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卫视纪录片栏目采访艾未未之五
采访主题：纪录片《一个孤僻的人》
采访时间： 2010年12月18日
问：您拍这个片子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怎么想到去做这样一个片子？
艾未未：杨佳案的最早报道是08年7月3号的《新京报》。7月1号杨佳在上海袭警，3号在报纸上出现。早晨我在这儿看报，报道比较简单，就是说一个北京青年，好像说是单亲家庭，无业，在上海袭警，据他邻居说呢，他是一个比较孤僻的人。我马上就有几个疑问，一个北京的青年，80年生的，到上海去旅游，骑着自行车，怎么可能在半年多以后袭警？当时我博客写得很勤，就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一个孤僻的人》。
通常中国司法也好，公共媒体也好，是从来说不清楚的。因为大家只是接受一个结果，就是没有可能去接触到真正的悲剧是什么。另外，媒体的腔调我也不喜欢，说到一个人就说是无业什么的，我觉得这个跟有业、无业毫无关系，孤僻不孤僻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这是让人很不舒服的说法。所以我文章里就写，一个孤僻的人，他可以一辈子孤僻下去，因为他不愿意跟他人有关系，他也可以为这个社会做出一些贡献的。之后的整个发展过程，包括侦查阶段，一审，二审，到最后高院复核死刑，一直到十一月份，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痛苦主要是，通过这简单的案子看出了中国的司法系统、上海的司法系统是如此的黑暗和腐败，完全没有公义、公正和正义可以谈。整个过程都是在掩盖和歪曲，对基本事实的遮挡，包括对司法系统、司法理念的伤害。你会发现，所有的人都卷入进去了，无论是律师，还是警察，还是检察官、法院，都成为整个没有道义、没有社会伦理、巨大的黑暗体系的一部分，这是挺让人吃惊的。
我做了大量的评论，写了将近60多篇关于杨佳案的文章，从社会伦理、道义的角度谈这案子，还有一个刘晓原律师，从法律的角度谈，主要是由我们来推动，使这案件成为08年最受全国媒体注目的一个案件。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事的原则是比较清晰的，我们把整个案子当中，谁什么时候出现，说了什么，包括一句话，一个标点符号，我们都完全整理了出来，这样的整理在中国，无论什么案件，都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中国人不仅是一个健忘的民族，同样也是一个嘻嘻哈哈，做事很不认真的一个民族。不管多严重的事情，都很难查到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切都是传说，甚至加进了很多幻想。就是南京大屠杀，中国人一直说被杀了十几万到二十万，现在说三十万，一个很大的整数，然后已经查到的、刻到碑上的是一千多人。杀了三十万人，你能找到的人不过万，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耻辱。中国如果有个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话，那表达的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内容，并不只是侵略者的残忍，更多的是中国这个民族的耻辱。
同样，我也意识到，杨佳这个事件，很快它就像一个最小的案件、就像树上的某一片叶子，根本不知道被吹到哪儿去了。所以我们希望做一些记录，完整的记下一个案子。我们很早就开始拍，就是我刚开始写这个文章的时候，因为马上就要一审，一审来的很快，当时正是奥运，一切都变得非常风声鹤唳。我们到上海去拍的时候，显然上海很紧张。一审实际上是一个秘密审讯，基本的证人、审讯的程序都不对，包括他的律师谢有明，上海市闸北区政府的一个法律顾问。这显然都是黑箱操作，完全不符合法律程序。
杨佳父亲委托的律师，连去看守所见杨佳都不允许。看守所见人这个是必须的，任何人只要受委托都可以到看守所见人的。包括杨佳家长也不允许见。同时他的母亲王静梅消失了。北京警方矢口否认，说完全不知道这个人，走丢了。上海当然也说，你应该问北京警方。所有人都在猜疑，这么一个要案中，他唯一的亲人是他的母亲，知道一些案情，他的母亲消失了，这一切简直是变成了一个悬念片子。
所以我们就开始拍，但非常困难，因为能接触的原始资料很少。我们很快的去了杨佳家里，家是锁着的，他的母亲已经被消失了，很久以后，杨佳案二审都结束以后，才知道他母亲被关在了公安部下属的一个精神病院里，名字已经被改掉，叫刘亚玲。我觉得这整个事情对普通人来说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国家能够扭曲现实、扭曲证据、将重要证人关在一个精神病院里，服药，强行给她改了名字，在这个世界上等于是没有她这个人了。
说老实话，我们是所谓的生长在新社会，生长在共产党红旗下的人，尽管我们知道出现过很多很多冤案、假案错案，但是还没想到一个系统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觉得可能这些冤案、假案、错案，都是由于某种愚昧。但是作为一个系统，施展它智慧的时候，它可能变得更为可怕，就是说它能够做得这么严谨。
第一个律师，我们是从杨佳家里的门上，看到了熊律师的事务所留了一个条，说他来过，那我们顺着这个轨迹找到了熊律师事务所，所以他是《一个孤僻的人》里面第一个谈这个案情的。他是第一时间里去到上海，被拒绝的一个律师。之后又有其他律师希望介入，都是北京的律师，大家对上海这种操作方式完全的不信任。因为是在上海犯的案，又直接对抗的是公安，应该在第三方，另一个区域来审判，至少要回避，他们这些方面都不这样做，就不能让人对这案子前景有任何好的期盼。
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关注呢，第一人们认为，一个个人能杀六个公安，伤了其他五个人，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上海对整体的报道捂得很实，所以这个事情从最开始，就让人们产生了悬念。事实证明，它确实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复杂很多。所以就一步一步的就再往下走。我们拍一审，二审，然后对所有的相关人做采访，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能做到的我们都做到了，这个努力我觉得是比较痛苦。
比如说一审律师谢有明，这是个品质极坏的人，他会在我们对他进行采访的时候，唤来上海的警方，从便衣到特警各种力量，把我们人抓起来审讯，把所有东西、设备都删除，他是一个极为恐惧的这么一个人，但他很有权力，他可以对警察说，你们出去，这事你们管不了，叫你们头来。他们头就会屁颠屁颠地过来。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律师、上海的律师跟上海警方是一种什么关系。
当然后来二审，他们换了翟建，好像是上海所谓的什么东方十大律师之类的，但实际上是一个更为狡诈的、政府的合作者。我都是公开这样说的，他们有本事就来起诉我。在杨佳问题上，他起到了一个更坏的作用。他是政府委派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违反程序的。第二，他在很多重要的问题上，骗取了杨佳很多信任，在整个辩护程序上做了很多手脚。那么重要的证人他都不要求出庭，包括没有让这个警察出庭，他也不问杨佳的母亲去了哪里，在最重要的证人没有出现的情况下，就给杨佳判了死刑。包括杨佳的精神病问题，没有经过一个有资质的机构来评定,就非常草率地做出了决定。这些都是极大地违反了程序的。
杨佳案最终对我个人有很大的影响，我究竟是非常投入地卷入了一起案件。这个案件实际上从最开始，你就知道，是没有可能回转的，因为中国人通常说杀人偿命，你杀了这么多的无辜的人，通常我们称警察在这案件是无辜的。那么当然他是必死无疑的。我的所有努力，也只是我个人的挣扎吧，在整个问题上并不可能起到太大的作用。但同时我又希望能展现出这个事件的动机、起因、为什么他会去杀这些人，什么使这个人必死？整个案件虽然是有很多可能性的，包括它最终的结果，也可能有多种可能性，但是由于司法系统，我觉得这个司法系统根本就不是糟糕了，它的很多作为已经不仅仅是胁从，而是本身就是首恶了，它不是化解中国每天的案件，或者说使社会公义得到呈现，而是制造了更多的不正义和不公平的事端。杨佳案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案例，这个案例会永远被人们记住，到底发生了什么。
问：当时很多媒体都说杨佳是一个孤僻的歹徒，您觉得他是孤僻的人吗？他是歹徒吗？
艾未未：杨佳，从我对他的了解，他喜欢博客，喜欢美女，喜欢爬山，喜欢和他喜欢的人交往，这不是一个孤僻的人，这是一个有选择的人，一个单亲家庭，一个普通的孩子，他能有多少机会，成为一个很热闹的人呢？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本分，只有自己境遇的这么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人，很阳光。即使他是一个孤僻的人，这样孤僻的人可太多了。
再说说杨佳是歹徒。比如白岩松，或者是其他人，都谈到他是歹徒，什么叫歹徒？在一个犯罪嫌疑人在被定案之前，不能称之为歹徒的，不管他杀了任何人。
问：杨佳这事情，目前国内只有您详细地拍过一个纪录片，您去拍这个事情，您觉得您孤僻吗？
艾未未：我觉得我是比杨佳还要孤僻的一个人，尽管我好像很热闹，但是实际上我经常会走在一条完全没有人的路上，就是四顾茫然，你就会觉得，你有可能在人群当中，但是非常孤僻的。
问：如果您按这个路走下去，他们要是再称你为歹徒怎么办？
艾未未：实际上我倒是不介意被称之为歹徒，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对事情有他的定义吧，这个定义实际上主要是定义了定义者本身，他们的自己的一个思考的一个状态。
问：在片子中能看出来好多困难，很多正面的冲突，像您这个队伍这么不受欢迎，还厚着脸皮去做这个事情，是什么原因？
艾未未：我们做的很多事情，是希望能够为那些不可能再有可能为自己说话的人，去呈现另一种可能性。比如说我们在做的时候，实际上并不只是为杨佳说话，我们同时非常想为那些死去的公安，包括他们的家属来说话。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没有任何人愿意说任何一句话，你既然是一个受害者，承受了这么大的痛苦，难道你就不愿意为您死去的亲人说一句话吗？没有人愿意。你想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社会，个人都会因为某种原因，而放弃对真实的情感和最真实的真相的表露，这个社会太恐怖了，我只是很挣扎地希望，不要成为这个恐怖的社会现象的一部分，我们没做什么特殊的事。我们只是说，这个事我不是这样认为的。我们试图把我们的看法告诉别人，整个事件就是这样。
问：一个很普通的人在公安局里能够连续刺杀九个人，您觉得这事情正常吗？
艾未未：这个国家说老实话，没有还原事件的能力，在每一件事情上，具体发生了什么，都是让人们不清晰的，事件的主体，常常都会被遮挡掉了。比如说四川5·12地震，到底死了多少学生，怎么死的，建筑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没有人很清晰地知道。只有我们做了公民调查，找到了这五千多个孩子才知道。如果我们不做，这事和中国其它的事件一样，像垃圾一样被倒到垃圾堆里，永远不可能再出现在人们眼前。但这些垃圾是会发酵的，它毒害着每一个人的灵魂，因为在追求真实和辨识能力的问题上，每个人都出现了障碍，这确实是毒害了这个民族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
问：从一个公民的角度去理解，你感觉法律的意义是什么？
艾未未：法律是一个社会的尺度，这尺度是我们平常说的公平、公正或者正义的一个衡量标准，法律定义了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当这个社会的法律执行者，即司法系统不断地更改这个标尺，不断地遮挡这个标尺的标志，在每一个事件上都爆出与事实完全不同的结果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法律是瘫痪的，结果是使整个社会不相信权威，不相信的结果就是他们必须靠另外的方式来使这个社会运营，这个方式我们通常称之为腐败，因为它完全是依仗着权力，去改变事实，暗箱操作。当法律缺失的时候，自然是一个野蛮的生存法则了，就是强者生存，对吧？那么谁能够利用资源呢，最能够利用资源的，当然是国家权力机构了。
问：当时有一个北京的律师，叫熊烈锁？您怎么看待这个律师？
艾未未：这就是第一个律师，不是维权律师，他只是迅速地感觉到这个案子是有问题的，他是可以代理的。他只是以一个非常普通的律师身份介入到这个里面来，后来他也没有后续，我想可能压力也很大。
问：这片子提到了两个律师，一个是谢有明，一个是翟建，您怎么看待他们？
艾未未：他们是一个事务所的。谢有明是一个品质极差的人，还谈不上律师不律师，对吧？他在掩盖事实，他在将一个人送向坟墓的路上，他明知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些人甚至不如刽子手，他们是在为刽子手制造合理的理由。我觉得这个他们是非常恐怖的，尤其是谢有明，可以说他手上是沾着杨佳的鲜血的。
问：杨佳为了一个小小的警察盘查，去捅死警察，你感到是心眼小，还是别的原因？
艾未未：我觉得不能这么简单地说。他不是心眼小不小的问题，或者说其他人心眼太大了，太胸怀宇宙，我觉得不是这么一件事。一个人他的价值是他的生命，当他愿意付出生命做一件事的时候，他心胸是很大的，不是心眼很小。因为这是他的所有的价值，他能给予的就是他的生命。那么他给予这个生命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的很简单，我觉得关于杨佳案，没有比他说的更清楚的了。他说有一些耻辱，如果要背在身上一辈子，那么我宁愿去犯罪。这句话说的很清楚，就是说他是为了捍卫生命的尊严而去犯罪的，他对这个法律已经不放在眼里了。
法律是人制订的，伦理和耻辱感是远远高于法律的。法律是阶段性和区域性的，不同文化背景有不同的法律，比如说伊斯兰教，偷情的女人能用石头砸死，或者割掉鼻子，对他们来说这是应该的，是法律层面上的一个公正。但是道义方面，我们会谴责说，这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伤害。我觉得杨佳呢，我不是为他在说话，我只是在想，他的逻辑是很清楚的，就是说凡事应该有一个说法，如果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只能给你一个说法。这是一个不给人说法的一个国家，已经是很多年了。
不光是杨佳，后来5·12地震调查，我跟成都警察的冲突，警方都是没有说法的。他们都是说，你有什么证据呢？这是你的幻想，谁打过你啊？这不是和杨佳案一模一样的吗？在每一个中国案子都这样处理的时候，这个政权本身是狭隘的，它是一个小心眼，它不能够把人的尊严和道义放在一个最高的位置上。它在伤害着每一个人的利益，来维持它的一个简单的这么一种统治。
杨佳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在他的有限的资源下。他当然是被几个人打了，这些人打他就像每天打其他人一样，他们不认为是个事，因为他们打的每一个人都忍受了屈辱，都不会像杨佳那样，在之后的半年时间中，不断地申诉。杨佳在警察局里就给督察打了电话，可以看到他非常有理性，非常想付诸于法律，他也打电话告诉了他母亲，他是很有法律意识的这么一个青年。这个社会是无法承受任何一个有法律意识的人的质问的，大多数人稀里糊涂，更多数人是忍辱负重，没有几个人说我愿意把这个事搞清楚。我觉得他是一个极少有的、头脑清晰、愿意承担责任然后又能够付诸于行动的人，所以你要说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小心眼，这首先是我是不同意的。我觉得大多数人倒是小心眼，为了暂时的快乐和安全，可以放弃公义，可以放弃一些原则，这才叫小心眼，对不对？
但是杨佳，我觉得他是一个侠士，他就是说经过了所有的努力，他要没经过努力，上海公安不会两次派人到北京来跟他协调的。没打过他，公安怎么会两次派人来协调？还要给他钱来补偿？谈钱又谈不拢，因为杨佳说我要的不是钱，我要的是对这个警察的处置。他是非常清晰的，他又不可被收买。上海警方呢，甚至告诉他，你要再这样下去，我们找一个罪名就能把你拘起来，这激怒了杨佳，他已经是走投无路了，他设计好的、想象的公义已经不存在了，他面临一个选择，是不是要把这个东西咽下去？他觉得这个是个很脏的东西，他不愿意咽下去，在大多数人都可以狼吞虎咽的把这个脏东西吃下去的时候，他说我不吃这口。
问：您觉得现在社会，怎么样才算一个正常的人？怎么样才是一个爷们应该做的事？
艾未未：中国也没什么爷们吧，我觉得，我觉得正常的人吧，正常的人应该维护人的正常品质，诚实，有信仰，然后能够付诸于行动，做出努力。
问：你觉得公民的安全感来自于什么地方？
艾未未：在一个法制不健全的社会，公民的安全感来自于一种屈辱，就是说中国人说的忍，这个字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了，就是说我们丧失一些快乐，或者我们的快乐和他人是不能共享的，我们的痛苦和他人也是不能共享的。这样的社会必然成为一盘散沙的社会，因为它没有公共的领域，没有公共的价值。
问：这片子拍出来之后，寄给他们当地公安局看了没有？
艾未未：我倒没有愿望去伺候公安局，我们寄出过十万份片子，公安系统是一定看过的。这些片子都是争锋相对的，都是直接点着公安和司法系统的，没有人像我这样直接点名的，不管是北京公安，上海公安，律师，还是什么，我们都是直接点名的，我是愿意跟任何人对质的，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负责的。如果他们能够在我们这里抓到把柄，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
问：他们看完片子之后？
艾未未：公安方面给我的回馈是说，有的人看了多遍，说你的片子非常公正，你是试图将事实展示出来，将多方面的意见展示出来，只是很多方面是没有这种可能的。还有我认识的人，曾经把老妈蹄花递给公安部长孟建柱，说这是关于我们基层民警的故事，他拿了片子，说我回去一定看。
问：他看完之后？
艾未未：他当然不会跟我说了。他没有跟你说吗？
问：没有，他都不理我。您感觉杨佳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艾未未：我就不太愿意评价他们了，我对他们的评价都不是太好。但是他们又是中国普通人的一个真实状态。当你看到这种所谓的中国人的骨肉亲情，当父亲、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将被杀害，或者是说被无辜地杀害之后的反应的时候，说老实话，会很无奈，很悲哀，对人性会很绝望。我们通常说的人性，绝不比兽性要高多少。
问：据您了解杨佳是公民吗？
艾未未：我觉得在这个社会，很难说谁是公民，因为我们并不是一个公民化的社会，这是一个极权社会，极权社会中有公民吗？所谓公民这个概念，必须是他施展了他的智慧和能力，在公共社会中能够发生某种作用的情况下，才能赋予的一个名称。我觉得在极权社会里，能被称之为公民的，我觉得没有。这并不是一个公民社会，每个人的可能性都已经被剥夺了。
问：拍的时候最大困难是什么？
艾未未：我们所有的纪录片遇到的困难都是一样的，只有单方面的叙事。就是说我们只能接触到受害者，不可能接触到施害者和权力的一方，他们是绝不会出来说话的。这是作为纪录片最遗憾的一点了。按道理作为公民社会，每个人都可能出来说话，无论是部队、法官、还是警察，还是警察的家属，还是其他。像《一个孤僻的人》是采访到了翟建，他的谈话在这个片子当中非常重要，我觉得他的开放的态度还是不错的，作为律师，他还是有他的素养，就是说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尽管是很困难的。
那么像谢有明这样的人，他能够多次动用公安系统来阻挡他的出现，最后还是被我们以偷拍的方式，记录了他的面孔。我当时是说，我们这个片子，如果没有谢有明的面孔，就绝对不会把它制作出来。因为我们要让所有人看到他是谁，这个把杨佳推向灾难的人，把一个普通的北京年轻人推向死亡的人，他是谁。
问：片子提到一个叫郏啸寅的，当时说他是杨佳事件的造谣者，您怎么看待？
艾未未：郏啸寅的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确实也是一个谜团。我们到他老家采访了他的父亲，他当时溜掉了，没有采访成，只有他睡在床上的一个镜头。我们再过去的时候，他人已经不在了。
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这些人都不敢被采访，上海公安在处理整个案件的时候，完全是违法操作，一个人在网上发一条消息，是不足以使这个人失踪这么久的，包括对他的指控，都是可疑的。
问：片子中提到终审的时候，咱们没能够进去听一下？
艾未未：我们拍杨佳的审判，都是早晨五点钟在法庭那儿开始等票。我们的一个拍摄组埋伏在上海监狱旁边等他，押他的车出来的时候，拍到那一个镜头，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一个镜头就非常困难。我们要拍谢有明的话，会在那儿呆很多天，就是想拍到他的一个镜头。同时我们拍了第一个把杨佳送进去的那个警察，我们在他执勤的那个路口等了很多天，因为不知道他哪天会出警。
问：最后拍到了？
艾未未：对，拍到了，我们只需要这些人到场，他们是不可能说什么的。在掩盖事实方面，这个国家的人都训练有素。几乎是不可能获得任何有意义的材料。但是你能看到他们的嘴脸，你可以看到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基本上可以判断他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问：法院审杨佳的时候，观众的反应跟您的反应有什么不同？
艾未未：我觉得上海的普通的老百姓的品质还是比较高的，你可以看到法院旁边聚集了很多人，他们的议论，这些人我们都在这个电影里得到了很充分的表达，我觉得这很重要，在一个案件审理的过程中，一个跟案件无关的人，做出的非常直观的判断。
问：这个片子之后，有人威胁过您吗？他可能说这个片子您不能出？
艾未未：我觉得没有人有这个勇气吧，听说过小偷威胁主人的事吗？他们这是做了一件很阴暗的事，他们是非常不愿意出现的，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样。他们的威胁体现在后来，把我在上海的工作室拆掉，那是他们的威胁。他们只是做一些非常见不得人的事。他们敢说他们拆我的工作室是因为杨佳吗？但是很明显，他们拆我工作室就是因为杨佳，这是让我非常高兴的事。我是损失了一个工作室，但是可以看到我对他们作用有多大，就是说，让他们做出这种荒诞举动的事，居然是因为这个纪录片。
问：杨佳被执法之后，为什么他的家属不愿意再接受采访呢？她之前一直挺支持拍摄的。
艾未未：我最近还在想这个事。连我都不愿意再提这些事了，因为当这个结果出现的时候，你觉得太无力了。比如说，我在四川被打的事，当任何人都告诉你，你没有被打的时候，你都会快要相信自己没有被打过了。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事件，就是说你会被关进精神病院，会被改了名字，所有人都会告诉你，你应该吃药，这个现实就是一个真实，没有第二种真实，这种时候你会被改变，很多被关进去的人都被改变。把人关进去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它是能改变你，不要不相信。所以我奇怪为什么像曼德拉这些人，被关了这么多年以后，没有被改变，那要多人性的监狱才行啊，是不是？在中国的监狱，几天你就会改变。
问：片子快结束的时候，可以看到杨佳母亲都不愿意提这事了，你们还一直去坚持采访她？
艾未未：如果杨佳的母亲没有最终出来说话，这个事情是不完整的，因为这是和杨佳最近的一个人。把她剪进片子里去又是不可能的，因为直到杨佳死的时候她才出现，而且她出现的时候，她都不知道她儿子会死。她被急急忙忙换了一身衣服，到提篮桥监狱见她儿子的时候，她并不知道这是最后一面。司法上要求家属可以和这个受刑者见最后一面。没有人告诉她，只是说让她见一下她儿子，她还劝她儿子说，你要好好配合，把这个事情经过，完整诚实地讲出来。她回到北京才知道她儿子被处置了，这种可能性是非常恐怖的。
问：到最后，你们采访杨佳母亲是在什么时候？
艾未未：说老实话，我们采访杨佳母亲是很晚了，这也是拖迟片子的最重要一个原因。杨佳已经死去很久，她无数次地答应我们可以被采访，我们无数次地走到了她楼下的时候，她又反悔了，说不能了。我都已经非常绝望了，因为对于纪录片来说，越早的采访就越有意义。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伤口是开创性的，一直在流血，但是你就没有办法接近它，那是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但是我当时的决定很简单，如果没有采访她，我们就不做这个纪录片了，因为我还是比较讲究这种完整性，我不愿意为自己找一个理由，我只是说，我们要么采访到她，要么放弃所有以前的采访。
问：您的片子我基本都看过，好多都没有结果，您片子为什么总找不到一个结果？
艾未未：很简单，这结果在未来的某一天都会出现，所以它都是悬念片。
问：我感觉首先你是一个艺术家，我最近老感觉你像一个社会活动家？
艾未未：我觉得好的社会活动家应该是艺术家，好的艺术家应该是社会活动家。
问：你感觉他们之间有一个转型没有？
艾未未：没有转型，其实我生下来就这德性。只是我的机遇没有到，等我机遇到了，你们还会发现我变成另外一个人。
问：你感觉一个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是什么？
艾未未：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和每个人的社会责任是一样的，但是艺术家更加看重表达的权利和表达的自由。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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