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鸟

有一种鸟是永远也关不住的,不仅仅因为它的每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更因为他在被关的时候得到了很多鸟儿的营救 ...

05/05/2011

艾青: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



近来我常常梦见我的父亲──
他的脸显得从未有过的“仁慈”,
流露着对我的“宽恕”,
他的话语也那么温和,
好像他一切的苦心的用意,
都为了要袒护他的儿子。

去年春天他给我几次信,
用哀恳的情感希望我回去,
他要嘱咐我一些重要的话语,
一些关于土地和财产的话语。
但是我怫逆了他的愿望,
并没有动身回到家乡。
我害怕一个家庭交给我的责任,
会毁坏我年轻的生命。

五月石榴花开的一天,
他含着失望离开人间。





我是他的第一个儿子,
他生我时已二十一岁,
正是满清最后的一年,
在一个中学堂里念书。
他显得温和而又忠厚,
穿着长衫,留着辫子,
胖胖的身体,红褐的肤色,
眼睛圆大而前突,
两耳贴在脸颊的后面。
人们说这是“福相”,
所以他要“安分守己”。

满足着自己的“八字”,
过着平凡而又庸碌的日子;
抽抽水烟,喝喝黄酒,
躺在竹床上看《聊斋志异》,
讲女妖和狐狸的故事。
他十六岁时,我的祖父就去世;
我的祖母是一个童养媳,
常常被我祖父的小老婆欺侮;
我的伯父是一个鸦片烟鬼,
主持着“花会”,玩弄妇女;
但是他,我的父亲,
却从“修身”与“格致”学习人生──
做了他母亲的好儿子,
他妻子的好丈夫。

接受了梁启超的思想,
知道“世界进步弥有止期”。
成了“维新派”的信徒,
在那穷僻的小村庄里,
最初剪掉乌黑的辫子。

《东方杂志》的读者,
《申报》的定户,
“万国储蓄会”的会员,
堂前摆着自鸣钟,
房里点着美孚灯。

镇上有曾祖父遗下的店铺──
京货,洋货,粮食,酒,“一应俱全”,
它供给我们全家的衣料,
日常用品和饮茶的点心,
凭了摺子任意取一切什物。
三十九个店员忙了三百六十天,
到过年主人拿去全部的利润。

村上又有几百亩田,
几十个佃户围绕在他的身边。
家里每年有四个雇农,
一个婢女,一个老妈子,
这一切告诉他的安闲。

没有狂热!不敢冒险!
依照自己的利益的趣味,
要建立一个“新的家庭”,
把女儿送进教会学校,
督促儿子要念英文。

用批颊和鞭打管束子女,
他成了家庭里的暴君。
节俭是他给我们的教条,
顺从是他给我们的经典。
再呢,要我们用功念书,
密切地注意我们的分数。
他知道知识是有用东西──
一可以装点门面,
二可以保卫财产。
这些是他的贵宾:
退伍的陆军少将,
省会中学的国文教员,
大学法律系和经济系的学生,
和镇上的警佐,
和县里的县长。

经常翻阅世界地图,
读气象学,观测星辰,
从“天演论”知道猴子是人类的祖先;
但是在祭祀的时候,
却一样的假装虔诚。
他心里很清楚:
对于向他缴纳租税的人们,
阎罗王的塑像,
比达尔文的学说更有用处。

无力地期待“进步”,
漠然地迎接“革命”,
他知道这是“潮流”,
自己却回避冲激,
站在遥远的地方观望……

一九二六年
国民革命军从南方出发
经过我的故乡。
那时我想去投考“黄埔”,
但是他却沉默着,
两眼混浊,没有回答。

革命像暴风雨,来了又去了。
无数年轻英勇的人们,
都做了时代的奠祭品。
在看尽恐怖与悲哀之后,
我的心像失去布帆的船只
在不安与迷茫的海洋里飘浮……

地主们都希望儿子能发财,做官,
他们要儿子念经济与法律。
而我却用画笔蘸了颜色,
去涂抹一张风景,
和一个勤劳的农人。

少年人的幻想和热情,
常常鼓动我离开家庭。
为了到一个远方和都市去,
我曾用无数功利的话语,
骗取我父亲的同情。

一天晚上他从地板下面,
取出了一千元鹰洋,
两手抖索,脸色阴沉,
一边数钱,一边叮咛:
“你过几年就回来,
千万不可乐而忘返!”

而当我临走时,
他送我到村边。
我不敢用脑子去想一想
他交给我和希望的重量。
我的心只是催促着自己:
“快些离开吧──
这可怜的田野,
这卑微的村庄,
去孤独地飘泊,
去自由地流浪!”



几年后,一个忧郁的影子
回到那个衰老的村庄,
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
除了那些叛乱和书籍,
和那些狂热的画幅,
和一个殖民地人民的
深刻和耻辱与仇恨。

七月,我被关进了监狱
八月,我被判决了徒刑;
由于对他的儿子的绝望
我的父亲曾一夜哭到天亮。

在那些黑暗的年月,
他不断地用温和的信,
要我做弟妹们的“模范”,
依从“家庭的愿望”,
又用衰老的话语,缠绵的感情,
和安排好了的幸福,
来俘掳我的心。

当我重新得到了自由,
他热切的盼望我回去,
他给我寄来了
仅仅足够回家的路费。

他向我重复人家的话语,
(天知道他从那里得来!)
说中国没有资产阶级,
没有美国式的大企业,
他说:“我对伙计们,
从来也没有压迫,
就是他们真的要革命,
又会把我怎样?”
于是,他摊开了帐篷,
摊开了厚厚的租谷簿,
眼睛很慈和地看着我微笑
一边用手指拨着算盘
一边用低微的声音
督促我注意弟妹们的前途。

但是,他终于激怒了──
皱着眉头,牙齿咬着下唇,
显出很痛心的样子,
手指节猛击着桌子,
他愤恨他儿子的淡漠的态度,
──把自己的家庭,
当作旅行休息的客栈;
用看秽物的眼光,
看祖上的遗产。

为了从废墟中救起自己,
为了追求一个至善的理想,
我又离开了我的村庄,
即使我的脚踵淋着鲜血,
我也不会停止前进……

我的父亲已死了,
他是犯了鼓胀病而死的;
从此他再也不会怨我,
我还能说什么呢?

他是一个最平庸的人;
因为胆怯而能安分守己,
在最动荡的时代里,
度过了最平静的一生,
像无数的中国地主一样:
中庸,保守,吝啬,自满,
把那穷僻的小村庄,
当作永世不变的王国。
从他的祖先接受遗产,
又把这遗产留给他的子孙,
不曾减少,也不曾增加!
就是这样──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可怜他的地方。

如今我的父亲,
已安静地躺在泥土里。
在他出殡的时候,
我没有为他举过魂幡,
也没有为他穿过粗麻布的衣裳;
我正带着嘶哑的歌声,
奔走在解放战争的烟火里……

母亲来信嘱咐我回去,
要我为家庭处理善后。
我不愿意埋葬我自己,
残忍地违背了她的愿望。
感激战争给我的鼓舞,
我走上和家乡相反的方向──
因为我,自从我知道了
在这世界上有更好的理想,
我要效忠的不是我自己的家,
而是那属于万人的
一个神圣的信仰。

一九四一年八月

〔此诗原载一九四二年八月延安出版的
《谷雨》月刊一卷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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