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卫视 纪录片栏目 采访艾未未之六
采访时间：2010年12月19日
问：做童话过程中，您遇到最大困难是什么？
艾未未：在童话中遇到困难很多，很难分析哪个更大一些。有一个想法是很简单的，但是要制作起来困难。当人们说你会带多少人去的时候，我想只有带一定量的时候，才能涵盖社会不同层面。这个量我想要一千人。说老实话，今天让我带一千人，我是没有勇气的，可是当时我还是想要带这么多人来完成，让这个概念更加完整化。
首先是资金，我粗算了一下，涉及到300万欧元，那么就是400多万美元，或者是说三千多万人民币这么一个费用。但是这个费用，实际上解决的比较快。当我告诉我的朋友这件事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愿意为你这个项目做这个投资嘛。大概一个星期就解决了。
那么剩下的事呢，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就是如何招募和组织人群，他们应该带有什么样的特征，然后怎样让他们理解这个项目，怎么做到不要出什么差错。因为要涉及到护照、签证、买机票、保险，出了差错的话，都会影响到项目的完整性。我当时决定是在我的博客上、互联网上发出这个消息，通过电子邮件和人们之间交流，在两三天内吧，就招募了三千多人，我们中断了它，因为我们想太多的话更麻烦了，因为只需要一千人。我们希望能涵盖各个行业，这里面有监狱的看守者，有高速公路收费员，有西北农村的农民，还有广西山区的少数民族，新疆的，各地方人都有，可能除了西藏和台湾，其他地区基本上都有。他们必须开始申请护照，很多地区申请护照是很困难的，像新疆几乎是不能申请护照的，新疆人为了拿到护照，甚至要把户口先转移到青岛，才有可能参加。像广西，有一些少数民族妇女在山区里连名字都没有，为申请护照才起的名字。他们为了参加这个童话，故事简直太多了。
阳光卫视纪录片栏目采访艾未未之五
采访主题：纪录片《一个孤僻的人》
采访时间： 2010年12月18日
问：您拍这个片子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怎么想到去做这样一个片子？
艾未未：杨佳案的最早报道是08年7月3号的《新京报》。7月1号杨佳在上海袭警，3号在报纸上出现。早晨我在这儿看报，报道比较简单，就是说一个北京青年，好像说是单亲家庭，无业，在上海袭警，据他邻居说呢，他是一个比较孤僻的人。我马上就有几个疑问，一个北京的青年，80年生的，到上海去旅游，骑着自行车，怎么可能在半年多以后袭警？当时我博客写得很勤，就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一个孤僻的人》。
通常中国司法也好，公共媒体也好，是从来说不清楚的。因为大家只是接受一个结果，就是没有可能去接触到真正的悲剧是什么。另外，媒体的腔调我也不喜欢，说到一个人就说是无业什么的，我觉得这个跟有业、无业毫无关系，孤僻不孤僻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这是让人很不舒服的说法。所以我文章里就写，一个孤僻的人，他可以一辈子孤僻下去，因为他不愿意跟他人有关系，他也可以为这个社会做出一些贡献的。之后的整个发展过程，包括侦查阶段，一审，二审，到最后高院复核死刑，一直到十一月份，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痛苦主要是，通过这简单的案子看出了中国的司法系统、上海的司法系统是如此的黑暗和腐败，完全没有公义、公正和正义可以谈。整个过程都是在掩盖和歪曲，对基本事实的遮挡，包括对司法系统、司法理念的伤害。你会发现，所有的人都卷入进去了，无论是律师，还是警察，还是检察官、法院，都成为整个没有道义、没有社会伦理、巨大的黑暗体系的一部分，这是挺让人吃惊的。
阳光卫视纪录片栏目采访艾未未之四
采访时间：2010年12月18日
问：《花好月圆》这个片子，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拍的？
艾未未：说老实话，我是长期处在一个，有点像消防队员的状态中，就是哪里着火，我就一下子顺着滑竿下来，就上车了，你知道吧，无论是几点钟。我基本上一天要在推特上8个小时左右，我是一天早晨打开看，上面发生一件事，谁谁谁消失了，还被绑架了，还是黑头套，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我说这个事倒是很特殊，至少在我的认知范围内，什么人会做这样的事情，把人扔在了深山里，我说那我现在过来看你一下。
后来我们通过地图找这个人的时候，我的反应非常简单，因为我确实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可能如果没有你们采访，现在发生的事，可能我就去做那件事了，那么这个事情就展开了。我见到他以后，我也将信将疑，因为身上也没什么重伤，有点划痕，很轻的划痕，和他所描述的，他被怎么样暴打，不太相象，那么在网络上也开始说很多关于他这种表述，都开始有不信任感，因为他掩盖了一些事实，比如说他怎么把推发上去的，怎么下的山，被扔在了什么位置。
在我对这事情没全部整理之前，我就进入了，我们就开始去拍摄。我见到他以后，第一个念头是还原一下绑架他的路，就是说你能不能找到车开向了什么地方，他说因为他是下山嘛，他知道那个位置，我说那我们现在就去，他说可以，刘德军。
那么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容易接触和很开朗的人，也非常配合，我就和他去了。去了以后，我们车一下就开进了这么一个场地，简直没走错任何地方就进到那儿了，说就这个地方，当时停了一辆车，几个人正在那儿郊游一样，我觉得那景色非常好，他们就上了车。然后我就说，那我们找一下你的手机吧，因为他的手机被当时绑架他的人，随手扔在那儿了，那是乱石丛野草，根本不可能找到，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试一下。
阳光卫视纪录片栏目采访艾未未之三
采访主题：纪录片《三花》
采访时间：2010年11月3日
问：这么系统的关于吃猫的片子在国内比较少，您的片子是什么时间拍的？
艾未未：我们拍这个片子到现在有一年时间吧，但是我们对猫的关注是从2003年SARS时就开始了。一旦有了病，大家都把这个问题说成是动物的问题，在二环三环都有人开着车把动物从车窗扔出来，一切的方式很悲惨。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猫在大雨中，在那种商业区里很慌张地跑着，那个景色我印象很深。之后有一次天津的志愿者告诉我们说，截了一车猫，我当时听了听挺奇怪的，一车几百只猫，四、五百只吧！然后我就和北京的志愿者开车去了，在一个仓库里看到很多猫，这些猫都被人吓坏了，它们都蹿到梁上，一个梁上可能有上百只猫，然后墙上有一些洞，它们就把头钻到里面，后半身露在外面，可以看出它们那种求生的愿望，很恐怖，那些盗猫者曾经把20只放到一个笼子里，然后几天几夜可能都没有水，没有吃的，本来是把它们运到广州去做餐馆的一个食品吧，在天津被截下来的。
后来这个猫就被我们解救下来，大家分摊了一下，我养了其中的三、四十只猫。很多猫也死去了，因为那样关押在一起，几十个笼子，笼子摞笼子，有的肢体都损伤了。你发现中国人和动物的关系如此的恶劣，中国人对另外的动物，甚至对另外人群的苦难完全是陌生的，就是说没有同情，好像也不关心，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是比较在意，我博客没有被关掉的时候，我写过一个关于打狗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很小的县里，像万川，好像一夜之间就要把几万条狗杀掉，而且那种杀的方法我觉得是很吓人的，当着狗的主人就给乱棍打死了这种。这种野蛮和原始的状态，在过去的中国有时会看到，但是在今天仍然看到这种方式，而且是政府出面来做这种事情，这个是让人很吃惊的。
阳光卫视纪录片栏目采访艾未未之二
采访时间：2010年6月11日
问：看完您的片子后，我震了一下。我看过很多纪录片，像这种面对面拍摄的纪录片，我第一次看，过程中我感觉比他们气还足。我想问您拍这个片子缘起是什么？
艾未未：是一个没有做准备就拍的片子。（谭作人案）开庭之前，浦志强律师找了我，说能不能作证，眼看就要开庭了，我说可以，因为我们做的事情有相近之处，我们取得的证据应该对谭作人是有帮助的，尽管我并不认识他，浦志强当时也是第一次见，就答应了。
答应后我们想，为一个被控告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人作证，是很严肃的一件事。当然我没想到会发生什么。因为想作为证人是受法律保护的。为了让事实更加公正的呈现在众人面前，任何国家都是对证人进行保护的。所以我们在去之前并没想拍纪录片，但我们在长期的工作中，经常是有一个摄影记录我们的工作，就说我们对所有的事件都有所记录。我们的摄影是跟着一起去的。
当时我们的志愿团队是从北京坐火车走。我是和祖咒坐飞机，到北京机场后，听说成都机场关了，这时候傻了，明天要作证，今天不飞过去又不可能，所以我们只能飞重庆。我从来没去过四川，很兴奋，一天去两个城市，我们飞到重庆，打的往成都开，在高速上还爆了一次胎。挺不顺的。
到成都已经很晚了，和冉云飞去吃了老妈蹄花，四川的一种特产，就是白水炖猪蹄，蛮好吃的，蘸着辣酱什么的，然后就去休息了。休息的时候就在旅馆门口看到了一辆车，我们比较敏感，这肯定是国保的车，车门大敞，两个人在里头，我们走近，他们还把头缩进去了。我一般碰到这种事都直接走上去，既然你盯我，我让你知道我知道你盯我了。我就说你们是找我吗？他们就支支吾吾。我说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他说我们不认识你，打110什么的，我说赶快打，他们开着车就走了。我们还没住进去，他们都在旅馆门口待着，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是这个片子。
阳光卫视纪录片栏目采访艾未未之一
采访主题：纪录片《花脸巴儿》
采访时间： 2010年6月11日
问：看了您的片子后，我特别感兴趣，是什么原因使您做这样一个片子？
艾未未：花脸巴儿起源于5.12地震以后，我们开始对四川的建筑情况产生一些质疑,因为有5000多人死于校舍倒塌，我们开始询问到底谁死了？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在哪个学校？在询问过程中，我们发现地方上不同部门的口径都很一致，就是说：这是不可以告诉你的，这是国家的秘密；另外就是说，你个人问这种问题是不是国外的间谍？你有什么目的？这个相当滑稽，地震是公共事件，在这公共事件当中大量的民众都捐助了很多的资源，同样涉及到了公共建筑的安全的问题。不仅仅是四川，中国所有的学校安全问题都应该被关注。这么多学生死了，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在那段时间连个数字也没有，一直是不清楚的。
我们想既然你不公布，又说很困难，又说是家长不允许公布。那么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自己来调查一下。所以我在推特上，当时是博客，在博客上发了一个“公民调查”的活动,其实就是民间的志愿者参与，对5000多个，当时不知道是5000多个，死难学生的调查。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我们掌握了5000多个学生的名字、生日、年龄、所在的学校、班级、包括他们家长的联系方式，过程非常困难、复杂，但是由于我们的努力完成了。
要合适的设计北京，你必须让这个城市为不同利益的人群提供空间，这样人们才能共处，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城市应该是一个能为人们提供最大自由的地方，否则就是不完整的。
我很遗憾但我不得不承认，在北京我没有最喜欢的地方。在这个城市里，我不想去任何地方。这个地方太单一。你根本没有看着一个人走过你身旁的欲望，因为你知道他在想什么。没有好奇，也没有人会与你争论。
我的作品全都不代表北京。鸟巢——我从来没想过这东西。奥运之后，普通人不再讨论它，因为奥运并未给人们带来快乐。
北京也有积极的方面。人们仍然在生小孩。这里有几个漂亮的公园。上周我走进一个公园，人们走来向我竖起大拇指，或者拍拍我的肩膀。为何他们要用这种隐秘的表达方式？没人愿意说出来。他们在等什么？他们常常对我说：“未未，离开中国吧。”或者：“你一定要长寿，要看着他们死。”，无论是离开这个国家，还是耐心的等着看他们怎么死，我都无所适从。
我的痛苦经历使我明白，在这个大监狱里，他们有很多秘密关押人民的地方。那些人没有姓名、只有一个号码。他们不关心你要去哪里、犯了什么罪。他们见到你，或者没有见到你，没有一丁点的差别。这样的秘密关押点数以千计。只有你的家人在为了你的失踪奔走哭号。但你无法从街道办或者官员嘴里得到答案，甚至最高级的法院、警察和国家领导人。我的妻子每天写申请、打电话到警察局。我的丈夫在哪里？请告诉我我的丈夫在哪里！没有任何信息！
那些秘密关押点最可怕的地方是，它完全彻底的切断了你和你记忆中熟悉的东西的联系。你被彻底的隔离。 你不知道你将在里面呆多久。你连问这个问题的机会都没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护你。我为何在这里？你的思维会变得极不稳定。你开始变得疯狂。对任何人来说，这都非常可怕，就算对有坚强信仰的人都是如此。
这个城市与其他人无关，与建筑无关，与街道无关，只与你的心理有关。如果我们能记得卡夫卡写的关于他的那个城堡，我们就能理解。城市确实是一种精神状态，而北京，是一个梦魇，一个无尽的梦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