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鸟

有一种鸟是永远也关不住的,不仅仅因为它的每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更因为他在被关的时候得到了很多鸟儿的营救 ...

09/04/2012

李淑娴:离家

离     家

李淑娴

我没有料到,我们那样匆匆地离开家,就很难再回去了。这是我们第一次有的一个像个家样的家;这是我们婚后长达十八年分离之后才建起的家;这是为庆祝我们终于团圆,我不惜倾全部积蓄而装修好的家。

1987年,励之“罢官”彻底回家,孩子长大了,励之母亲年老也来同住。这几年,我们都进入科研教学。励之任国内外好几家杂志的编辑尚未被“罢”,大批书籍杂志源源而来。原已拥挤的北大蔚秀园住房就凌乱不堪。中国大学的教授、讲师没有办公室,都是在家里备课。我只能在老人、孩子都入睡后的夜间,准备我的讲稿。

与十三结下不解之缘

适逢1987年春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刚被开除、革职的励之变成中外记者采访的对象;虽然按上级“打招呼”的要求,我多次婉拒他们于门外,但机灵的香港记者却往往以学生样的身份挤进门来;我们有一些全国人大代表的朋友,其中有的仍然趁便来看我们。

不知道在什么机遇之下,我们家住房的问题竟然受到关注。在我们不存奢望的时候,科学院院长亲自过问此事。按照励之的级别,根据科学院正在分的几种可选择的条件,稍经协商,我作了选定。这就是我们离家出走时的住房。

它座落在科学院南小区,地址房号是:保福寺916楼1101号和1102号。这是一个新建区,据说,原来向上级呈报的计划是为“博士后”的年轻人建的,所以建材因陋就简,每户住房面积都不大,全楼只有为数极少的几户是三室一厅,位于最抢手的楼层。这极少的几户当然是为领导或老干部准备的。因此,分给我家的是两个房号。本楼像我们这种情况的不只一家。

916楼是一座12层高的楼,我家住第11层最顶头两号。“顶头”是我选的,为了清静。这次总算没住顶层,1101恰恰又是“13”(按二进位表达式),看来,我们的命运和13这个“不吉利数” 结下不解之缘。

我并不太喜欢这个新家的环境。统一格式的几栋高楼,比肩站立在马路两边,已经太挤的楼间,还有尘土飞扬的工地和拥挤的自由市场,这里除了买菜方便,别无优点。不久知道,916楼正南不出500米处就是公安局海淀分局。这点我毫不在意,只是处处感到从地面到天空,连同空气都不能与北大相比。

在北大我住过的几处,室内虽然拥挤,但时时能听到北大的声息。北大那种特有的时而宁静,时而喧嚣,时而松散,时而激荡的呼吸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再有,北大无处不在的绿荫,北大的湖光塔影,未明湖畔的晨读,大饭厅里的鼓噪,都点点滴滴洒在我的心里。

向北大问好

不管是春、是秋,也不管是冬、是夏,每天大清早,我从睡梦中醒来,套上一双球鞋,穿过迷蒙的晨曦,大步跑一程燕园的小路,或是留神快走在沿湖的积雪大道上,然后爬上北大钟亭的小土坡,深深地吸进湖水滋润着的校园空气,向我们的北大问好,向每一棵树问好,向鲜花,向小草问好。有时,我再下到土坡旁的草地上,作几段体操;有时,我信步走到湖边的花神庙,就近看看湖水下的游鱼。等我快步往家里跑时,正是吱吱喳喳的孩子们穿过校园上学的时候了。这样,我夜读的疲乏、住室内混浊的空气,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北大校园的生灵,以清新明丽之气注入我的胸怀,我得到新的平衡。

不管是我处于顺境,被选作“模范生”和“三好学生”的时候,也不管是我被标为“右派”,沦为北大贱民的时候,我都会把我的欢乐、我的自豪、我的不解、我的担忧、我的悲伤、甚至我一时的绝望,向北大倾诉。每当我高兴得或忧伤得坐不下来时,会推上破旧的自行车,或漫不经心地骑上去,在北大游荡。

我熟悉学生区那有规律的或挤或松;也知道年青人阵发性的调皮捣旦,众多人聚在一起的热烈争议,双双情侣排他性的在一角细语。校内小商店购物,新华书店来了哪种新书?北大小小邮电所工作人员的埋怨,埋怨这里实在比海淀正式邮局的工作量都大得多,信箱有时满得往外冒,……这就是北大的学生活动聚集处——“三角地”。

我熟悉北大,北大也熟悉我。在北大从作学生到作老师,一住三十五个年头(1952—1987)。本系、外系不少长辈和同辈人认识我,图书馆的人认识,就连门卫也认识,近来保卫科的人想必是认得更清楚的了。我只要在北大转一圈,北大人心里的温度,北大人在想什么?北大的情绪,北大的喜、怒、哀、乐都会和我交流。更有时被人拉住,站在路边,三言两语,尽诉所想。我的精神在北大这个大的包容量之内,得到更深的陶冶,一次次达到新的宁静。

好在,保福寺离北大不远,我又在北大讲课。所以,搬家没有使我离开北大。

打扮新家

都说中国的事运转得很慢,也不尽然。1987年3月开全国人大,4月我家就分到新房。5月,我盘算着,怎样按我们的可能,把新房子安排得最合用。我取出所有的存款,预计可能再有的收入,挖空心思,寻找财源,有生第一次试图打扮一下新分到的住房。

在励之被“罢官”、被“批判”之后,我竟然有这样的兴致,使有的人惊奇;也有人说我傻,因为房子是公家的,何必作这样的投资。但此事却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赏识。这说明,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重视的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又是什么。

说来也可怜,两个受过良好教育、有教授头衔(其中,励之还是学部委员以及有长长一串学术职务),有多本著述问世、合起来已有六十六年工龄的人,总共积蓄不足五千元人民币。还好,有姐妹兄弟的帮助、朋友的借款,我在装修的期间凑足了一万元人民币(以1988年我们两人的月收入计,这相当于政府付给的实际月收入的25—29倍)。这刚刚够付装修的首次必须费用。就这样,一年多,再用我的讲课附加费,我们的年终奖金,主要是稿费等额外收入,才如期还清了债。

这个新家既没有地板,也没有像样的卫生间和厨房,更没有任何一件稍稍华贵的家具,但在同辈身处中国大陆境内、又不为官的知识分子中,它不仅显得很好,大概可以称为是绝无仅有的了。

1988年8月, 我们双双去了一趟澳大利亚。经过香港时,励之又完成欠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黄林秀莲学人”的邀请计划。用这些收入,我们买了计算机;热情的澳门银行家,为酬谢我们在澳门的访问、演讲,给计算机配齐了打印设备。

这样,如我们所期,这个家也是我们的工作室。我布置了书房,有围在墙壁、顶天立地的书橱,有研究生讨论的地方,有较多人聚会的场所。我们原打算在这里好好做一些教学和科学研究。励之不只一次向他的研究生和同事说:“等中国的计算机系统可以和世界联网之后,出国不出国就没有差别了,我还不愿意把时间化在路程上呢!”

建家等了十八年

1988年底,我以超工作量完成教学;励之的论文数量、质量在天文台都位居第一。我们拿到一笔年终奖金。用这笔钱,买了中等的化纤地毯,只够铺一半房间的地面。那天,正逢几位年轻人来,看我们在冷风里忙上忙下,就七手八脚帮忙铺好。这样,客厅立即显得明亮而雅致了。

的确,作这样的投资,我们是想找回那些失去的时间,延伸我们的工作时限和工作领域。

因为,自从我们在风雨飘摇中,在北大校园学生区16楼建立了那小小的家之后,算是安安顿顿地在一起过了整整八年。此后就劳燕分飞,天各一方。每年的“探亲假”十二天,有时还要分头去看孩子,再相会。近几年,他因开会、因事回家,相聚的时间多一些;我们又尽量把讲学、出国的机会安排在一起,朋友们也帮忙促成。但是,总不像有个家。这次我们算真有一个可以工作、倾谈、可以无言相对的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了。

等了十八年,重建这个家,十八年后的时间分外可贵。我们几乎每天工作到深夜。埋头工作的同时,我们有自己生活的原则,我们有自己作为人的尊严。这促使1989年初,在大雪纷纷的年假日,励之起草了给中国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公开信,呼吁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期望以此使中国迎来一个和谐、繁荣的四十周年。这也促使我们在接到美国总统 Bush 的2月26日晚宴的正式请帖之后,欣然前往。

看来,这样的生活也是不允许的。1989年2月26日,布什晚宴我们受阻,就是一个讯号。之后,出现了更多的异样:

比如,不止一次有陌生人打电话到我家,说找派出所或公安分局;也有我们的朋友从飞机场向我家打电话,却由派出所或陌生人接了去。有时,突然电话铃响,只要我们两人之一去接,报了名字,马上对方就挂断。

监听、跟踪不断

又比如,我习惯清晨锻炼身体;在新居附近清冷而光秃的马路上,人们此时总是行色匆忙,但多次有一位壮实的男子守在楼角正对的街口了望,眼光随着我穿过横街。电话被窃听,我们早就知道,作得如此露骨,则是近来的变化。干事人的笨拙和疏忽,想来不至如此;这已超出特工的需要,只能解释为有意恫吓。

在清冷而冷清的街角伫立、观察如我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教师,只能解释为认人。

再有一件事,当时引得我大笑不止。本区居民委员会在楼口守候我好几天,问开电梯的小姑娘、问我的儿子。终于在四月十一日晚,几位自称居委会的家庭妇女样的人找到我家,一定要开门进来。

晚上,我们需要安静地工作,少有不速之客。在她们大声申明“有公事”情形下,只好请进。进门之后,仔细看了我的家和我,问明我的确是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说是来要我“作计划生育计划”的,叫我填表。我听了大笑说:“不用作什么计划,我有两个大大的儿子,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们可以放心!”她们还盘问我另一个儿子的去向,我一一回答,笑着把她们送走。
这个当时被认为笑话的事,其实已经露出破绽,只不过没有引起注意。因为,我家的户口没有迁到这个区,还在北大。共产党统治下的户口管理严格,城市居民紧紧地束缚在户口本上,愈是切身不可缺的东西,就愈密切地联系于户口之上。我每月只能到北大领取各种必须的票证,要在北大买米、买粮、买各种定量的供应品。

好在我在北大工作,而所有的商店几乎像学生一样上、下班,我从北大回来,不一定能赶上本区的供应时间。一切“公务”在北大办不会给我带来不便。但是,本区居委会的名单上绝不会有我家,结论只能是,她们是受命来对我进行核对,并近距离仔细认人的。

事实愈来愈明显,我们在中国政府的“另册”中,已经又“升级”了。为了不使1989年4月中旬开始的、以学生为主的中国民主运动,背上我们的“黑锅”,我们自始至终都小心地避开。

毋庸讳言,我们是支持学生的民主、自由要求的。长期以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一言一行,对学生是有影响的。我们所说,既有逻辑,也合乎情理;我们所做,既不是为了狭隘的私利,更没有超出宪法允许的范围。

但是,中国共产党要是想整人,有时不直接言明真正的原因,而会不顾事实、或编造出“真像”来为所谓的“阶级斗争”服务。正因为中国政府否认中国有政治犯,就不得不掩饰、歪曲、编造;即使被称为“刑事犯”,也得不到公正的公开审判。四十年来,无一政治运动例外。仅一次“反右”,就有约五十万名戴上“右派”帽子的标准政治犯,被默默无闻地残害,劳改,发配,……。如今,对我们如此,对广大的学生、市民也是如此。

上了黑名单

所以,运动刚刚开始不久,当局在新华门打了人,就按“既定方针”毫无逻辑地编造小字报,嫁祸于我。4月26日《人民日报》 社论发表的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政府的各级系统,层层传达,点我们的名,称之为“黑手”。

好心的、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有从中原大地、有从边远乡镇、有从海外,连续不断打来电话。有询问的、有出主意的、有愿意接我们去躲避的。本地的热心朋友,有登门看望的;有的干脆说,他已准备了车,请我们收拾必要用品,到一个地方暂避些时……。我们为这种患难中不避嫌的行为深深感动。

几十年来,人们都知道,大的运动卷来,最后都会按照当政者的意愿进行清算,更何况我们已经被点了名。我们把这些人和事一一记在心里,却仍旧在家里安心地作我们的工作。

5月3日,袁木、何东昌等,为当时天安门僵持的局面,主持记者招待会。明显安排好的的,由中国官办记协的人发难,点方励之的名,然后袁、何二人唱起双簧。对方励之或早、或近的有关报导,任意编排、歪曲、造谣;用说谎、愚民的方式掩盖方励之一再提到的人权原则;用狭隘、煽动的语言,断章取义、颠倒是非的方式,指方励之“没有爱国心”、“损害国家利益”。

这段相当长的双簧,已经是公开对我们进行恐吓了。有的记者在会议进行中就接通了我家的电话,担心我们已被逮捕,足可见当场的腾腾杀气。但是,我们还是安心地在家里,并且准备就有关我们的不实之辞进行答辩,或诉诸宪法保证的法律。

戏剧性的一个起伏之后,形势更为紧张。更为紧迫的忠告,更急的邀请,……接踵而来。也有人用电话对我公然地威胁。但我们仍然在家里。

5月23日,励之要去大同开“宇宙学”的会,他是会议的主要被邀请人。前一天,一位好心的年轻人,满怀忧虑地找到我,悄悄地向我说:“李老师,我从高干亲友处,得到可靠消息,内部文件很厉害地点了你们的名,一再提‘方、李夫妇’,你难道不能劝劝方老师不去开会吗?别人不敢劝他。很多人都知道,他在危险中。这时候,只有家人在一起才好一点。”

我相信这位年轻朋友,但我知道,很难改变励之对人已作的承诺,何况会议主持人及承办单位已多次来电催促。我把消息转告励之,提醒他是非常时期,一到大同就给我电话,务必保持联系;又希望他注意北京的变化,回家时先看阳台上有没有我作的记号,也许我已被捕;再约定,假如我被迫出走,先到山西太原,去看正在他二妹家的婆母,我们将在那里相会,是福、是祸都在一起。

当天,他在车站等了半天,为了遣散外地学生,已售出票的车停发,却不断发出向南、不需验票的车。他又回到家来,继续写他的论文。

充满不安与恐怖

5月24日一早,励之又出发去车站等。临行,我一半认真、一半玩笑地向同去开会的年轻同事说:“我把他交给你了!到时候要原样交还。”

这一天,励之在拥挤的售票厅站了一天,北京火车站简直像战争期间逃难一样。他在下午给我打来电话,还没走掉,可望晚上有车。在车站,他遇见已是海外某小国国家级高官的原中国人,问励之是否有意去南方,或任何时候到此小国,表示欢迎。励之谢了这一片盛意,说现在首要的是去大同,那里的会在等他。

这一天,家里也不平静。我的亲人,我们众多的各界朋友,都先后来到。大家感到北京的空气里充满了不安与恐怖,但不能预测究竟会发生什么?大家都感到,某种愚昧、顽固、贪婪、恐惧,聚集成一种没有理性的、充满丑恶报复心理的、仍然巨大的力量。我们家处在这强大力量的虎视眈眈之下。来一个人,几句话,都理解了,然后悄悄地匆匆走掉。平时爱问个没完的新闻界朋友,也沉默多了,并不坚持要采访。有的人,就是为看我们一眼;有的电话,就是为听见我们的声音;还有人特意送来一件纪念品;……我心力交瘁地守在家里,时时聆听着北京的声息,等着励之的电话。

5月25日一早,大儿子从美国打来电话,问我近来的身体。整个居民楼忧心忡忡,不知道会发生甚么事;人们在电梯中神情严肃,再无意于轻松闲聊。上午,某一西方记者来访,一定要我预测,中国当局会不会下毒手。我想了一下说:“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封闭时代,在全世界的密切关注下,我想他们不敢,总还不至于蠢到这种地步吧!”这与其说是我的回答,还不如说是一种希望。

要抓方励之夫妇

当天中午,大儿子第二次接通家里的电话,孩子急得走了调的声音从海外传来,他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我:中国当局已经把北京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说赵紫阳是叛徒,要清天安门广场,准备抓3—4千人,要抓40名知识份子,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方、李二人。我不能相信这疯狂的决定。孩子苦苦说服我,这是好心朋友可靠的紧急劝告,命令式地求我快离开家,把爸爸找到,带上弟弟。

我收拾几件换洗衣服,带上中国内地旅行必须的粮票、现款,但找不到任何去火车站的交通工具。近来,为了阻止人们去天安门,当局已下令停驶多路公交车,中国人要 叫Taxi 也很难。我只好求助于自Bush 晚宴事件后结成好友的 Perry Link 教授,他迅速要了车到来。正在我将锁门离家的当儿,电话铃响,连接三通电话,一通是大儿子又来催的;一通是励之,他刚到大同宾馆;一通是意大利朋友,我告诉他,我即刻要外出,他将来可以从我们儿子处知道消息。

在火车站,我向 Perry Link 致谢道别。我说:“我不知道将要走到哪里,但首先要找到方励之。也许我们会在小地方走一走,把这股疯狂劲避过;也许这是一场虚惊,孩子听了谣言,我们去看看老人也不错。这样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回来。回来我一定给你电话,把你的孩子带来我家玩。”

作为一个长期热爱中国,能说流利的中文(他甚至可以说中文相声),有很多中国朋友,又是中美文化使者的 Perry Link教授,已经被一九八九年以来他遇见的种种事所苦恼。面对着莫明其妙被逼得弃家逃亡的我,他显得迷惘,带着几分忧虑地说:“我愿意提供一切我可能的对你们的帮助,祝你一路平安,希望能再见。”

不知会流落何方

在拥挤的售票口,小儿子想办法给我买到一张硬卧铺票,自己却突然决定不跟我同行,要留下来。他的依据是,他不是政府要抓的人,他已经会照顾自己,而且,我们不知道会流落到哪里。北京是最了解全面情况的地方,也许,他在北京对我们更有帮助。我一下子发现,孩子长大了,懂事了。任何作母亲的,甘愿把欢乐、幸福和孩子共享,决不愿意让孩子分担不幸。我同意他的选择。

离开车还有两个钟头,我仔细审视我那长得高大、健美的孩子,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长大的。在我心里,他还是个大头大脑、厚敦敦的、不爱说话、很有自主性也很犟的男孩。

他出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励之家的这个大家庭中,是奶奶照顾下的第五个孩子,也就不那么“精贵”了。他出生前一天,励之被抓走,接着我因产褥感染再进医院,他没有母奶吃;又正值大暑季节,没有人有心思去抱他。等他睁眼看世界的时候,他不爱哭,总是自己躺在小车上玩,有时半天看不见人,他会努力欠起头和脚,弯成一个元宝样,一见到人,就笑了。天太热,有时因为着急,他头上的痱子痒起来,他还没学会抓痒,就把胖胖的小手放在头上,五指一起伸开,再一同收拢。他这种抓痒的方式,一直维持到他懂得大人笑他的时候。出生在困难中,他从小就比较有独立性。但我一直不知道,他心里有委曲。

母子连心

我永远记得一件事。那还是在他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他带了一串男孩到家里来玩,不知怎么起了纠纷,他们像开了锅一样在那里闹;我一个人在北京带孩子过日子就够心烦的了,又是刚刚“右派改正”、刚刚允许我上台讲课,我恨不能一天当作两天用。当时,我没有问清原因,大声责备了他,可能还打了他屁股,说了他什么我已记不清了。但后来,在另一件我办他的“公案”时,他仰起挂满泪珠的小胖脸,愤愤地说:“你们(指爸、妈)都不喜欢我,连我的小朋友都说没有哥哥的好,你把他们赶走了!小朋友怎么想呢?”
孩子的话像灼热的针,扎在我的心里。比他大五岁半的哥哥,已经懂得父母的难处;而他正是淘气、也更需要爱抚的时候。我把精神的压力、烦恼和苦闷,无意地漏洒在他身上,是不公平的。

他在我不知不觉中长大,渐渐理解我们了,但我们也更忙了。“反自由化”运动之后,我们的家经常处在政治旋涡中。1988年临近暑期考试,有一天,孩子悄悄走到我备课的桌边,看我埋头工作,犹豫了一下,终于说:“妈妈,我给你说句话行吗?”得到我的同意,他接着说:“你这几天忙学生迎考,家也没回。你知道,爸爸在家里只有他的正经事,和我说话也少,简直没有话。有时候我真恨不得有人骂我、打我一顿,像小时候那样。我难受!妈妈你知道吗?”

听了这个安静的孩子难得吐露的话,我像被火烧了一样,站起来,抬起头凝视着孩子的眼睛,那是一双很像我的眼睛,此时它充满爱意和矛盾。没等我开口,他继续说:“我知道你们的处境,我只要你知道我的感觉,我明白你们没办法,还是应当由我自己在心理上来克服,我愿意长得精神方面更强些。但是,我想让你知道,让你懂得你的儿子。”

我深深地内疚,我欠这孩子太多的爱;不是不爱,而总是各种事阻挡我表达爱,而爱是要通过表达才能相互感知,达到交流,得到美的享受,得到心灵的滋润,建立起人间和谐的关系的。

与爱子话别

我还没有机会弥补过去的损失,就要和孩子分手了。我贪婪地看着他那近一米八七高而匀称的身材,圆圆的、仍然孩子气的脸。这噪杂的北京站,竟成了我们母子话别之地。孩子迅速给我买来饮料和一点简单的饭食,代我找到一个座位,说一路很挤,十多小时可能吃不上也喝不上,要我一定吃下这餐饭。万般牵挂、万般无奈,几多离愁、几多欠疚,化成最简单的几句交待,不管将来活得多么艰难,也要作个正直的人,努力成为有知识、有本领、有独立人格的人。你的父母无罪,对自己的生活无愧,你会理解,将来会更理解,假如说我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欠下对你的爱,和欠下对我的妈妈的恩情。

孩子把我送上车,找到我的卧铺位置,放好我简单的小包。一向不会抽烟的孩子,拿出一包准备好的“洋烟”,一支支分送给我的邻座,含笑和他们搭讪说:“这是我的母亲,她身体不好,第一次去太原,请多照顾!”。火车要开的铃声响了,孩子转身塞给我几包“洋烟”说:“你不知道会走到那里,你们一点不会应酬,这也许有用。”又顺手把我刚才多给他的钱迅速塞在我的手中,喃喃地、有点突兀地说:“你们会比我还难。……其实,真要想抓你们,亲戚家早就监视上了。要说安全,倒是北京反而最安全。这里有那么多你们的朋友,你们在这里被抓的话,全世界都知道。这里有许多国家的使馆……”接着,他匆匆下车,在车窗外,一直看着我的眼睛,直到火车把我带走。

我等他们来逮捕

我到太原的第二天中午,资助大同会议的工厂厂长,亲自开车把励之送来,一同陪来的同事笑着说:“李老师!我完璧归赵了,请验收!”我把我知道的紧急消息说了,励之哈哈一笑,坦然地说:“他们‘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帮我作宣传,让我出名;假如他们真要逮捕我,一定是让我出更大的名,我等着他们来逮捕。”这话一半是说笑,一半是不相信,不相信当局会如此之蠢,同时也想让老人放心。但那位厂长想起,在整个开会期间,在行车途中,都有人紧紧相随。此时我发现,在楼外正对房间的几个窗口,都有小汽车。这种小城,在工厂宿舍区,难得小汽车长时间停靠,更何况同时有几辆。

励之是不信邪的,但就在当天下午,楼下的住户来敲门。平时为了安全,婆母一人在家时不开门,但邻居说一定要进来,因为他家厕所漏水,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楼上的原因。

太原是工厂城市,水不够用,居民楼只有一早和深夜才有水,家家都是凌晨上班之前,把一天的用水接在大的容器内。这个要进来的理由虽然不足,但邻居大声要求非进来不可,中国人是不允许有隐私权的,老人只好开门。邻居家老太太进来之后就不准备走,坐下来东家长、西家短说个没完。

一直等到励之妹妹下班回来,认真和她一同下去,查看她家并没有漏水的厕所,她也不以为不好意思。显然,她是奉命来的,虽然没看见我们,她可以在汇报中说:“方家老太太开门不痛快,他家一个小房间的门始终关着。”以此表示她的“尽职尽忠”。

第三天是星期日,我们去不远的古迹——晋祠游玩。为了让我们安心休息,励之妹妹夜间几次下楼作侦察,记下了车号。当我们一出院门,几辆性能很好的小车,始终轮流尾随;我们坐上去晋祠的专线旅游汽车,小车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我们进了晋祠,其中一辆白色小汽车也停在附近,开着引擎待命,有另外的人紧跟我们左右。回程前,我们戏谑地查看开着引擎的车号,恰是励之妹妹记下的之一:山西 01-17340 。

为了开个玩笑,我们改乘普通郊区班车。这种车,站站都停靠,郊区农民或携家带口、或肩挑背扛地上上下下,每站都很戏剧化。果然,破旧的郊区车已开出一段,转了弯,小白车才跟上。前面就是一个圆的叉路口,小车惟恐迷失,快速紧跟,但大车却呼哧着停在一个不起眼的路边树下。几个小车上的人跳下车,在几个路口都布署了人。忙乱一阵,才发现大车又歪歪斜斜地上路了。再到没有多远的下一站,小车差一点撞在大车直冒烟的屁股上,在大车尾又吃油烟又吃灰。

不能连累亲人

进入市区,这几个追踪者在路口下车,截住一辆黑色的 Taxi 样的车,其中一人跳进车内;原来的白车用报话器说了几句话,然后开走。我们饶有兴味地在公共汽车上,看着这场不高明的把戏。到了励之妹妹的家门口,那辆一直追踪我们的白车和另一辆黑车,已一南、一北停在家门口。这辆黑车的车号不是本市的,看来为了对付两个手无寸铁的书生,真用了大力气!

1989年2月26日的夜里,因 Bush 晚宴,我们已领教过更大的场面,对太原的表演并不害怕。不过,看来大儿子的消息不是谣言;小儿子的判断也属正确。我们不能让亲人受连累,更不能让老人受惊,因此决定回北京。

几天的奔波,加上水土不服,我躺了一天。第五天一早我们道别了亲人,准备去火车站。刚开门,楼下一个中年妇女堵住门口正要进来。可能是楼下几辆车苦守一天一夜,未见任何动静,所以又派人来查看。送我们的孩子奚落地说:“不用你来监视了,人家走了!”。去火车站的路上,我们也是在两辆车的伴送之下:一辆是白色面包车,,一辆是白色小汽车 。一到车站,那车上的人直接进了站长室。我们上了火车,那车上也有人上了火车。火车到丰台,已经是北京郊区了,突然有三个彪形大汉来到我们的卧铺边座上,坐着不动。一直看着我们在北京下车,他们混在下车的人流中,消失了。我想,大约是把我们交给北京的监视者了。

烧励之的模拟像

离家整整五天,香港和国内各地寄来一小叠汇条,都是请我转交天安门学生的,其中还有边防战士的。多么可敬、可爱的年轻人啊!信走得太慢,形势险恶,我已无法完成这些比钱本身重得多的嘱托,我也不愿取出这些钱。按照中国邮政惯例,无人取的钱,应退还寄钱者;我不放心,一一给他们写了信,告诉他们,若需原汇条,我立即寄去。

除了汇条,还有更多的信。我一一给了简单的回信。当时我没料到,这是我在此后一段时期中,能直接发出的,给中国大陆上不相识的青年朋友的最后一批信了。我也不能预测,这些信会不会给他们带来灾祸。

回家的第三天,六月一日,清晨刚起身,我们的记者朋友ABC广播公司的柯达德先生,登门告急,不久, V.O.A.的潘海蒂小姐,也打来电话。他们说的都是,昨天在北京几个郊区县,如大兴、顺义等,由政府组织的农民游行中,焚烧了方励之的模拟像。他们担心方已被捕,也想了解方本人的感受。
励之泰然地说:“我们前天晚才到家,我完全不知道发生的事,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在政府的眼目之下,他们是清楚的。烧模拟像,在国际上或中国历史上,我记得,只有国家级或领袖级的人享用过。我今天竟有此殊荣?他们要这样作,我不介意。”励之照样去天文台上班、答研究生问。

在天文台,有人相告,送励之的那位厂长离开太原后,被公安车紧紧追踪,直到中途停车休息,公安车才发现有误而放弃。这使我想到,为什么他们要反复核对,真也笨得可以!

干脆英勇就义

六月二日,在美国的大儿子来电话,我简述了一切,我认为当局有意逼我们,作出错误的决定,他们好利用。我们离开北京一共五天,关于我们的谣言已经满天飞,诸如,已经出国,已经到了香港,逃命去了,……。最后我说:“我们等他们来抓,要出国,也等将来光明正大地走!”孩子在电话里大叫:“妈妈!你们千万千万不要作这样的‘英雄’!为什么要以这样‘英勇就义’的语气说话?妈妈呀!你快答应我,不要作无谓的牺牲!”我安慰他,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中国不至于如此黑暗。

也许,国外得到的消息更多、更正确,国外打来的不只一个电话,有外国朋友,有出访的中国朋友,都担心我们生命的安危。也不断有记者来,有的是看看我们是否还在,有的一定要摄下照片。气氛急迫而紧张。

上午,励之照常去天文台;下午,我如约接通 Perry Link教授家的电话;他和夫人 Jean 带着两个可爱的孩子来我家玩。朋友相聚,也提不起精神,更无玩兴,谈话离不开天安门。只有他那淘气的小儿子 Nathen,看上了大客厅墙壁上挂着的一柄宝剑,那是1988年的最后一天,一位病重的老人,专门托人登门送来的礼物,这是他家祖传的纪念品,愿送励之保存。

这两天,北京人是数着钟点过日子的。一辆吉普压死市民的事,在人们心上投下浓重的阴影。六月三日晚间的新闻联播,已经杀气腾腾,人们不能入睡。在这西郊的科学院宿舍区,住得较近的邻居,悄悄地交换看到、听来的消息。人们的心,密切关注着天安门,但愿快快天亮。

他们真的杀人了

半夜,电话铃可怕地响起来,一个稚嫩的、似乎存在我记忆里的、南方口音男孩子的声音急促地说:“李老师,不要问我是谁,我是北大的学生,同学们叫我一定要打通这个电话。我好不容易、冒着火光和枪声来打这个电话,就是要告诉你,我们亲眼见到,军队和武警已经杀人了!他们杀人了!这是真的!在我边上一位清华的学生,被打碎肩胛骨;另一同学颈部中弹,被打穿大动脉,血流如注,马上就要不行了。”我被这消息弄懵了,一再问:“是真的吗?我能为你们做什么?”对方的孩子似乎着急起来,更快的说:“是真的!我亲眼看见的!你那里能听见枪声吗?现在仍然在放枪。我们什么事也不要你做。只希望,你和方老师平安。杀人之后,他们不会放过你们的。……”孩子哽咽着:“老师,多保重,再见了!……”放下电话,他又忙着救人去了。

这时,我才听见,在北京深深的夏夜,远远地传来一种沉闷声,伴着断续的、似爆竹的声响。我觉得,要做点什么,一阵揪心的胸痛使我混身冰凉。楼道里,虽然家家都不开灯,但家家都没有睡。

接着,第二通电话又响了,是一个更成熟的声音,简单的通报,在他所在的地方,可靠的统计:有20人被打死,有两百人受伤。第三通,是一个东北的、似曾相识的口音,向我通报:在他附近的统计:50人被打死,几百人受伤。……。快天亮了,又有人报:死一百,伤一千……。每一个电话的最后,都是忧虑而深情地说:“不要问我是谁,希望你和方老师珍重,平安。”
我觉得,天也变了,地也变了,这是不是一场梦? 一场恶梦?一场该死的、罪恶的梦?! 电话发出的每一个音符,都是来自那罪恶的屠杀场。也许,这是某个年轻人最后一次和人世间通话。他们报出的每一个数字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啊!是一个年轻人的心啊!。

盼来六月四日的黎明,楼道里出奇地安静。既没有平时孩子们每逢星期日在电梯里的喧闹,也没有大人相约买菜,和为假日烹饪的忙碌。彻夜不眠的人们,在楼道相遇,不打招呼,只睁着干涩的双眼望着前方。

中国大陆的人很熟悉这样的表情,那是当大难袭来,人们掌握不了自己命运时,常有的表情。为了包裹起自己的感情,不让它流露到不能自禁;也为了防止有一类人,用任何一句话编造是非。

一个我很熟的北大学生,打来电话。他是听了六月三日晚杀气腾腾的广播后,想去找同学回校的。走到六部口附近,无法前进,亲眼目睹杀人的惨剧。他边说、边哭,声泪俱下:“你知道吗,阿姨!我到了那里,我亲眼见到,坦克和装甲车开过来,横冲直闯,他们从车上无节制地向人群开枪。路边的人,站得好好的,也没叫口号,也没唱歌,军车上的人就向人群扫射。我亲眼看见,同学们就这样倒下去,脑浆迸裂……。我们回到学校,不少同学身上,还留着死去同学的血和脑浆。太惨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无原无故地向人群开枪?”孩子说不下去,而且颠三倒四。显然,他拂不去这血淋淋的惨像,他的心还在那可怕的屠杀场上。抽泣一阵之后,他说:“北大的老师彻夜等在校门口,现在他们去学生宿舍查看,不知道我们会失去多少同学?……”

一定要保重

快到中午时分,北大一位教师打来电话:“李淑娴,我告诉你,据红十字会确切通报,昨夜、今晨,学生和市民共死亡两千六百人,伤六万人。这是官方承认的红十字会报的,不是谣言。今晨,全体在校的教员,列队迎接能回来的学生,学生们回来都是歪歪斜斜,人数不多,太惨了!我们和学生,抱头大哭。听说,清华大学这次牺牲最惨重。北大究竟牺牲多少,还没统计出来。我只想提醒你,那些人已完全失去理性了,什么事都可能作出来。希望你们要多保重。”这声音已经收拾起巨大的悲伤,充满了憎恨和愤怒。我明白,这时候给我打电话,又是经常上了我家公安局录音带的声音,对他们是危险的。这样冒险通报,就是告诉我实情,你们要多保重,这字字千金啊!
谁都无心吃饭,上午,励之仍然去天文台上班。中午,励之刚回家,Perry Link 来了,他红着眼圈,戴着黑纱,两天不见,他好像瘦了、也苍老了。大概每人都是这样。他刚在中国人民大学门口,听学生诉说。他欲哭已无泪,伤心地站在那里,也站不住,直倒换着双脚。停了一会儿,他哑着嗓子说:“你们都知道了!真没想到……我见到很多现场实拍的照片,看见了学生们……,太惨了……” 他盯住我看了一下,大约我憔悴得十分难看。我指着他臂上的黑纱,他黯然说:“是学生们给我戴上的,我就是要戴,我要有一点表示。”我小声、愤怒地说:“谁也想不到,想不到他们竟这样凶残,这样愚蠢!是愚蠢!……”这时,励之的学生送文章来了,又来了什么人。

为了不打搅励之和研究生交谈,我请 Perry Link 进了里屋。他从伤感中醒过来,关切地说:“你们若有任何困难,需要我帮助,我一定尽力,你们不用客气。”我说,在这时候,和我们太密切,可能会面临麻烦。他却提高了声音,真诚而难过地说:“现在我什么也作不了,也坐不下来作事,中国人处在这样的苦难中,我起不了作用。假如能为中国人作一点事,我心里会好过一点。”我也告诉他,各方对我们善意的警告,我们的确是处在危险中。

那有这么笨的政府

但偌大的中国,何处安全呢?我们已出走了一次,正如小儿子所说,当局若想要抓,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对我们都不安全。我不愿意再给亲友制造麻烦,我们太了解中国共产党了。上次的出走,是基于我不太相信当局真要抓我们,太原之行打破了这种侥幸心理,更何况他们已经杀人了。也许,外国人的家里安全一些;也许,外国大使馆更安全些。但这样一步是很难跨的,我还希望,这种混乱局面只是一时的;也许,到一个隐蔽的地方住一、两天,看一看,再回家来。

Perry Link 作为一个很了解中国人的美国人,仍然很难理解中国人深层的心理,他茫然地说:“外国人的家,现在也不安全,自从Bush 晚宴之后,我们家受到密切注意....」他不愿说自己的难处,接着,他不解地说:“大使馆,我没有问过,不过,美国大使馆接受避难,这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我不知道,你们方面有什么障碍难於跨过?一切你们自己决定,我愿尽我可能的力量。”
我坦白地告诉他,最主要的,是怕由于我们的行为,影响中国的学生和学生运动,让中国当局有了借口,对学生不利;其次,励之是个十足理性的理想主义者,他视名誉比生命更重要。到现在,他还认为当局没有道理来逮捕他,因为,他完全没卷入天安门的事,不必躲避。再有,励之过于相信他自己的声望;他觉得,当局若无理地动了他的话,他们自己将来很难下台阶,哪里有这么笨的政府?

Perry Link 一肚子的狐疑,不知道哪一种估计更正确,念叨着:“我不明白,老方的事怎么影响学生?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冒着坐中国共产党监狱的危险?在监狱里,什么也做不了,怎么对学生有好处?怎么对中国将来有好处?谣言尽管他们造,实际怎样最有作为,最能发挥自己作用,才是重要的。当然,什么都由你们自己决定。”这充分表达一个正直的美国人的心;也显示出两种文化背景衡量事物的不同角度。中国的知识分子,“西化”如励之那样,在心底里,仍然有些许“中国士大夫”的气质。

今夜不能在家住

经过“八九民运”,更多人在自己的经历中,接受了新的价值观;人民把能有一批人逃出生天的消息,当作喜讯,到处传播,不介意官方宣传中所称的“叛逃”。 Perry Link 临走一再说:“我再想想,有没有安全的地方,我随时准备帮助你们。让我们保持联系。”

下午,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急急地打来电话,直愣愣地说:“要不要我帮你们离开家?换个地方?”我们谢了他的关心,表示我们哪里也不去。

下午四点多,Perry Link 和一位他的记者朋友来了,这大概是他想到的一个折中的办法,记者朋友请我们到他所包的饭店房间,那里平时是安全的,中国官方一般不会来打扰。励之仍旧不动声色,他说还要看一看,明天他还有一个约会,完了再说。两位外国朋友担心地走了。走前,我说,我们家的电话用起来要倍加小心,我和 Perry Link 约定,假如情况紧急,需要他的帮助,我在电话中就说,要他把孩子带来玩。

快到晚间中央电视台联播节目时间了,人们憎恨这几天的节目,但一定要看,看究竟说什么。就在这时,楼下忽然聚了一堆堆的人,原来,有人把一个被枪杀的七岁(或九岁)孩子的遗体,送来让大家看。无言的抗议,大人低下头,小孩紧紧拉着妈妈的手。

我们的挚友,前两天还说去太原是多此一举,当晚派他的妻子来,告诉我们,军内上层已正式传达,要抓方、李夫妇俩,他替我们找到一间空房,可以蛰居一些时间,他的妻子等我们决定,好立即带我们走。她警告我们,今夜不能在这个家住了,抓人一般都在夜里。

我们的邻居,悄悄地来了。他紧张地说:“老方一定要躲一躲,今夜不能在家住。你们要是信任我,今夜,无论什么时间,来我家住,我们把床给你们留着。用坦克、自动步枪对着手无寸铁的人民,不能再相信他们了!我们真可怜,真是手无寸铁啊!科学院这个区,他们最恨,这是知识分子聚集地,将来整起来,一定是不会轻的……”我迅速把他送走,不要让别人看见。

情况危急

门铃又响了,进来我认不出来的一位盛装女子,原来是我们青年朋友的妻子,刻意打扮了一下。她心慌意乱地拿着丈夫的字条,大意是:“我想法弄到一辆车,今晚八点出发。两位老师今晚一定不要在家住。假如你们同意,八点以前在路口等或到我这里来。我把二位老师送到×××先生那里,先住一阵。”我知道,她既担心丈夫,又担心家里一个幼子,就请她快回家;告诉她丈夫,不管我们去不去,都永远记得在这危急时刻他为我们作的一切。我们七点半不去的话,就是不去了。他们有什么安排,不要耽误。

电话铃响,送来一个土气十足的声音,励之拿着电话,愣了一下,好像在回想什么,突然他笑了,接着说:“我明白了,谢谢你,我明白了,明白了!”这一连串的“明白了”,原来是对于电话“哑迷”的回答。放下电话,励之向我解释。这是一位十分“正统”的朋友打来的,情况的险恶,使这位朋友用改变了的声音和腔调说话。这位朋友说:“老方,厄(我)从山东老家来,咋这里呔脏,你咋不换个干净地方待着?看!电视上都演的啥?”这时电视正在说“平定反革命暴乱”的事。

这个电话使励之比较相信情况的紧急,因为,别的好友对我们锺爱,反而使励之认为他们过于担心。“正统”的、不过于激进的人都认为危险,那就更有客观性。这时,他才同意我给 Perry Link 打电话。一接通,我一一谢了所有在我家等我们决定的朋友,请他们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我双手拉着他们的手,用力地用双目盯视着他们,我要永远在心上刻下这一张张纯朴、善良的脸。

就这样离开家

这是 Perry Link 这一天内第三次来到。励之还想着明天就回来,这时,他的研究生来了,励之交给他要办的事,应该寄出的文章、书信。我收拾几件最简单的漱洗用具,向小儿子说:“一起走吧!”他显出不情愿的样子,我劝说:“妈妈不放心你!你就算先送送我们,明天再回家,好吗?”就这样,我们离开了家。六月的夜晚来得很迟,黄昏的斜阳下,我回头再望一眼我们住房的阳台。阳台上,我专门请人做的晒衣架子,还有打通两个阳台之间的拱形门洞。这都是请人装修房子时我得意的设计,准备在家里不定期地请朋友们、学生们来进行学术讨论,或举办“Liberty Salon”。为此,当大儿子要用他的助学金送我们一件礼物时,我指定,要一座自由女神像。

阳台上,还没来得及种上一点我希望有的绿色植物;阳台上,还放着一位朋友特地送来的防火索;室内放下的落地窗帘隐约可见;……。我转身又看一眼楼前的场地,一楼住户的铁栅栏,栅栏上不整齐的绿色枝叶。猛然,在楼的转角,靠着栅栏,站着一位中年人,他含笑看着我们进了汽车。他是谁呢?

Perry Link 替我拉开车门,再一次催我上车。一向行动急促的我,还在发愣,我好像预感到什么,又回头看看我的家,才低头进入车里。车座的布罩上,点点血迹;司机座边,另有一人。司机急忙解释:“我们不敢一人开车,不知道会撞上什么。这一夜,我们都在自愿免费冒险拉学生,你看这布罩上的血……,唉,太惨了!学生们真是可怜!……。”我才明白, Perry Link 没有用他的长期包车,而是为我们特地叫了一辆 Taxi。

车行到海淀大路上,一群群的人,聚集着;有人围着持枪的军人,连问、带说理、兼责备。北京人没有怕,北京人睡不着,都上街来了。天暗下来了,我们决定去就近的 Shanglira 饭店,等明天再作决定。找到房间,天已全黑了,路上有持枪的人,我们不放心 Perry Link一个人回友谊宾馆,但他不放心夫人 Jean 一个人带两个幼小的孩子;我也想起,Jean 最近私下告诉过我,Bush Dinner 之后,常有无聊的骚扰,甚至有人往她那里打下流的电话。无奈,我怀着担心,目送他在黑暗的夜色中,一个人走了。

一夜不眠,听着杀人之后北京的声音。深夜,越洋电话接通。清晨, Perry Link 来到。励之要回去参加约会,我想知道确实的消息才放他走。

只有一条路

我接通一个我信得过的家,告诉他们,我在一个新的地方,想知道真情。孩子抢过电话,急急地说:“李阿姨,北大很多同学至今不知去向,学校一片肃杀之气。学生领袖都不见了,也许被杀害了,也许躲起来了……”我急得说:“你不要叫我,也许我不再给任何人打电话了,但我不能判断,情况究竟怎样;假如可以,我们想回家,他还有事……”孩子听到这里,急起来,大声说:“阿姨!我告诉你,学生领袖都躲了,当局不会放过你们,这是真的!还有,据可靠消息,在各海关、各口岸早已有你们的照片,你们不可能通过那些地方。但是,同学们都盼望你们安全,这件事很重要!很重要!大家要知道你们安全!这消息对学生太重要了!我只能说这些,你和叔叔要多保重,再见!”这是我向外打的最后一个电话。

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先到大使馆,要 visa 一试闯关,与其在家中或在街上不明不白的“失踪”,不如在公共场所被捕;同时也试问一下有关的条例。 Perry Link 来时已发现,路上更紧张了,为了保险,他找来一位年轻的 CBS 工作人员,拿着可通全世界的报话机,挤在一个小车上,出发了。沿途,经常走不通,改道再绕;沿途,在高校附近,学生设的简单路障上,缀满了纸作的白花;沿途,人们悲凄而胆小地弯腰低头,匆匆的行人像幽灵一样;……这就是我离家的路上。

患难与共

都说中国人很爱家,中国古、今有多少怀乡、思家的名诗、名歌;但是,这几十年来,在中国大陆的国土上,既没有战争,也没有分裂,而可怜的中国人,却经常被弄得家破人亡;中国知识分子,却经常是夫妻分离、遣送边疆、扫地出门的命运。

我告别了多年来盼望的、唯一的一个像个家样的家。这也许是我告别了某种更深层的东西,告别了某种思想模式,告别了某种价值观念,告别了某种心理状态;这也要求我寻找一种新的心理平衡,要求我开始走生命的又一章。这需要勇气。

和每次劫难不同的是,这次巨大的劫难,我和励之在一起。也许,我们可以得到相互的精神补充;以我们已不算年轻的生命,有相知,相爱,相补,来谱写这对中国人来说,是精神的、生命的、新生的一章。


本稿成文于1989年,最初发表在《远见》杂志1992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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