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鸟

有一种鸟是永远也关不住的,不仅仅因为它的每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更因为他在被关的时候得到了很多鸟儿的营救 ...

07/05/2011

【装聋作哑之40】 南方都市报:艾未未美学和伦理不可分(2010)


艾未未:美学和伦理不可分
2010-1-11 南方都市报 作者:李公明

艾未未
●2009年1月,在北京举办展览“艾未未:纽约1983-1993”;
●2009年3月,摄影作品《艾未未:纽约1983-1993》获第二届沙飞摄影奖创作奖;
●2009年7月,在日本举办展览“起因于何”;
●2009年8月,拍摄纪录片《老妈蹄花》;
●2009年10月,在德国举办展览“SoSorry”。
艾未未的头上有很多光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鸟巢”的设计顾问、诗人艾青的儿子……然而所有这些光环的真正价值都有人质疑、有人批驳,“霸气”、“流氓”、“剽窃”、“名利炒作”等等声音紧跟着这个人的光环。
今年,艾未未那些在“无聊时期”拍摄的近乎“老照片”的摄影展,获得广东美术馆和中山大学共同设立的沙飞摄影奖创作奖,意外和质疑之声四起。据说有不少人质疑“为什么是艾未未”?而作为评委之一的顾铮反问:“为什么不是艾未未?”是啊,为什么不可以是他呢?在媒体上,关于艾未未早就有很多的充满争议的声音。在我粗略的印象中,似乎说他是艺术家、建筑师、“最有影响力”的都是艺术“粉丝”,说他是“艺术票友”、“只是靠金钱来堆积社会影响力”则是批评家;而关于他的“童话”是否为剽窃之作,坚持的一方似乎已是证据确凿。总之,谈这个人似乎少不了有麻烦。那么,为什么我会答应为南方都市报年终特刊写几行谈艾未未的文字?这个人我不直接认识,几年前在北京的一次小型会议上我的朋友与艾发生了冲突,当时他给我的印象很不好。一个曾经是我不喜欢的人,我为什么要写他?因为他是据说的世界名人吗?天可怜见,正因为他是所谓的世界名人我才不想谈他,据说他一年要接受200次记者采访,我还用得着凑这份热闹吗?我想,是因为在2009年他对艺术与社会联系的看法和创造性行动使我看到了谈论他的意义:当许多人都遗忘或回避着艺术与社会的联系、都遗忘或回避着“怎样才算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这个最简单然而却是最根本问题的时候,在艾未未的身上这个问题朗然呈现了;他表明了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应该而且可以做什么。我相信就凭这,写艾未未是有意义的。
关于艺术与生活、与公共社会的关系,艾未未在今年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我认为极为重要:“没有东西是和艺术不相关的。艺术不是一个高雅纯洁的圣殿,艺术是我们生活的极端之处,是我们在那一步之前退缩的地方,然后再往前走就是艺术。……艺术如果跟人有关,跟我们生活的品质有关,跟每一个人的情感有关,那么必定和我们生活的环境和决定这个环境的体制有关。”这些观点当然不是他个人独创的,在他之前很多人论述过、表达过类似的思想。但是他在这个时代表达了这种思想和把这种思想付诸实践,这是基于他个人的价值认同与实践勇气,在这个时代并不是所有艺术家都会有与这相同的认同和勇气。在回答“关注这些问题时,你是不是已经超越了一个艺术家的身份?”的时候,他说“也没有完全超越,所有的美学问题都是伦理问题。我是一个艺术家,我关注的是美学的问题,美学是和伦理不可分开的。”这是更为准确的、有“学术味”———虽然他似乎很鄙视“学术”———的说法。是的,其实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问题也都离不开伦理问题。举个小小的例子。艾未未是参与“鸟巢”设计的中方顾问,这当然是一个美学问题;但是,当“鸟巢”落成后他拒绝走进它、没有出现在它的盛典中,这时美学问题没有变,他仍然热爱它,但是热爱的方式变了,导致这种改变的就是伦理问题。
沿着从艺术和美学到伦理学这条路径,我们看到了两者间的自然转换,看到了在这个时代艺术家应该如何面对这片土地和人民。据报道,在2008年年底,艾未未开始构思2009年年底在慕尼黑做一个展览。“我想做一个跟死亡有关的作品”,这时他想起了在四川地震灾区看到的书包文具,“遍地都是,我想知道,是谁用了这些书包,他们叫什么名字。”但官方并无遇难学生的名单统计,于是这件事情就这样逐步浮现出来了。“按照我们自己的判断,应该是民政部门负责这件事,”于是一通通询问电话拨往四川省、市、县的民政厅、公安厅……结果无不令人失望。“其实我们希望他们说,好,你们不用来了,这个事情交给我们吧,”艾未未说,“在过去的300多天里,他们一直有这个机会,但是他们没有用。”
往下的过程无需说了,美学彻底转变为伦理学,而且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认定的天大的伦理学———不能让无辜失去生命的孩子成为无主孤魂。到今年10月25日,有朋友在他的办公室看到最后的数字是5193,有姓名、出生年月、在哪个小学中学读书、在哪天死去的,这5193个孩子的名字。在这里无需饰以震撼、痛苦这些语汇了,艾未未说,“我们可以回避这些血和肉,这些声音,这些气味吗?”;“如果我们不出来为这些死去的孩子说点话,那我们是什么东西?”艺术之舟就是这样升华到伦理学的彼岸。对于这件事,恐怕再讨厌艾未未的艺术批评家也应该先扪心自问:你敢对着5193个孩子的名字说这还是“炒作”吗?据报道,有艺术策展人说“他在利用反对和揭露赢得眼球,从而追求更大的知名度,乃至金钱”(不是具体指5193这件事情),我想这些朋友看完纪录片《老妈蹄花》再来下结论也未迟。
我发现,无论是对于艺术学还是伦理学,艾未未的真正洞见是揭露出它们的简单性。他认为建筑就是很简单的,艺术也是很简单的;而对于伦理学,他认为是更为简单、明了的事情:就那点事儿,谁心里都清清楚楚,根本就没有什么误解、没有什么不知道、也没有什么顾忌。有些使人担心的问题用简单性的眼光去看,就很容易想通了,比如关于风险这个问题。有人问他:“说了很多真话,需要担很大风险吧?”,回答:“不说真话也要担很大风险。那些喝了毒奶粉的婴儿,他们得罪谁了?他们还不会说话时,肾已经结石了,是不是?由于别人不说真话,你也会担风险。那些孩子们就是因为我们长期不说真话而付出了代价,所以谁也别想逃脱这个责任。”是啊,你不说话看起来是没有了风险,但是由于别人和你一样不说真话而导致一个无辜者的苦难,这不正是你的风险吗?
伦理学还是战胜了风险学,最后应该回到美学的港湾:艾未未说,“我只是不愿意再被嘲笑罢了”———这里的嘲笑不就是一种美学上的极度的蔑视吗?天哪,我们谁愿意继续被嘲笑、被蔑视呢?

● 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来源:http://goo.gl/Bd0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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