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鸟

有一种鸟是永远也关不住的,不仅仅因为它的每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更因为他在被关的时候得到了很多鸟儿的营救 ...

10/09/2011

阳光卫视纪录片栏目采访艾未未之五 "一个孤僻的人"

阳光卫视纪录片栏目采访艾未未之五

采访主题:纪录片《一个孤僻的人》

采访时间: 2010年12月18


问:您拍这个片子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怎么想到去做这样一个片子?

艾未未:杨佳案的最早报道是0873号的《新京报》。71号杨佳在上海袭警,3号在报纸上出现。早晨我在这儿看报,报道比较简单,就是说一个北京青年,好像说是单亲家庭,无业,在上海袭警,据他邻居说呢,他是一个比较孤僻的人。我马上就有几个疑问,一个北京的青年,80年生的,到上海去旅游,骑着自行车,怎么可能在半年多以后袭警?当时我博客写得很勤,就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一个孤僻的人》。

通常中国司法也好,公共媒体也好,是从来说不清楚的。因为大家只是接受一个结果,就是没有可能去接触到真正的悲剧是什么。另外,媒体的腔调我也不喜欢,说到一个人就说是无业什么的,我觉得这个跟有业、无业毫无关系,孤僻不孤僻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这是让人很不舒服的说法。所以我文章里就写,一个孤僻的人,他可以一辈子孤僻下去,因为他不愿意跟他人有关系,他也可以为这个社会做出一些贡献的。之后的整个发展过程,包括侦查阶段,一审,二审,到最后高院复核死刑,一直到十一月份,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痛苦主要是,通过这简单的案子看出了中国的司法系统、上海的司法系统是如此的黑暗和腐败,完全没有公义、公正和正义可以谈。整个过程都是在掩盖和歪曲,对基本事实的遮挡,包括对司法系统、司法理念的伤害。你会发现,所有的人都卷入进去了,无论是律师,还是警察,还是检察官、法院,都成为整个没有道义、没有社会伦理、巨大的黑暗体系的一部分,这是挺让人吃惊的。

我做了大量的评论,写了将近60多篇关于杨佳案的文章,从社会伦理、道义的角度谈这案子,还有一个刘晓原律师,从法律的角度谈,主要是由我们来推动,使这案件成为08年最受全国媒体注目的一个案件。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事的原则是比较清晰的,我们把整个案子当中,谁什么时候出现,说了什么,包括一句话,一个标点符号,我们都完全整理了出来,这样的整理在中国,无论什么案件,都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中国人不仅是一个健忘的民族,同样也是一个嘻嘻哈哈,做事很不认真的一个民族。不管多严重的事情,都很难查到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切都是传说,甚至加进了很多幻想。就是南京大屠杀,中国人一直说被杀了十几万到二十万,现在说三十万,一个很大的整数,然后已经查到的、刻到碑上的是一千多人。杀了三十万人,你能找到的人不过万,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耻辱。中国如果有个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话,那表达的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内容,并不只是侵略者的残忍,更多的是中国这个民族的耻辱。

同样,我也意识到,杨佳这个事件,很快它就像一个最小的案件、就像树上的某一片叶子,根本不知道被吹到哪儿去了。所以我们希望做一些记录,完整的记下一个案子。我们很早就开始拍,就是我刚开始写这个文章的时候,因为马上就要一审,一审来的很快,当时正是奥运,一切都变得非常风声鹤唳。我们到上海去拍的时候,显然上海很紧张。一审实际上是一个秘密审讯,基本的证人、审讯的程序都不对,包括他的律师谢有明,上海市闸北区政府的一个法律顾问。这显然都是黑箱操作,完全不符合法律程序。

杨佳父亲委托的律师,连去看守所见杨佳都不允许。看守所见人这个是必须的,任何人只要受委托都可以到看守所见人的。包括杨佳家长也不允许见。同时他的母亲王静梅消失了。北京警方矢口否认,说完全不知道这个人,走丢了。上海当然也说,你应该问北京警方。所有人都在猜疑,这么一个要案中,他唯一的亲人是他的母亲,知道一些案情,他的母亲消失了,这一切简直是变成了一个悬念片子。

所以我们就开始拍,但非常困难,因为能接触的原始资料很少。我们很快的去了杨佳家里,家是锁着的,他的母亲已经被消失了,很久以后,杨佳案二审都结束以后,才知道他母亲被关在了公安部下属的一个精神病院里,名字已经被改掉,叫刘亚玲。我觉得这整个事情对普通人来说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国家能够扭曲现实、扭曲证据、将重要证人关在一个精神病院里,服药,强行给她改了名字,在这个世界上等于是没有她这个人了。

说老实话,我们是所谓的生长在新社会,生长在共产党红旗下的人,尽管我们知道出现过很多很多冤案、假案错案,但是还没想到一个系统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觉得可能这些冤案、假案、错案,都是由于某种愚昧。但是作为一个系统,施展它智慧的时候,它可能变得更为可怕,就是说它能够做得这么严谨。

第一个律师,我们是从杨佳家里的门上,看到了熊律师的事务所留了一个条,说他来过,那我们顺着这个轨迹找到了熊律师事务所,所以他是《一个孤僻的人》里面第一个谈这个案情的。他是第一时间里去到上海,被拒绝的一个律师。之后又有其他律师希望介入,都是北京的律师,大家对上海这种操作方式完全的不信任。因为是在上海犯的案,又直接对抗的是公安,应该在第三方,另一个区域来审判,至少要回避,他们这些方面都不这样做,就不能让人对这案子前景有任何好的期盼。

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关注呢,第一人们认为,一个个人能杀六个公安,伤了其他五个人,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上海对整体的报道捂得很实,所以这个事情从最开始,就让人们产生了悬念。事实证明,它确实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复杂很多。所以就一步一步的就再往下走。我们拍一审,二审,然后对所有的相关人做采访,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能做到的我们都做到了,这个努力我觉得是比较痛苦。

比如说一审律师谢有明,这是个品质极坏的人,他会在我们对他进行采访的时候,唤来上海的警方,从便衣到特警各种力量,把我们人抓起来审讯,把所有东西、设备都删除,他是一个极为恐惧的这么一个人,但他很有权力,他可以对警察说,你们出去,这事你们管不了,叫你们头来。他们头就会屁颠屁颠地过来。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律师、上海的律师跟上海警方是一种什么关系。

当然后来二审,他们换了翟建,好像是上海所谓的什么东方十大律师之类的,但实际上是一个更为狡诈的、政府的合作者。我都是公开这样说的,他们有本事就来起诉我。在杨佳问题上,他起到了一个更坏的作用。他是政府委派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违反程序的。第二,他在很多重要的问题上,骗取了杨佳很多信任,在整个辩护程序上做了很多手脚。那么重要的证人他都不要求出庭,包括没有让这个警察出庭,他也不问杨佳的母亲去了哪里,在最重要的证人没有出现的情况下,就给杨佳判了死刑。包括杨佳的精神病问题,没有经过一个有资质的机构来评定,就非常草率地做出了决定。这些都是极大地违反了程序的。

杨佳案最终对我个人有很大的影响,我究竟是非常投入地卷入了一起案件。这个案件实际上从最开始,你就知道,是没有可能回转的,因为中国人通常说杀人偿命,你杀了这么多的无辜的人,通常我们称警察在这案件是无辜的。那么当然他是必死无疑的。我的所有努力,也只是我个人的挣扎吧,在整个问题上并不可能起到太大的作用。但同时我又希望能展现出这个事件的动机、起因、为什么他会去杀这些人,什么使这个人必死?整个案件虽然是有很多可能性的,包括它最终的结果,也可能有多种可能性,但是由于司法系统,我觉得这个司法系统根本就不是糟糕了,它的很多作为已经不仅仅是胁从,而是本身就是首恶了,它不是化解中国每天的案件,或者说使社会公义得到呈现,而是制造了更多的不正义和不公平的事端。杨佳案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案例,这个案例会永远被人们记住,到底发生了什么。

问:当时很多媒体都说杨佳是一个孤僻的歹徒,您觉得他是孤僻的人吗?他是歹徒吗?

艾未未:杨佳,从我对他的了解,他喜欢博客,喜欢美女,喜欢爬山,喜欢和他喜欢的人交往,这不是一个孤僻的人,这是一个有选择的人,一个单亲家庭,一个普通的孩子,他能有多少机会,成为一个很热闹的人呢?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本分,只有自己境遇的这么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人,很阳光。即使他是一个孤僻的人,这样孤僻的人可太多了。

再说说杨佳是歹徒。比如白岩松,或者是其他人,都谈到他是歹徒,什么叫歹徒?在一个犯罪嫌疑人在被定案之前,不能称之为歹徒的,不管他杀了任何人。

问:杨佳这事情,目前国内只有您详细地拍过一个纪录片,您去拍这个事情,您觉得您孤僻吗?

艾未未:我觉得我是比杨佳还要孤僻的一个人,尽管我好像很热闹,但是实际上我经常会走在一条完全没有人的路上,就是四顾茫然,你就会觉得,你有可能在人群当中,但是非常孤僻的。

问:如果您按这个路走下去,他们要是再称你为歹徒怎么办?

艾未未:实际上我倒是不介意被称之为歹徒,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对事情有他的定义吧,这个定义实际上主要是定义了定义者本身,他们的自己的一个思考的一个状态。

问:在片子中能看出来好多困难,很多正面的冲突,像您这个队伍这么不受欢迎,还厚着脸皮去做这个事情,是什么原因?

艾未未:我们做的很多事情,是希望能够为那些不可能再有可能为自己说话的人,去呈现另一种可能性。比如说我们在做的时候,实际上并不只是为杨佳说话,我们同时非常想为那些死去的公安,包括他们的家属来说话。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没有任何人愿意说任何一句话,你既然是一个受害者,承受了这么大的痛苦,难道你就不愿意为您死去的亲人说一句话吗?没有人愿意。你想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社会,个人都会因为某种原因,而放弃对真实的情感和最真实的真相的表露,这个社会太恐怖了,我只是很挣扎地希望,不要成为这个恐怖的社会现象的一部分,我们没做什么特殊的事。我们只是说,这个事我不是这样认为的。我们试图把我们的看法告诉别人,整个事件就是这样。

问:一个很普通的人在公安局里能够连续刺杀九个人,您觉得这事情正常吗?

艾未未:这个国家说老实话,没有还原事件的能力,在每一件事情上,具体发生了什么,都是让人们不清晰的,事件的主体,常常都会被遮挡掉了。比如说四川5·12地震,到底死了多少学生,怎么死的,建筑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没有人很清晰地知道。只有我们做了公民调查,找到了这五千多个孩子才知道。如果我们不做,这事和中国其它的事件一样,像垃圾一样被倒到垃圾堆里,永远不可能再出现在人们眼前。但这些垃圾是会发酵的,它毒害着每一个人的灵魂,因为在追求真实和辨识能力的问题上,每个人都出现了障碍,这确实是毒害了这个民族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

问:从一个公民的角度去理解,你感觉法律的意义是什么?

艾未未:法律是一个社会的尺度,这尺度是我们平常说的公平、公正或者正义的一个衡量标准,法律定义了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当这个社会的法律执行者,即司法系统不断地更改这个标尺,不断地遮挡这个标尺的标志,在每一个事件上都爆出与事实完全不同的结果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法律是瘫痪的,结果是使整个社会不相信权威,不相信的结果就是他们必须靠另外的方式来使这个社会运营,这个方式我们通常称之为腐败,因为它完全是依仗着权力,去改变事实,暗箱操作。当法律缺失的时候,自然是一个野蛮的生存法则了,就是强者生存,对吧?那么谁能够利用资源呢,最能够利用资源的,当然是国家权力机构了。

问:当时有一个北京的律师,叫熊烈锁?您怎么看待这个律师?

艾未未:这就是第一个律师,不是维权律师,他只是迅速地感觉到这个案子是有问题的,他是可以代理的。他只是以一个非常普通的律师身份介入到这个里面来,后来他也没有后续,我想可能压力也很大。

问:这片子提到了两个律师,一个是谢有明,一个是翟建,您怎么看待他们?

艾未未:他们是一个事务所的。谢有明是一个品质极差的人,还谈不上律师不律师,对吧?他在掩盖事实,他在将一个人送向坟墓的路上,他明知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些人甚至不如刽子手,他们是在为刽子手制造合理的理由。我觉得这个他们是非常恐怖的,尤其是谢有明,可以说他手上是沾着杨佳的鲜血的。

问:杨佳为了一个小小的警察盘查,去捅死警察,你感到是心眼小,还是别的原因?

艾未未:我觉得不能这么简单地说。他不是心眼小不小的问题,或者说其他人心眼太大了,太胸怀宇宙,我觉得不是这么一件事。一个人他的价值是他的生命,当他愿意付出生命做一件事的时候,他心胸是很大的,不是心眼很小。因为这是他的所有的价值,他能给予的就是他的生命。那么他给予这个生命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的很简单,我觉得关于杨佳案,没有比他说的更清楚的了。他说有一些耻辱,如果要背在身上一辈子,那么我宁愿去犯罪。这句话说的很清楚,就是说他是为了捍卫生命的尊严而去犯罪的,他对这个法律已经不放在眼里了。

法律是人制订的,伦理和耻辱感是远远高于法律的。法律是阶段性和区域性的,不同文化背景有不同的法律,比如说伊斯兰教,偷情的女人能用石头砸死,或者割掉鼻子,对他们来说这是应该的,是法律层面上的一个公正。但是道义方面,我们会谴责说,这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伤害。我觉得杨佳呢,我不是为他在说话,我只是在想,他的逻辑是很清楚的,就是说凡事应该有一个说法,如果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只能给你一个说法。这是一个不给人说法的一个国家,已经是很多年了。

不光是杨佳,后来5·12地震调查,我跟成都警察的冲突,警方都是没有说法的。他们都是说,你有什么证据呢?这是你的幻想,谁打过你啊?这不是和杨佳案一模一样的吗?在每一个中国案子都这样处理的时候,这个政权本身是狭隘的,它是一个小心眼,它不能够把人的尊严和道义放在一个最高的位置上。它在伤害着每一个人的利益,来维持它的一个简单的这么一种统治。

杨佳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在他的有限的资源下。他当然是被几个人打了,这些人打他就像每天打其他人一样,他们不认为是个事,因为他们打的每一个人都忍受了屈辱,都不会像杨佳那样,在之后的半年时间中,不断地申诉。杨佳在警察局里就给督察打了电话,可以看到他非常有理性,非常想付诸于法律,他也打电话告诉了他母亲,他是很有法律意识的这么一个青年。这个社会是无法承受任何一个有法律意识的人的质问的,大多数人稀里糊涂,更多数人是忍辱负重,没有几个人说我愿意把这个事搞清楚。我觉得他是一个极少有的、头脑清晰、愿意承担责任然后又能够付诸于行动的人,所以你要说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小心眼,这首先是我是不同意的。我觉得大多数人倒是小心眼,为了暂时的快乐和安全,可以放弃公义,可以放弃一些原则,这才叫小心眼,对不对?

但是杨佳,我觉得他是一个侠士,他就是说经过了所有的努力,他要没经过努力,上海公安不会两次派人到北京来跟他协调的。没打过他,公安怎么会两次派人来协调?还要给他钱来补偿?谈钱又谈不拢,因为杨佳说我要的不是钱,我要的是对这个警察的处置。他是非常清晰的,他又不可被收买。上海警方呢,甚至告诉他,你要再这样下去,我们找一个罪名就能把你拘起来,这激怒了杨佳,他已经是走投无路了,他设计好的、想象的公义已经不存在了,他面临一个选择,是不是要把这个东西咽下去?他觉得这个是个很脏的东西,他不愿意咽下去,在大多数人都可以狼吞虎咽的把这个脏东西吃下去的时候,他说我不吃这口。

问:您觉得现在社会,怎么样才算一个正常的人?怎么样才是一个爷们应该做的事?

艾未未:中国也没什么爷们吧,我觉得,我觉得正常的人吧,正常的人应该维护人的正常品质,诚实,有信仰,然后能够付诸于行动,做出努力。

问:你觉得公民的安全感来自于什么地方?

艾未未:在一个法制不健全的社会,公民的安全感来自于一种屈辱,就是说中国人说的忍,这个字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了,就是说我们丧失一些快乐,或者我们的快乐和他人是不能共享的,我们的痛苦和他人也是不能共享的。这样的社会必然成为一盘散沙的社会,因为它没有公共的领域,没有公共的价值。

问:这片子拍出来之后,寄给他们当地公安局看了没有?

艾未未:我倒没有愿望去伺候公安局,我们寄出过十万份片子,公安系统是一定看过的。这些片子都是争锋相对的,都是直接点着公安和司法系统的,没有人像我这样直接点名的,不管是北京公安,上海公安,律师,还是什么,我们都是直接点名的,我是愿意跟任何人对质的,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负责的。如果他们能够在我们这里抓到把柄,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

问:他们看完片子之后?

艾未未:公安方面给我的回馈是说,有的人看了多遍,说你的片子非常公正,你是试图将事实展示出来,将多方面的意见展示出来,只是很多方面是没有这种可能的。还有我认识的人,曾经把老妈蹄花递给公安部长孟建柱,说这是关于我们基层民警的故事,他拿了片子,说我回去一定看。

问:他看完之后?

艾未未:他当然不会跟我说了。他没有跟你说吗?

问:没有,他都不理我。您感觉杨佳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艾未未:我就不太愿意评价他们了,我对他们的评价都不是太好。但是他们又是中国普通人的一个真实状态。当你看到这种所谓的中国人的骨肉亲情,当父亲、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将被杀害,或者是说被无辜地杀害之后的反应的时候,说老实话,会很无奈,很悲哀,对人性会很绝望。我们通常说的人性,绝不比兽性要高多少。

问:据您了解杨佳是公民吗?

艾未未:我觉得在这个社会,很难说谁是公民,因为我们并不是一个公民化的社会,这是一个极权社会,极权社会中有公民吗?所谓公民这个概念,必须是他施展了他的智慧和能力,在公共社会中能够发生某种作用的情况下,才能赋予的一个名称。我觉得在极权社会里,能被称之为公民的,我觉得没有。这并不是一个公民社会,每个人的可能性都已经被剥夺了。

问:拍的时候最大困难是什么?

艾未未:我们所有的纪录片遇到的困难都是一样的,只有单方面的叙事。就是说我们只能接触到受害者,不可能接触到施害者和权力的一方,他们是绝不会出来说话的。这是作为纪录片最遗憾的一点了。按道理作为公民社会,每个人都可能出来说话,无论是部队、法官、还是警察,还是警察的家属,还是其他。像《一个孤僻的人》是采访到了翟建,他的谈话在这个片子当中非常重要,我觉得他的开放的态度还是不错的,作为律师,他还是有他的素养,就是说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尽管是很困难的。

那么像谢有明这样的人,他能够多次动用公安系统来阻挡他的出现,最后还是被我们以偷拍的方式,记录了他的面孔。我当时是说,我们这个片子,如果没有谢有明的面孔,就绝对不会把它制作出来。因为我们要让所有人看到他是谁,这个把杨佳推向灾难的人,把一个普通的北京年轻人推向死亡的人,他是谁。

问:片子提到一个叫郏啸寅的,当时说他是杨佳事件的造谣者,您怎么看待?

艾未未:郏啸寅的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确实也是一个谜团。我们到他老家采访了他的父亲,他当时溜掉了,没有采访成,只有他睡在床上的一个镜头。我们再过去的时候,他人已经不在了。

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这些人都不敢被采访,上海公安在处理整个案件的时候,完全是违法操作,一个人在网上发一条消息,是不足以使这个人失踪这么久的,包括对他的指控,都是可疑的。

问:片子中提到终审的时候,咱们没能够进去听一下?

艾未未:我们拍杨佳的审判,都是早晨五点钟在法庭那儿开始等票。我们的一个拍摄组埋伏在上海监狱旁边等他,押他的车出来的时候,拍到那一个镜头,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一个镜头就非常困难。我们要拍谢有明的话,会在那儿呆很多天,就是想拍到他的一个镜头。同时我们拍了第一个把杨佳送进去的那个警察,我们在他执勤的那个路口等了很多天,因为不知道他哪天会出警。

问:最后拍到了?

艾未未:对,拍到了,我们只需要这些人到场,他们是不可能说什么的。在掩盖事实方面,这个国家的人都训练有素。几乎是不可能获得任何有意义的材料。但是你能看到他们的嘴脸,你可以看到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基本上可以判断他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问:法院审杨佳的时候,观众的反应跟您的反应有什么不同?

艾未未:我觉得上海的普通的老百姓的品质还是比较高的,你可以看到法院旁边聚集了很多人,他们的议论,这些人我们都在这个电影里得到了很充分的表达,我觉得这很重要,在一个案件审理的过程中,一个跟案件无关的人,做出的非常直观的判断。

问:这个片子之后,有人威胁过您吗?他可能说这个片子您不能出?

艾未未:我觉得没有人有这个勇气吧,听说过小偷威胁主人的事吗?他们这是做了一件很阴暗的事,他们是非常不愿意出现的,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样。他们的威胁体现在后来,把我在上海的工作室拆掉,那是他们的威胁。他们只是做一些非常见不得人的事。他们敢说他们拆我的工作室是因为杨佳吗?但是很明显,他们拆我工作室就是因为杨佳,这是让我非常高兴的事。我是损失了一个工作室,但是可以看到我对他们作用有多大,就是说,让他们做出这种荒诞举动的事,居然是因为这个纪录片。

问:杨佳被执法之后,为什么他的家属不愿意再接受采访呢?她之前一直挺支持拍摄的。

艾未未:我最近还在想这个事。连我都不愿意再提这些事了,因为当这个结果出现的时候,你觉得太无力了。比如说,我在四川被打的事,当任何人都告诉你,你没有被打的时候,你都会快要相信自己没有被打过了。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事件,就是说你会被关进精神病院,会被改了名字,所有人都会告诉你,你应该吃药,这个现实就是一个真实,没有第二种真实,这种时候你会被改变,很多被关进去的人都被改变。把人关进去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它是能改变你,不要不相信。所以我奇怪为什么像曼德拉这些人,被关了这么多年以后,没有被改变,那要多人性的监狱才行啊,是不是?在中国的监狱,几天你就会改变。

问:片子快结束的时候,可以看到杨佳母亲都不愿意提这事了,你们还一直去坚持采访她?

艾未未:如果杨佳的母亲没有最终出来说话,这个事情是不完整的,因为这是和杨佳最近的一个人。把她剪进片子里去又是不可能的,因为直到杨佳死的时候她才出现,而且她出现的时候,她都不知道她儿子会死。她被急急忙忙换了一身衣服,到提篮桥监狱见她儿子的时候,她并不知道这是最后一面。司法上要求家属可以和这个受刑者见最后一面。没有人告诉她,只是说让她见一下她儿子,她还劝她儿子说,你要好好配合,把这个事情经过,完整诚实地讲出来。她回到北京才知道她儿子被处置了,这种可能性是非常恐怖的。

问:到最后,你们采访杨佳母亲是在什么时候?

艾未未:说老实话,我们采访杨佳母亲是很晚了,这也是拖迟片子的最重要一个原因。杨佳已经死去很久,她无数次地答应我们可以被采访,我们无数次地走到了她楼下的时候,她又反悔了,说不能了。我都已经非常绝望了,因为对于纪录片来说,越早的采访就越有意义。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伤口是开创性的,一直在流血,但是你就没有办法接近它,那是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但是我当时的决定很简单,如果没有采访她,我们就不做这个纪录片了,因为我还是比较讲究这种完整性,我不愿意为自己找一个理由,我只是说,我们要么采访到她,要么放弃所有以前的采访。

问:您的片子我基本都看过,好多都没有结果,您片子为什么总找不到一个结果?

艾未未:很简单,这结果在未来的某一天都会出现,所以它都是悬念片。

问:我感觉首先你是一个艺术家,我最近老感觉你像一个社会活动家?

艾未未:我觉得好的社会活动家应该是艺术家,好的艺术家应该是社会活动家。

问:你感觉他们之间有一个转型没有?

艾未未:没有转型,其实我生下来就这德性。只是我的机遇没有到,等我机遇到了,你们还会发现我变成另外一个人。

问:你感觉一个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是什么?

艾未未: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和每个人的社会责任是一样的,但是艺术家更加看重表达的权利和表达的自由。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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