何方

在拥挤的售票口，小儿子想办法给我买到一张硬卧铺票，自己却突然决定不跟我同行，要留下来。他的依据是，他不是政府要抓的人，他已经会照顾自己，而且，我们不知道会流落到哪里。北京是最了解全面情况的地方，也许，他在北京对我们更有帮助。我一下子发现，孩子长大了，懂事了。任何作母亲的，甘愿把欢乐、幸福和孩子共享，决不愿意让孩子分担不幸。我同意他的选择。 离开车还有两个钟头，我仔细审视我那长得高大、健美的孩子，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长大的。在我心里，他还是个大头大脑、厚敦敦的、不爱说话、很有自主性也很犟的男孩。 他出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励之家的这个大家庭中，是奶奶照顾下的第五个孩子，也就不那么“精贵”了。他出生前一天，励之被抓走，接着我因产褥感染再进医院，他没有母奶吃；又正值大暑季节，没有人有心思去抱他。等他睁眼看世界的时候，他不爱哭，总是自己躺在小车上玩，有时半天看不见人，他会努力欠起头和脚，弯成一个元宝样，一见到人，就笑了。天太热，有时因为着急，他头上的痱子痒起来，他还没学会抓痒，就把胖胖的小手放在头上，五指一起伸开，再一同收拢。他这种抓痒的方式，一直维持到他懂得大人笑他的时候。出生在困难中，他从小就比较有独立性。但我一直不知道，他心里有委曲。

母子连心

我永远记得一件事。那还是在他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他带了一串男孩到家里来玩，不知怎么起了纠纷，他们像开了锅一样在那里闹；我一个人在北京带孩子过日子就够心烦的了，又是刚刚“右派改正”、刚刚允许我上台讲课，我恨不能一天当作两天用。当时，我没有问清原因，大声责备了他，可能还打了他屁股，说了他什么我已记不清了。但后来，在另一件我办他的“公案”时，他仰起挂满泪珠的小胖脸，愤愤地说：“你们（指爸、妈）都不喜欢我，连我的小朋友都说没有哥哥的好，你把他们赶走了！小朋友怎么想呢？” 孩子的话像灼热的针，扎在我的心里。比他大五岁半的哥哥，已经懂得父母的难处；而他正是淘气、也更需要爱抚的时候。我把精神的压力、烦恼和苦闷，无意地漏洒在他身上，是不公平的。 他在我不知不觉中长大，渐渐理解我们了，但我们也更忙了。“反自由化”运动之后，我们的家经常处在政治旋涡中。1988年临近暑期考试，有一天，孩子悄悄走到我备课的桌边，看我埋头工作，犹豫了一下，终于说：“妈妈，我给你说句话行吗？”得到我的同意，他接着说：“你这几天忙学生迎考，家也没回。你知道，爸爸在家里只有他的正经事，和我说话也少，简直没有话。有时候我真恨不得有人骂我、打我一顿，像小时候那样。我难受！妈妈你知道吗？” 听了这个安静的孩子难得吐露的话，我像被火烧了一样，站起来，抬起头凝视着孩子的眼睛，那是一双很像我的眼睛，此时它充满爱意和矛盾。没等我开口，他继续说：“我知道你们的处境，我只要你知道我的感觉，我明白你们没办法，还是应当由我自己在心理上来克服，我愿意长得精神方面更强些。但是，我想让你知道，让你懂得你的儿子。” 我深深地内疚，我欠这孩子太多的爱；不是不爱，而总是各种事阻挡我表达爱，而爱是要通过表达才能相互感知，达到交流，得到美的享受，得到心灵的滋润，建立起人间和谐的关系的。

与爱子话别

我还没有机会弥补过去的损失，就要和孩子分手了。我贪婪地看着他那近一米八七高而匀称的身材，圆圆的、仍然孩子气的脸。这噪杂的北京站，竟成了我们母子话别之地。孩子迅速给我买来饮料和一点简单的饭食，代我找到一个座位，说一路很挤，十多小时可能吃不上也喝不上，要我一定吃下这餐饭。万般牵挂、万般无奈，几多离愁、几多欠疚，化成最简单的几句交待，不管将来活得多么艰难，也要作个正直的人，努力成为有知识、有本领、有独立人格的人。你的父母无罪，对自己的生活无愧，你会理解，将来会更理解，假如说我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欠下对你的爱，和欠下对我的妈妈的恩情。 孩子把我送上车，找到我的卧铺位置，放好我简单的小包。一向不会抽烟的孩子，拿出一包准备好的“洋烟”，一支支分送给我的邻座，含笑和他们搭讪说：“这是我的母亲，她身体不好，第一次去太原，请多照顾！”。火车要开的铃声响了，孩子转身塞给我几包“洋烟”说：“你不知道会走到那里，你们一点不会应酬，这也许有用。”又顺手把我刚才多给他的钱迅速塞在我的手中，喃喃地、有点突兀地说：“你们会比我还难。……其实，真要想抓你们，亲戚家早就监视上了。要说安全，倒是北京反而最安全。这里有那么多你们的朋友，你们在这里被抓的话，全世界都知道。这里有许多国家的使馆……”接着，他匆匆下车，在车窗外，一直看着我的眼睛，直到火车把我带走。

我等他们来逮捕

我到太原的第二天中午，资助大同会议的工厂厂长，亲自开车把励之送来，一同陪来的同事笑着说：“李老师！我完璧归赵了，请验收！”我把我知道的紧急消息说了，励之哈哈一笑，坦然地说：“他们‘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帮我作宣传，让我出名；假如他们真要逮捕我，一定是让我出更大的名，我等着他们来逮捕。”这话一半是说笑，一半是不相信，不相信当局会如此之蠢，同时也想让老人放心。但那位厂长想起，在整个开会期间，在行车途中，都有人紧紧相随。此时我发现，在楼外正对房间的几个窗口，都有小汽车。这种小城，在工厂宿舍区，难得小汽车长时间停靠，更何况同时有几辆。 励之是不信邪的，但就在当天下午，楼下的住户来敲门。平时为了安全，婆母一人在家时不开门，但邻居说一定要进来，因为他家厕所漏水，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楼上的原因。 太原是工厂城市，水不够用，居民楼只有一早和深夜才有水，家家都是凌晨上班之前，把一天的用水接在大的容器内。这个要进来的理由虽然不足，但邻居大声要求非进来不可，中国人是不允许有隐私权的，老人只好开门。邻居家老太太进来之后就不准备走，坐下来东家长、西家短说个没完。 一直等到励之妹妹下班回来，认真和她一同下去，查看她家并没有漏水的厕所，她也不以为不好意思。显然，她是奉命来的，虽然没看见我们，她可以在汇报中说：“方家老太太开门不痛快，他家一个小房间的门始终关着。”以此表示她的“尽职尽忠”。 第三天是星期日，我们去不远的古迹——晋祠游玩。为了让我们安心休息，励之妹妹夜间几次下楼作侦察，记下了车号。当我们一出院门，几辆性能很好的小车，始终轮流尾随；我们坐上去晋祠的专线旅游汽车，小车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我们进了晋祠，其中一辆白色小汽车也停在附近，开着引擎待命，有另外的人紧跟我们左右。回程前，我们戏谑地查看开着引擎的车号，恰是励之妹妹记下的之一：山西 01-17340 。 为了开个玩笑，我们改乘普通郊区班车。这种车，站站都停靠，郊区农民或携家带口、或肩挑背扛地上上下下，每站都很戏剧化。果然，破旧的郊区车已开出一段，转了弯，小白车才跟上。前面就是一个圆的叉路口，小车惟恐迷失，快速紧跟，但大车却呼哧着停在一个不起眼的路边树下。几个小车上的人跳下车，在几个路口都布署了人。忙乱一阵，才发现大车又歪歪斜斜地上路了。再到没有多远的下一站，小车差一点撞在大车直冒烟的屁股上，在大车尾又吃油烟又吃灰。

不能连累亲人

进入市区，这几个追踪者在路口下车，截住一辆黑色的 Taxi 样的车，其中一人跳进车内；原来的白车用报话器说了几句话，然后开走。我们饶有兴味地在公共汽车上，看着这场不高明的把戏。到了励之妹妹的家门口，那辆一直追踪我们的白车和另一辆黑车，已一南、一北停在家门口。这辆黑车的车号不是本市的，看来为了对付两个手无寸铁的书生，真用了大力气！ 1989年2月26日的夜里，因 Bush 晚宴，我们已领教过更大的场面，对太原的表演并不害怕。不过，看来大儿子的消息不是谣言；小儿子的判断也属正确。我们不能让亲人受连累，更不能让老人受惊，因此决定回北京。 几天的奔波，加上水土不服，我躺了一天。第五天一早我们道别了亲人，准备去火车站。刚开门，楼下一个中年妇女堵住门口正要进来。可能是楼下几辆车苦守一天一夜，未见任何动静，所以又派人来查看。送我们的孩子奚落地说：“不用你来监视了，人家走了！”。去火车站的路上，我们也是在两辆车的伴送之下：一辆是白色面包车，，一辆是白色小汽车 。一到车站，那车上的人直接进了站长室。我们上了火车，那车上也有人上了火车。火车到丰台，已经是北京郊区了，突然有三个彪形大汉来到我们的卧铺边座上，坐着不动。一直看着我们在北京下车，他们混在下车的人流中，消失了。我想，大约是把我们交给北京的监视者了。

烧励之的模拟像

离家整整五天，香港和国内各地寄来一小叠汇条，都是请我转交天安门学生的，其中还有边防战士的。多么可敬、可爱的年轻人啊！信走得太慢，形势险恶，我已无法完成这些比钱本身重得多的嘱托，我也不愿取出这些钱。按照中国邮政惯例，无人取的钱，应退还寄钱者；我不放心，一一给他们写了信，告诉他们，若需原汇条，我立即寄去。 除了汇条，还有更多的信。我一一给了简单的回信。当时我没料到，这是我在此后一段时期中，能直接发出的，给中国大陆上不相识的青年朋友的最后一批信了。我也不能预测，这些信会不会给他们带来灾祸。 回家的第三天，六月一日，清晨刚起身，我们的记者朋友ABC广播公司的柯达德先生，登门告急，不久， V.O.A.的潘海蒂小姐，也打来电话。他们说的都是，昨天在北京几个郊区县，如大兴、顺义等，由政府组织的农民游行中，焚烧了方励之的模拟像。他们担心方已被捕，也想了解方本人的感受。 励之泰然地说：“我们前天晚才到家，我完全不知道发生的事，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在政府的眼目之下，他们是清楚的。烧模拟像，在国际上或中国历史上，我记得，只有国家级或领袖级的人享用过。我今天竟有此殊荣？他们要这样作，我不介意。”励之照样去天文台上班、答研究生问。 在天文台，有人相告，送励之的那位厂长离开太原后，被公安车紧紧追踪，直到中途停车休息，公安车才发现有误而放弃。这使我想到，为什么他们要反复核对，真也笨得可以！

干脆英勇就义

六月二日，在美国的大儿子来电话，我简述了一切，我认为当局有意逼我们，作出错误的决定，他们好利用。我们离开北京一共五天，关于我们的谣言已经满天飞，诸如，已经出国，已经到了香港，逃命去了，……。最后我说：“我们等他们来抓，要出国，也等将来光明正大地走！”孩子在电话里大叫：“妈妈！你们千万千万不要作这样的‘英雄’！为什么要以这样‘英勇就义’的语气说话？妈妈呀！你快答应我，不要作无谓的牺牲！”我安慰他，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中国不至于如此黑暗。 也许，国外得到的消息更多、更正确，国外打来的不只一个电话，有外国朋友，有出访的中国朋友，都担心我们生命的安危。也不断有记者来，有的是看看我们是否还在，有的一定要摄下照片。气氛急迫而紧张。 上午，励之照常去天文台；下午，我如约接通 Perry Link教授家的电话；他和夫人 Jean 带着两个可爱的孩子来我家玩。朋友相聚，也提不起精神，更无玩兴，谈话离不开天安门。只有他那淘气的小儿子 Nathen，看上了大客厅墙壁上挂着的一柄宝剑，那是1988年的最后一天，一位病重的老人，专门托人登门送来的礼物，这是他家祖传的纪念品，愿送励之保存。 这两天，北京人是数着钟点过日子的。一辆吉普压死市民的事，在人们心上投下浓重的阴影。六月三日晚间的新闻联播，已经杀气腾腾，人们不能入睡。在这西郊的科学院宿舍区，住得较近的邻居，悄悄地交换看到、听来的消息。人们的心，密切关注着天安门，但愿快快天亮。

他们真的杀人了

半夜，电话铃可怕地响起来，一个稚嫩的、似乎存在我记忆里的、南方口音男孩子的声音急促地说：“李老师，不要问我是谁，我是北大的学生，同学们叫我一定要打通这个电话。我好不容易、冒着火光和枪声来打这个电话，就是要告诉你，我们亲眼见到，军队和武警已经杀人了！他们杀人了！这是真的！在我边上一位清华的学生，被打碎肩胛骨；另一同学颈部中弹，被打穿大动脉，血流如注，马上就要不行了。”我被这消息弄懵了，一再问：“是真的吗？我能为你们做什么？”对方的孩子似乎着急起来，更快的说：“是真的！我亲眼看见的！你那里能听见枪声吗？现在仍然在放枪。我们什么事也不要你做。只希望，你和方老师平安。杀人之后，他们不会放过你们的。……”孩子哽咽着：“老师，多保重，再见了！……”放下电话，他又忙着救人去了。 这时，我才听见，在北京深深的夏夜，远远地传来一种沉闷声，伴着断续的、似爆竹的声响。我觉得，要做点什么，一阵揪心的胸痛使我混身冰凉。楼道里，虽然家家都不开灯，但家家都没有睡。 接着，第二通电话又响了，是一个更成熟的声音，简单的通报，在他所在的地方，可靠的统计：有20人被打死，有两百人受伤。第三通，是一个东北的、似曾相识的口音，向我通报：在他附近的统计：50人被打死，几百人受伤。……。快天亮了，又有人报：死一百，伤一千……。每一个电话的最后，都是忧虑而深情地说：“不要问我是谁，希望你和方老师珍重，平安。” 我觉得，天也变了，地也变了，这是不是一场梦？ 一场恶梦？一场该死的、罪恶的梦？！ 电话发出的每一个音符，都是来自那罪恶的屠杀场。也许，这是某个年轻人最后一次和人世间通话。他们报出的每一个数字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啊！是一个年轻人的心啊！。 盼来六月四日的黎明，楼道里出奇地安静。既没有平时孩子们每逢星期日在电梯里的喧闹，也没有大人相约买菜，和为假日烹饪的忙碌。彻夜不眠的人们，在楼道相遇，不打招呼，只睁着干涩的双眼望着前方。 中国大陆的人很熟悉这样的表情，那是当大难袭来，人们掌握不了自己命运时，常有的表情。为了包裹起自己的感情，不让它流露到不能自禁；也为了防止有一类人，用任何一句话编造是非。 一个我很熟的北大学生，打来电话。他是听了六月三日晚杀气腾腾的广播后，想去找同学回校的。走到六部口附近，无法前进，亲眼目睹杀人的惨剧。他边说、边哭，声泪俱下：“你知道吗，阿姨！我到了那里，我亲眼见到，坦克和装甲车开过来，横冲直闯，他们从车上无节制地向人群开枪。路边的人，站得好好的，也没叫口号，也没唱歌，军车上的人就向人群扫射。我亲眼看见，同学们就这样倒下去，脑浆迸裂……。我们回到学校，不少同学身上，还留着死去同学的血和脑浆。太惨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无原无故地向人群开枪？”孩子说不下去，而且颠三倒四。显然，他拂不去这血淋淋的惨像，他的心还在那可怕的屠杀场上。抽泣一阵之后，他说：“北大的老师彻夜等在校门口，现在他们去学生宿舍查看，不知道我们会失去多少同学？……”

一定要保重

快到中午时分，北大一位教师打来电话：“李淑娴，我告诉你，据红十字会确切通报，昨夜、今晨，学生和市民共死亡两千六百人，伤六万人。这是官方承认的红十字会报的，不是谣言。今晨，全体在校的教员，列队迎接能回来的学生，学生们回来都是歪歪斜斜，人数不多，太惨了！我们和学生，抱头大哭。听说，清华大学这次牺牲最惨重。北大究竟牺牲多少，还没统计出来。我只想提醒你，那些人已完全失去理性了，什么事都可能作出来。希望你们要多保重。”这声音已经收拾起巨大的悲伤，充满了憎恨和愤怒。我明白，这时候给我打电话，又是经常上了我家公安局录音带的声音，对他们是危险的。这样冒险通报，就是告诉我实情，你们要多保重，这字字千金啊！ 谁都无心吃饭，上午，励之仍然去天文台上班。中午，励之刚回家，Perry Link 来了，他红着眼圈，戴着黑纱，两天不见，他好像瘦了、也苍老了。大概每人都是这样。他刚在中国人民大学门口，听学生诉说。他欲哭已无泪，伤心地站在那里，也站不住，直倒换着双脚。停了一会儿，他哑着嗓子说：“你们都知道了！真没想到……我见到很多现场实拍的照片，看见了学生们……，太惨了……” 他盯住我看了一下，大约我憔悴得十分难看。我指着他臂上的黑纱，他黯然说：“是学生们给我戴上的，我就是要戴，我要有一点表示。”我小声、愤怒地说：“谁也想不到，想不到他们竟这样凶残，这样愚蠢！是愚蠢！……”这时，励之的学生送文章来了，又来了什么人。 为了不打搅励之和研究生交谈，我请 Perry Link 进了里屋。他从伤感中醒过来，关切地说：“你们若有任何困难，需要我帮助，我一定尽力，你们不用客气。”我说，在这时候，和我们太密切，可能会面临麻烦。他却提高了声音，真诚而难过地说：“现在我什么也作不了，也坐不下来作事，中国人处在这样的苦难中，我起不了作用。假如能为中国人作一点事，我心里会好过一点。”我也告诉他，各方对我们善意的警告，我们的确是处在危险中。

那有这么笨的政府

但偌大的中国，何处安全呢？我们已出走了一次，正如小儿子所说，当局若想要抓，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对我们都不安全。我不愿意再给亲友制造麻烦，我们太了解中国共产党了。上次的出走，是基于我不太相信当局真要抓我们，太原之行打破了这种侥幸心理，更何况他们已经杀人了。也许，外国人的家里安全一些；也许，外国大使馆更安全些。但这样一步是很难跨的，我还希望，这种混乱局面只是一时的；也许，到一个隐蔽的地方住一、两天，看一看，再回家来。 Perry Link 作为一个很了解中国人的美国人，仍然很难理解中国人深层的心理，他茫然地说：“外国人的家，现在也不安全，自从Bush 晚宴之后，我们家受到密切注意....」他不愿说自己的难处，接着，他不解地说：“大使馆，我没有问过，不过，美国大使馆接受避难，这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我不知道，你们方面有什么障碍难於跨过？一切你们自己决定，我愿尽我可能的力量。” 我坦白地告诉他，最主要的，是怕由于我们的行为，影响中国的学生和学生运动，让中国当局有了借口，对学生不利；其次，励之是个十足理性的理想主义者，他视名誉比生命更重要。到现在，他还认为当局没有道理来逮捕他，因为，他完全没卷入天安门的事，不必躲避。再有，励之过于相信他自己的声望；他觉得，当局若无理地动了他的话，他们自己将来很难下台阶，哪里有这么笨的政府？ Perry Link 一肚子的狐疑，不知道哪一种估计更正确，念叨着：“我不明白，老方的事怎么影响学生？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冒着坐中国共产党监狱的危险？在监狱里，什么也做不了，怎么对学生有好处？怎么对中国将来有好处？谣言尽管他们造，实际怎样最有作为，最能发挥自己作用，才是重要的。当然，什么都由你们自己决定。”这充分表达一个正直的美国人的心；也显示出两种文化背景衡量事物的不同角度。中国的知识分子，“西化”如励之那样，在心底里，仍然有些许“中国士大夫”的气质。

今夜不能在家住

经过“八九民运”，更多人在自己的经历中，接受了新的价值观；人民把能有一批人逃出生天的消息，当作喜讯，到处传播，不介意官方宣传中所称的“叛逃”。 Perry Link 临走一再说：“我再想想，有没有安全的地方，我随时准备帮助你们。让我们保持联系。” 下午，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急急地打来电话，直愣愣地说：“要不要我帮你们离开家？换个地方？”我们谢了他的关心，表示我们哪里也不去。 下午四点多，Perry Link 和一位他的记者朋友来了，这大概是他想到的一个折中的办法，记者朋友请我们到他所包的饭店房间，那里平时是安全的，中国官方一般不会来打扰。励之仍旧不动声色，他说还要看一看，明天他还有一个约会，完了再说。两位外国朋友担心地走了。走前，我说，我们家的电话用起来要倍加小心，我和 Perry Link 约定，假如情况紧急，需要他的帮助，我在电话中就说，要他把孩子带来玩。 快到晚间中央电视台联播节目时间了，人们憎恨这几天的节目，但一定要看，看究竟说什么。就在这时，楼下忽然聚了一堆堆的人，原来，有人把一个被枪杀的七岁（或九岁）孩子的遗体，送来让大家看。无言的抗议，大人低下头，小孩紧紧拉着妈妈的手。 我们的挚友，前两天还说去太原是多此一举，当晚派他的妻子来，告诉我们，军内上层已正式传达，要抓方、李夫妇俩，他替我们找到一间空房，可以蛰居一些时间，他的妻子等我们决定，好立即带我们走。她警告我们，今夜不能在这个家住了，抓人一般都在夜里。 我们的邻居，悄悄地来了。他紧张地说：“老方一定要躲一躲，今夜不能在家住。你们要是信任我，今夜，无论什么时间，来我家住，我们把床给你们留着。用坦克、自动步枪对着手无寸铁的人民，不能再相信他们了！我们真可怜，真是手无寸铁啊！科学院这个区，他们最恨，这是知识分子聚集地，将来整起来，一定是不会轻的……”我迅速把他送走，不要让别人看见。

情况危急

门铃又响了，进来我认不出来的一位盛装女子，原来是我们青年朋友的妻子，刻意打扮了一下。她心慌意乱地拿着丈夫的字条，大意是：“我想法弄到一辆车，今晚八点出发。两位老师今晚一定不要在家住。假如你们同意，八点以前在路口等或到我这里来。我把二位老师送到×××先生那里，先住一阵。”我知道，她既担心丈夫，又担心家里一个幼子，就请她快回家；告诉她丈夫，不管我们去不去，都永远记得在这危急时刻他为我们作的一切。我们七点半不去的话，就是不去了。他们有什么安排，不要耽误。 电话铃响，送来一个土气十足的声音，励之拿着电话，愣了一下，好像在回想什么，突然他笑了，接着说：“我明白了，谢谢你，我明白了，明白了！”这一连串的“明白了”，原来是对于电话“哑迷”的回答。放下电话，励之向我解释。这是一位十分“正统”的朋友打来的，情况的险恶，使这位朋友用改变了的声音和腔调说话。这位朋友说：“老方，厄（我）从山东老家来，咋这里呔脏，你咋不换个干净地方待着？看！电视上都演的啥？”这时电视正在说“平定反革命暴乱”的事。 这个电话使励之比较相信情况的紧急，因为，别的好友对我们锺爱，反而使励之认为他们过于担心。“正统”的、不过于激进的人都认为危险，那就更有客观性。这时，他才同意我给 Perry Link 打电话。一接通，我一一谢了所有在我家等我们决定的朋友，请他们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我双手拉着他们的手，用力地用双目盯视着他们，我要永远在心上刻下这一张张纯朴、善良的脸。

就这样离开家

这是 Perry Link 这一天内第三次来到。励之还想着明天就回来，这时，他的研究生来了，励之交给他要办的事，应该寄出的文章、书信。我收拾几件最简单的漱洗用具，向小儿子说：“一起走吧！”他显出不情愿的样子，我劝说：“妈妈不放心你！你就算先送送我们，明天再回家，好吗？”就这样，我们离开了家。六月的夜晚来得很迟，黄昏的斜阳下，我回头再望一眼我们住房的阳台。阳台上，我专门请人做的晒衣架子，还有打通两个阳台之间的拱形门洞。这都是请人装修房子时我得意的设计，准备在家里不定期地请朋友们、学生们来进行学术讨论，或举办“Liberty Salon”。为此，当大儿子要用他的助学金送我们一件礼物时，我指定，要一座自由女神像。 阳台上，还没来得及种上一点我希望有的绿色植物；阳台上，还放着一位朋友特地送来的防火索；室内放下的落地窗帘隐约可见；……。我转身又看一眼楼前的场地，一楼住户的铁栅栏，栅栏上不整齐的绿色枝叶。猛然，在楼的转角，靠着栅栏，站着一位中年人，他含笑看着我们进了汽车。他是谁呢？ Perry Link 替我拉开车门，再一次催我上车。一向行动急促的我，还在发愣，我好像预感到什么，又回头看看我的家，才低头进入车里。车座的布罩上，点点血迹；司机座边，另有一人。司机急忙解释：“我们不敢一人开车，不知道会撞上什么。这一夜，我们都在自愿免费冒险拉学生，你看这布罩上的血……，唉，太惨了！学生们真是可怜！……。”我才明白， Perry Link 没有用他的长期包车，而是为我们特地叫了一辆 Taxi。 车行到海淀大路上，一群群的人，聚集着；有人围着持枪的军人，连问、带说理、兼责备。北京人没有怕，北京人睡不着，都上街来了。天暗下来了，我们决定去就近的 Shanglira 饭店，等明天再作决定。找到房间，天已全黑了，路上有持枪的人，我们不放心 Perry Link一个人回友谊宾馆，但他不放心夫人 Jean 一个人带两个幼小的孩子；我也想起，Jean 最近私下告诉过我，Bush Dinner 之后，常有无聊的骚扰，甚至有人往她那里打下流的电话。无奈，我怀着担心，目送他在黑暗的夜色中，一个人走了。 一夜不眠，听着杀人之后北京的声音。深夜，越洋电话接通。清晨， Perry Link 来到。励之要回去参加约会，我想知道确实的消息才放他走。

只有一条路

我接通一个我信得过的家，告诉他们，我在一个新的地方，想知道真情。孩子抢过电话，急急地说：“李阿姨，北大很多同学至今不知去向，学校一片肃杀之气。学生领袖都不见了，也许被杀害了，也许躲起来了……”我急得说：“你不要叫我，也许我不再给任何人打电话了，但我不能判断，情况究竟怎样；假如可以，我们想回家，他还有事……”孩子听到这里，急起来，大声说：“阿姨！我告诉你，学生领袖都躲了，当局不会放过你们，这是真的！还有，据可靠消息，在各海关、各口岸早已有你们的照片，你们不可能通过那些地方。但是，同学们都盼望你们安全，这件事很重要！很重要！大家要知道你们安全！这消息对学生太重要了！我只能说这些，你和叔叔要多保重，再见！”这是我向外打的最后一个电话。 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先到大使馆，要 visa 一试闯关，与其在家中或在街上不明不白的“失踪”，不如在公共场所被捕；同时也试问一下有关的条例。 Perry Link 来时已发现，路上更紧张了，为了保险，他找来一位年轻的 CBS 工作人员，拿着可通全世界的报话机，挤在一个小车上，出发了。沿途，经常走不通，改道再绕；沿途，在高校附近，学生设的简单路障上，缀满了纸作的白花；沿途，人们悲凄而胆小地弯腰低头，匆匆的行人像幽灵一样；……这就是我离家的路上。

患难与共

都说中国人很爱家，中国古、今有多少怀乡、思家的名诗、名歌；但是，这几十年来，在中国大陆的国土上，既没有战争，也没有分裂，而可怜的中国人，却经常被弄得家破人亡；中国知识分子，却经常是夫妻分离、遣送边疆、扫地出门的命运。 我告别了多年来盼望的、唯一的一个像个家样的家。这也许是我告别了某种更深层的东西，告别了某种思想模式，告别了某种价值观念，告别了某种心理状态；这也要求我寻找一种新的心理平衡，要求我开始走生命的又一章。这需要勇气。 和每次劫难不同的是，这次巨大的劫难，我和励之在一起。也许，我们可以得到相互的精神补充；以我们已不算年轻的生命，有相知，相爱，相补，来谱写这对中国人来说，是精神的、生命的、新生的一章。

本稿成文于１９８９年，最初发表在《远见》杂志１９９２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