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天”之十一：艺术收藏家弗兰克妻子的讲述 on my way

关于2011年4月3日艾未未被抓的叙述

/ 弗兰克 和 帕斯卡尔


我们的房子和它的设计者非常相像。

慢慢靠近它时，一些人会为它坚固的外表而感到惊讶。从外面看去，你仅可以看到一面巨大的灰色砖墙，上面甚至没有窗户。但一旦从前门进去，你会讶异于另一番景象：广阔的空间给人一种敞亮无比的感觉，而所使用的建筑材料—砖和水泥，则给人一种坚固且富有力量的感觉。整个房子看上去肃穆但又透露出一种精心雕琢的简洁。

十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很享受住在这里的感觉，也一直认为房子的建造者——艾未未，是一个十分正直的人。这种想法在将来也不会改变，无论是从他的艺术还是跟他的个人交情来说。

我们的房子位于一条死胡同里，是艾未未在2000年设计的。第一家住着荣荣和映里，隔壁是刘正刚，接着是艾未未的工作室。我们的房子位于最后，前面还有我们和艾未未一起建立的“艺术文件仓库”展区。

搬到这儿以后，我们还是按照各自原来的方式生活着。我们热衷于生活中能体现创造力、能量以及重生的事物，也很荣幸能生活在中国，有机会近距离了解这个城市、这个国家以及艺术领域所发生的一切。

未未一如既往地工作。他想象、构建然后进行创作，对提出的概念、工艺以及作品的质量都有很高的标准。和他的作品的特点一样，未未是一个敢于直言的人，他对社会现实和理念提出质疑，追求真相及社会和政治公平。他从不做模糊的工作安排、不作空头承诺，也不隐藏自己的缺点，你所看到的都是真实的他。

2000年初期，艾未未和瑞士公司赫尔佐格•德梅隆合作，参与了“鸟巢”的设计，这也是2008年奥运会的标志性建筑。

2009年9月30日，为了庆祝中国60年华诞，《中国日报》推出了题为“《中国日报》60个人，60个故事”专版。

艾未未是这个专版的封面人物。很明显中国政府的宣传和审核部门是认可这个报道的，我们也认为他们想通过一些振奋人心的故事来进行道德宣传。

在中国，历史总是不断被改写。因此当人们担心艾未未当时所经历的一切将被当局者所改变时是非常实际的。

那些年，位于北京五环外郊区的草场地村尘土飞扬，几乎快被人们遗忘。当地人们那时意识到和艾未未合作的潜能，于是请他建了一系列艺术家工作室。他们迅速地将这些工作室卖出，就像当地畅销的面条一样（草场地没有热狗）。随后，草场地迅速成为一个旅游目的地。同时，很多北京不错的画廊都在这儿开张，使其发展为一个艺术区。

我们见证了这里的发展。艾未未对社会的批评越来越大胆和直接，他逐渐开始使用互联网跟全国各地的人交流，普及基本人权及言论自由等思想。他的要求和他的每项工作一样直接、公开而坦白。

当年四川大地震造成成千上万死伤，其中很多孩子因为校舍倒塌而失去生命（而周围的其它建筑则屹立未倒）。尽管父母们因为政府不能给孩子们提供安全的环境感到不满，他们却被禁止公开表达这种愤怒。一些家长甚至被捕或遭到威胁。艾未未感到愤怒并决定代表那些孩子和父母发声。经过艰苦的努力，在一批志愿者的帮助下，他最终收集了大约5000个在地震中丧生的孩子们的姓名、出生日期以及学校名称等。

从2009年10月到2010年1月，艾未未在德国慕尼黑美术馆 (haus der Kunst) 展出作品“记住”。这幅装置作品展示了9000个孩子的书包，以此表达要求政府道歉并反省的诉求。

随着越来越多类似事件的发生，政府部门对这种公开而直白的反对变得越来越紧张、谨慎，有时非常不满。

最近，我们从一些国际媒体上获知有一百多个异见人士或反对者，或者说那些对政府政策或行为表示反对的人，已经被逮捕或者直接“消失”了。因此，现在所发生在艾未未身上的一切我们并不感到惊讶。

未未是新中国建国时期著名诗人艾青的儿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艾青被肃清、流放到中国西北部偏远的新疆省，被派去军营扫了很多年厕所。在那期间（艾未未1到16岁），艾青和他的家人遭遇了很多磨难。文化大革命之后，艾青得以平反。他去世后，现任领导人包括温家宝和胡锦涛都向他的遗孀高瑛表示了慰问。

艾未未逐渐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和批评家，这对当局无疑是一件很尴尬的事，因为政府在对他父亲进行肃清之后又给他恢复了名誉。谁能责备艾未未对当局这种大胆又有益的讽刺态度呢？

2011年4月3日，当未未准备登机飞往香港时，被安全部门人员带到一个秘密的地方。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立刻开车前往他位于草场地的房子，却发现路已经被警察用警戒线围起来了。我们无法靠近房子，只能看到前门附近有很多人在活动。

通过我们共同的朋友，我们得知他的妻子路青以及中国和外籍员工都被带走了。经过不停的电话询问及后来媒体报道，我们得知外国人没有被询问，而在几个小时之后被释放了，但他们被要求远离艾未未。第二天早上，我们得知路青在头天晚上就被软禁起来了。

我们通过电话联系上了一位共同的朋友，他跟上面提到的几个人有联系。他告诉我们警察给他们出示了一份他们正在寻找的人的名单，我们俩的名字都赫然在列。

四月五日早上，我们驱车前往艾未未和路青家。当时警察已经离开，警戒也已解除。我们按了门铃，但没人应答。

几秒钟后，一辆车窗污浊的车停在了马路对面，里面坐着几个男子。当我们驾车离开后，它也掉头跟上并跟我们保持大约十米的距离，然后又突然停下。我们给路青发了条短信但没有得到回复。第二天，我们得知她已经在前一阵换新号码了。我们又给她的新号码发了信息，表达了我们的同情，并告诉她我们随时可以提供帮助，她后来回了句“谢谢”。

四月五日，星期二，中国移民局给弗兰克(Frank)的助理打电话，我们都被要求前往位于印度大使馆对面的中国移民局办公室。对方告知我们带上我们的护照于中午12点前到达。这是一次关于签证有效期的例行检查。

一位自称是移民局官员的赵先生接待了我们。我们被带到了一间会议室，然后被告知根据惯例，我们的对话将被记录并拍摄下来。接着，他们便在一个纸巾盒子上放置了一个小型摄像机，上面带一个放映设备。赵先生问我们谈话是用中文进行还是需要在翻译的协助下完成，最终我们选择配个翻译。赵先生用英文对我们进行提问然后用中文做记录，他告诉我们这是一次针对签证有效期的抽查。当人们在中国呆的时间较长，政府部门就会对它们的签证进行检查，因为一些人会编造一些借口来申请签证。我们决定试图去了解他们想从我们这儿知道什么，同时我们决定让弗兰克代表我们俩说话，以避免我们所说的东西相互矛盾。赵先生很快便认定帕我只是个家庭主妇，然后我便没被问话，而去观看那些枯萎的植物，胡乱悬挂的窗帘以及放着茶具的脏乱的柜子。

赵先生随身带来了很多纸，其中一张A4纸上印着一个年轻女人的照片。赵先生没有把那些纸给我们看，但是一直拿在我们周围晃，我们也瞟到了这照片好几次。他的两个同事也进来过几次，每次都把这些纸倒腾一遍，我们签证的复印件就在里面。如果这些纸一开始还有什么顺序的话，那么后来则完全被弄乱了，这个举动也让这次谈话显得非常草率。

赵先生问我们艾未未的妻子住在哪，并反复把她念成艾青（艾未未父亲的名字）而不是路青。整个询问过程几乎是围绕着弗兰克在中国的工作以及我们房子相关的财务支出和管理进行的。那些问题让我们觉得他们对我们的房子一无所知，无论是外观设计还是用途。他们问我们住在房子的哪个部分；除了我们还有谁住在那儿；谁给村里支付土地的租金；我们住在那跟艾未未有什么协议；谁为这个房子支付了什么等等。我们很快意识到这次询问逐渐集中在艾未未的财务状况上，他们试图引导我们告诉他们艾未未通过建造这个房子或者让我们住在那来赚钱。

弗兰克的回答有点让人吃惊，他让他们去村委会核实房子的建筑面积，这样他们就能弄清楚我们通过银行支付的款项，他说他凭记性记不住具体的数额。期间，弗兰克问他为什么一直在询问关于艾未未的事，但赵先生说他不能回答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当问到房子的具体构造和用途时，赵先生告诉我们他曾经是草场地派出所的民警。2006年以前，这个派出所就位于通向我们巷子的一条小街上。他肯定曾多次在附近见过我们，在开车或者步行，因为那时候我们周围几乎没有别的外国人，大家必然会注意到我们。当我们把这个想法告诉他时，他只是笑了笑。

问话结束后，赵先生把他记录的东西口头翻译成英文，然后让弗兰克在上面签字。弗兰克向他索要一份，但赵先生说那不可能，他说如果有疑问，弗兰克或者使馆可以去他们的办公室进行咨询，但没有人能得到这个资料。我们大约下午2点左右离开了那儿，我们能清晰感觉到他们一定对这次谈话不满意，用不了多久我们肯定还会被叫回来。

四月七日，星期四，下午1点，弗兰克又被叫回到同一个办公室。这次，一个叫王辉的人接待了他。弗兰克被要求把他所工作的公司的注册材料带去，这次谈话的主题仍然是关于房子的财务结算问题。此外，还有关于艾未未艺术创作的问题。

“你们买他的作品吗？”“他的作品有多贵？”“你认识其他买他作品的朋友吗？如果有，价格是怎样的？”“你们都是在哪儿买他的作品？是在他的工作室吗？”……弗兰克强烈地感觉到他们对艾未未的作品一无所知，包括他具体创作什么作品，卖什么价格以及卖给谁。他们甚至告诉我他的作品卖的价格很高，路青的一幅画卖到1万元（如果真如他所说的，我们愿意把整个系列都买下来！）。

这一次，他们又问了弗兰克大概两个小时。凭他的直觉，他还会被叫回来。

现在，我们觉得自己某一刻就像是电影《黑色小说》里的人物。给朋友打电话公开讨论这个事情已经行不通了，发邮件也不行。

随后，我们从当天的新闻（路透社 4月7日消息）中了解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艾未未因为“经济犯罪”正在接受调查。至此，我们之前所猜测的政府会试图通过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这件让他们很头疼的事最终被证实了。给艾未未这个年纪的中国人冠上诸如逃税这样的“经济犯罪”罪名来说并不难，因为长久以来就没有清楚而合适的相关政策。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说，给一个人按上“经济犯罪”的罪名，而不用承认你侵犯了他的基本权利，这样可以平息国际舆论。

第二天，也就是4月8日，星期五，他们再一次把弗兰克叫去。这次，他们想在下午四点在草场地派出所见他，也就是艾未未和我们住的村。接待弗兰克的是王辉和一个被介绍为姓李的“领导”，他们提出直接去我们的房子进行谈话的想法，顺便查看我们从艾未未那里买来的作品。但是弗兰克拒绝了这一要求，说他不想被他们侵犯我们的隐私。谈话最终还是在派出所进行，他们告诉弗兰克他在中国的生活很不错，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住在不错的房子，如果愿意说实话，一切都将安然无恙，但如果“撒谎”的话，很可能惹上麻烦。

问题都集中在艾未未的艺术作品上，包括我们我们拥有它作品的数量，我们什么时候买的、花了多少钱以及如何支付的等等。弗兰克告诉他们我们拥有大约10件或11件未未的作品，其中有一些在比利时，此外，我们自2000年以后就没买过任何作品了。他同时告诉他们我们只是从未未那里买了部分作品，另外一些是未未作为礼物赠送的或者从第三方那买来的。大约6点到6点半左右，他们还是坚持要来我们家给那些作品拍照。弗兰克告诉他们我们家里有客人，他不想打扰我们的客人，也不想他们强迫进到我们家，他们于是决定换成便装。最后，弗兰克提出他们只能在花园里对那些作品进行拍照，他们同意了。

他们都来到了我们的房子，我们拿出一个艾未未做的花瓶，一个仿元代的花瓶，其中只有一半看起来是元代的花瓶而另一半是纯白色的。接着，我们拿出他的“北京之砖”，一块用在北京很多建筑（正如我们的房子）的灰色砖头，放置在一个漂亮的木盒子里。我们还拿出一个镀金的蜂窝煤，最后我们向他们出示了“仰韶复兴”花瓶系列中的一个，是艾未未对古代陶器重新喷漆做成的。这两位工作人员在花园里对它们进行拍照，但看起来对这些东西感到很疑惑。他们似乎期待看到绘画作品，而不是一些他们完全找不到要点的东西。“这只是一块砖而已！”（他指的是“北京之砖”）；“艾未未不可能自己做这个东西。”（关于仿元代花瓶）；“这个是什么？一个蜂窝煤？它是金的吗？不是！”（关于那个蜂窝煤）。

站在花园里，他们不停地要弗兰克说出每件作品花了多少钱。弗兰克反复告诉他们一些作品是作为礼物送的。他们对整个局面感到越来越不满，然后突然变得很愤怒，说弗兰克一直在说谎，然后就回到车里。弗兰克不想看到这样的结局，所以他跟了上去，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的记录显示他说了我们买了10件作品，那么他们的记录显然是错的，因为他从没有那么说过。他们查了下记录，发现弗兰克是正确的。他们叫弗兰克上车，但弗兰克拒绝了，于是他们开始修改记录。根据他们的要求，我们通过邮件给他们发了张我们拥有的作品清单，写清楚哪些是艾未未创作的。

在从派出所返回家之前，弗兰克告诉他们那将是他最后一次单独去接受问询，从此以后，他将带上比利时大使馆的官员和一个律师。他同时告诉他们我们在4月9日到13日期间将去吉尔吉斯斯坦。

在这次问询结束之后，我们的感觉非常奇怪。我们感到非常疑惑，对他们而言，我们也许只不过是整个事件中一个很小的角色，但是我们能感觉到他们专注于这些很小的事情以及现金等问题，但是他们完全忽略了一个事实：他们所纠缠的是当今国际上最著名的现代艺术家之一，他们仿佛一直在黑暗中摸索。

到了周六，也就是4月9日，“艾未未”这个名字已经在网络上被屏蔽了，通过google什么也搜索不到，虽然其他网站还可以看到相关文章，比如通讯社。4月13日我们从吉尔吉斯斯坦回来时，审核已经取消，我们又可以像以前一样在google上搜到他的名字了。

从一个朋友那儿以及报纸上我们得知，相关部门又回到了艾未未家，带走了他的会计资料，他们之前似乎把会计资料忘了。从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来看，他们这种令人无法理解而又可笑的表现以及做事情的草率完全符合我们对他们的判断。

我们启程前往吉尔吉斯斯坦。我们很开心有这样一个假期，同时很担忧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不确定政府部门是否会不遗余力地追到机场来问更多地问题，不过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如此小心地提防是不是很愚蠢，或者说我们其实非常有必要这么做。离开中国后，弗兰克抓紧机会通过打电话和发邮件来看看我们能做点什么（Paul D）。

四月十二日，星期二，我们从一篇新闻报道得知路青再次被抓去询问关于纳税的问题。此外，她们的司机小胖以及会计都被抓了。

当天，《卫报》报道了一个叫刘安军的抗议者被释放的消息。根据这篇文章，他宣称他被关了45天，他从警方的调查中了解到政府部门在试图把“茉莉花”事件定性为反对共产党的阴谋。

我们一个和艾未未以及他的合作者走得很近的朋友此前告诉我们，政府给艾未未提供了一个中国政协的职位，这个信息我们再次在《卫报》13号的一篇报道中看到。

我们的朋友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邻居刘正刚于4月9日，也就是星期六那天被拘押审问了。刘正刚的住处离我们家大概就20米远，他跟艾未未一起工作多年了，负责监督他设计的建筑工程。我们的管家后来向我们证实了这个事情。直到4月14日，他仍没有被释放。

我们这条巷子第一家主人荣荣和映里，也被问话了。他们是一对由中国摄影师和日本摄影师组成的夫妻，走在中国摄影界的前沿，他们开办的“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离我们的住所不远。

四月十四日，国际媒体报道称中国政府指控艾未未犯了重婚罪，散布色情信息。这两项指控都非常荒谬可笑，完全不属于一个国家道德标准所能接纳的范畴。艾未未从来没有隐瞒自己养孩子的事情，此外，去了解下公众怎么看待所谓的“淫秽作品”将非常有趣。

四月十五日，星期五，我们回到艾未未家，期望能见到路青。过了一会儿，小韦和他妻子开了门，说路青出去了。然后我们看到赵赵在花园里呆着，小韦的妻子让我们进到屋里。我们和赵赵进行了简单的交谈，有一个中国人把我们的对话全过程都拍了下来。我们能感觉到，他们仍然在坚持过去做事的精神——记录一切正在发生的事，而我对此也完全没问题。赵赵给了我们一个路青的新号码，然后我们给她发了个信息，问她第二天早晨是否会在家以及我们是否方便去拜访她。她确认她将会在家。


第二天早晨，也就是4月16日周六，我们在10点左右到达她们家。路青说在花园里说话应该没问题，她说她觉得她家已经装上了录音监控，她的电话也被监听了，所以她把手机放屋里。我们把我们的电话放在一边，然后坐在花园里交谈。我们讨论了所有发生的一切，她说她从未想过警察会以如此暴力的方式来到她家。她看上去焦虑而紧张，她说她也没有任何关于未未的消息，同时她也见过未未的母亲和姐姐了。她也没有关于小胖和会计的消息。她所说的我们已经多少有些了解，包括她被盘问关于她们公司的财务状况。她告诉我们，她是发课（Fake）公司的法人，所以实际上相关责任应该在她。她告诉调查者她什么都不知道。至于她当前的处境，她说她从来没有问过警方，但似乎是出行自由的。不过她并没有冒险去得太远，因为她不知道这个自由的界限在哪。她还能用电脑上网，有足够的现金买她需要的东西，也有朋友可以前来探望她，这些让我们感到很欣慰。我们告诉她，她如果有需要可随意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也很惊讶地看到一些未未的合作者仍然在花园以及工作地点进进出出。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至少，他们的生活看上去一如往常，因此路青也不会太孤独。


写于 2011年4月18日 16点



附：原文：


On my way


Our house is very much like the person who conceived it.

Upon approaching it, some people are taken aback by its apparent sturdiness. From the outside, you only get to see a huge grey brick wall with hardly any windows. But once you close the front door behind you, it is bound to inspire you. Its large, open spaces give it a quality of lightness, while the materialsbrick and concrete, give it a feeling of quality and strength. It is sober but breathes refined simplicity.

We have enjoyed living there for some ten years now and we have and will always consider its builder, Ai Weiwei, as a person of very high integrity, be it artistically or on a personal level.

Our house is part of a dead-end alley, which was designed by Ai Weiwei in 2000. First in the row is the house now owned by Rongrong and Inri; then comes Liu Zhengang's house; followed by Weiwei's studio; then the exhibition space 'China Art Archives and Warehouse' which we set up together with Ai Weiwei; and finally, our house.

After moving into the house, we all continued on our own paths. We, as lovers of creativity, energy and renewal, felt lucky to be in China and to be able to see from close by what was happening in the city, in the country and on the art scene.

Weiwei, did his thing. He imagined, conceived and created, always sticking to his high standards of concept, craftsmanship, and quality. Weiwei is as outspoken as his works. He questions reality, social reality, concepts and therefore truth, justice and politics. There is no obscure agenda, there are no false promises or hidden faults.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Early 2000, Ai Weiwei participated, with the Swiss company Herzog and De Meuron, in the design of the 'Bird nest'; the 2008 Olympic Games landmark.

In its September 30 edition of 2009, celebrating China's 60th anniversary, China Daily came out with a special edition, entitled “China Daily’s 60 People, 60 Stories”.

Ai Weiwei pictured on the front page. The propaganda and/or censure departmen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urely OK-ed this publication and we may assume that the idea was to show people of high morality with uplifting stories.

That’s how history is constantly being re-written in China and how it is only realistic to fear that authorities plan to re-write Ai Weiwei’s reality today.

During those years, Caochangdi Village, a bit dusty, forgotten and forlorn on the outskirts of the city, just outside the fifth ring road, realized the potential of working with Ai Weiwei and they asked him to build sets of artist's studios, which he did. They sold out, as fast as the proverbial hot noodle (no hot dogs in Caochangdi) and on the spur of this, Caochangdi quickly became a must in every tourist destination. Many of the better Beijing galleries chose to set up shop in this village, turned art community.

We all know where it went from there. Ai Weiwei's social criticism became more and more outspoken and direct and he started to use the Internet to reach out to people all over the country, promoting ideas such as basic rights and freedom of speech.

His quests are as straightforward, open and frank as every one of his undertakings.

When an earthquake in Sichuan province made thousands of victims, of which a majority were children under collapsed school buildings (while buildings around were still standing), their parents were forbidden to publicize their outrage with the authorities that failed to provide a safe environment for their children. Some parents were arrested and/or threatened. Ai Weiwei was justly outraged and took it upon him to be the voice of those children and of those parents. Painstakingly, with a team of assistants, he gathered the names, birthdates, and names of schools etc. of about 5000 children that died in the quake.

From October 2009 to January 2010, Ai Weiwei showed his installation ‘Remembering’ at haus der Kunst in Munich, Germany. The installation showed 9000 children’s backpacks. An outcry for apology and recognition.

Other incidents followed and the opposition of Chinese authorities to this openness and frankness became more and more nervous, retrograde and, at times, aggressive.

Recently, we have been read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press that over one hundred dissidents or opponents or people who spoke out against government policies or actions, have been arrested or have simply 'disappeared'. Therefore, what is happening to Ai Weiwei now did not come as a real surprise.

Weiwei is the son of Ai Qing ,one of China's most famous poets of the period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i Qing was purged and sent in exile to Xinjiang, a remote province in the north west of China. He was put to the job of cleaning latrines in army barracks for many years and he and his family (of which Ai Weiwei from age 1 to 16 ) suffered hardship.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i Qing was rehabilitated and after he died, the current leaders Wen Jiabao and Hu Jintao were among those to formally apologize to his widow, Gao Ying.

Ai Weiwei's rise as social activist and critic must without any doubt, have been a real embarrassment to authorities after their own regime first purged his father and later reestablished his good name. And who could blame Ai Weiwei for holding a healthy portion of cynicism against those authorities?

On April 3, 2011, Weiwei was about to board a plane to Hong Kong, when he was led away, to an undisclosed place by security forces.

Upon learning this, we immediately drove to his house in Caochangdi Village, only to discover that police cordoned off the road. We could not get close and could only see that there was a lot of activity around the front gate.

From mutual friends, we learned that his wife, Lu Qing, and his staff, Chinese and foreigners, had been led away. Consecutive phone calls and later the press, learned us that the foreigners had not really been questioned but had been released after a few hours and had been told to stay away from Ai Weiwei's place. The next morning, we learned that Lu Qing had been placed under house arrest the previous evening.

We managed to reach a common friend by phone. He had been in touch with several of the above persons. He told us that police had shown them a list with names of persons they were still 'searching'. Both our names were on that list.

On the morning of April 5, we drove to Ai Weiwei and Lu Qing's home. Police had left and the cordon had been removed. We rang the doorbell but no one ever answered the door.

Within seconds a car with tainted windows and several men inside pulled up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road and just sat there, observing us. When we drove off, the car turned around, followed us for some ten meters and suddenly stopped again. We sent an sms message to Lu Qing but didn't get an answer. The next day we learned that she had switched to a new number a while ago and after we sent her a new sms, offering our sympathy and help wherever possible, she later answered with a 'thank you'.

On Tuesday, April 5th, the Immigration Offi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lled Frank’s assistant in his company. We were both instructed to come to the offices of the Immigration Office of the PR China, opposite the Indian Embassy. We were told to bring our passports and to make sure to be there before 12:00 noon. It was to be a routine check of the validity of our visas.

A certain M. Zhao, who introduced himself as being an Immigration Officer, received us. We were led into a conference room. We were told that, as a standard matter, our conversation would be registered and filmed and with some effort, a small camera was balanced on a box of paper tissues. Attached to it was a screening device. M. Zhao asked us if the conversation could be held in Chinese or whether we required an interpreter. We confirmed our need for an interpreter. M. Zhao conducted the questioning in English and took notes in Chinese. He told us that this was a random check of validity of visa. That when people staid so long in the PR China, the authorities liked to check the visa because 'some people use false pretexts to apply for visas'. We had decided to try to just listen what they wanted from us and we had also decided that Frank would speak for the both of us, in order to not contradict each other. M. Zhao was quick to conclude that Pascale was 'just a housewife' and she was not addressed after that, but was left to observe the withering plants, the badly hung curtains and the indispensable messy cabinet with tea accessories.

M. Zhao had brought a number of papers with him. One of them was an A4 printout of a picture of a young woman. M. Zhao never showed them to us, but he did move them around in front of us and the picture was in view several times. Two colleagues of him came into the room several times, tossing about these papers each time. Among the papers were the copies of our visa. If there was any order in these papers, it was thoroughly mixed up because of all this tossing about, which certainly gave this activity a very sloppy character.

M. Zhao asked us where Ai Weiwei's wife lived and repeatedly referred to her as Ai Qing (as is the name of Ai Weiwei's father) instead of Lu Qing. The questioning was more or less equally divided over the subject of Frank's work activities in China and over the subject of the financial arrangements of the building and management of our house. The questions led us to feel that they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 house, its layout or its use. They asked us what part of the buildings we live in; who else lives there; who pays the rent of the land to the village, what had been the agreement with Ai Weiwei about us living there; who paid what for the building etc. It very quickly became clear to us that the questioning zoomed in on Ai Weiwei's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they tried to steer us into telling them that Ai Weiwei made money on the transaction of building it or on having us live there. Frank responded a bit surprised, telling them to check the size of the constructed area with the village authorities and that they could find out what payments we did from the bank, and that he didn't know the amounts by hart. At a certain moment, Frank asked why he kept asking about Weiwei and M. Zhao said that he was not able to answer some questions.

When asking us questions about the general layout and use of the house, M. Zhao told us that he used to be an officer in the Caochangdi Police station which used to be in the small street leading to our alley prior to 2006. He must have seen us drive or walk by dozens of times then, because there were hardly any foreigners around in our neighborhood in those days and people certainly noticed us. When we suggested that he must have seen us in those days, he only smiled.

Upon finishing, M. Zhao orally translated his notes back to English and asked Frank to sign the statement. Frank asked a copy but was told that that was impossible; that he or the Embassy would be allowed to come and consult it in their offices but that no one would be allowed to receive a copy. We left the building at around 14:00 with the clear feeling that they would not be satisfied with this interview and that we would be back before short.

On Thursday, April 7, at 13:00, Frank was called back to the same Immigration Office. This time, an officer called Wang Hui received him. Frank had been asked to bring along the registration papers of the company he is working for. The main subject of the conversation however again was the financial settlement of the house and, this time, also Ai Weiwei's artistic production. 'Did you buy his work?', 'How expensive was it?', 'Do you know friends who bought works of him?', 'if so, how much did they pay?', 'Where did you buy his works? In his studio?',... Frank got the strong impression that they did not know anything about Ai Weiwei's work; not what exactly he makes, nor at what prices he sold, nor to whom. At one point, they told him that his works went at high prices; that a picture of Lu Qing was actually sold for 10,000 rmb (if only we had known; we would have bought the entire series !).

They interviewed Frank for about 2 hours again and he once more left with the distinct feeling that they would call him back.

By now, we started to feel like figures in an obscure second rank série noire.

Calling friends to openly discuss the matter was no longer an option. Nor was using e-mail.

Later that day, we could read in the newspapers (Reuters April 7) that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Hong Lei stated, at a news conference that Ai Weiwei was being investigated for ‘economic crimes’. Our feelings, that authorities were going to try to pin him down on something entirely different as what was really bothering them, was now confirmed. Finding ‘economic crimes’ such as not paying taxes will be easy for about any Chinese national Ai Weiwei’s age, because clear and adequate regulations have not been in use for many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authorities, to nail a person for an ‘economic crime’, rather than admit that you are violating his basic rights, supposedly will quiet down the international opinion

The next day, Friday August 8, they once more re-called Frank. This time, they wanted to see him at 16:00 at the police station of Caochangdi, the village where Ai Weiwei and we live. Frank was received by officer Wang Hui and by someone who was introduced to him as a 'superior' called Li. They wanted to come straight to our house to conduct the interview there and to see the works we own from Ai Weiwei. But Frank refused, telling them he did not want them to violate our privacy. The interview was therefore conducted in the police office. They told Frank that he was enjoying a nice life in China, with a good job, in a nice house. If he told the truth, all would go well, but in case he 'lied', he would be in trouble.

The questions focused on Ai Weiwei's artistic production, on the number of Ai Weiwei's works we own; when we bought them, how much we paid them and how we paid them. Frank told them we own about 10 or 11 works from Weiwei, that part of those are in Belgium and that we didn't buy anything after the year 2000. He also told them that we only bought a few and that some of them had been gifts by Weiwei or had been bought from a 3rd party. Around 18:00 -18:30, they insisted to come to our home to make pictures of the works. Frank told them we had guests and he didn't want to disturb our guests or to have them walk in with a show of force. They then decided to change into civilian clothes. In a last resort, Frank told them that they could make picture of the objects in the garden, which they agreed to. They both came over and we brought out a vase, made by Ai Weiwei; a fake Yuan dynasty vase, of which only half looks like a real Yuan dynasty vase while the opposite half is plain white. Next, we brought his 'Beijing brick'; a grey brick as used in many buildings (as our own) in Beijing, encased in a beautifully made wooden box. We also brought out a gold plated 'coal hive'. Finally, we showed them the work 'Rebirth of Yangshao'; a vase of the series in which Ai Weiwei repainted ancient pottery. The two officers made pictures in the garden and seemed at loss over what they saw. They seemed to expect paintings perhaps, but not objects of which they obviously could not grasp the sense. 'It's just a brick!' (about the Beijing brick); 'Ai Weiwei could not have made this himself' (about the fake Yuan vase); 'What is it? A piece of coal? Is it golden? No!' (about the coal hive). Still standing in the garden, they kept pushing Frank to say how much each object had cost. Frank repeated that some had been gifts. They became more and more upset with the whole situation and suddenly, angry, said that Frank had been lying all along and they left back to their car. Frank didn't want to leave it at that, so he followed them and said that if they wrote down that he said that we bought 10 works, then they wrote down an error because he never said that. They checked his declaration and saw that Frank was right. They asked Frank to get back into the car but Frank refused and they started changing the declaration. Upon their request, we sent them a list by e-mail of works we own and that were made by Ai Weiwei.

While still in the police station, before coming to our house, Frank told the officers that this was the last time he would come over by himself to be interviewed; that from now on he would bring along someone from the Belgian Embassy and a lawyer. He also informed them that we would be going to Kyrgyzstan from April 9 to 13.

Our overall feeling after this third session was a very strange one. We were puzzled. For them, we are probably just only one small lead in a large operation, but we felt that they were concentrating on such small matters and on petty cash matters and that they were totally missing the fact that they are dealing with one of the larger names on the international modern art scene. To us, here and then, it certainly felt like they were grasping in the dark.

By Saturday, April 9, the name 'Ai Weiwei' was censured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Googling it gave a blank, although articles would open from inside another website, such as a news agencies. By the time we came back from Kyrgyzstan on Apri 13, this censorship had been lifted and we could google his name as before.

From a friend (R ) and from the newspapers, we learned that authorities had gone back to Ai Weiwei's home, to take the accounting papers, which they previously seemed to have 'forgotten'. After our own experience, such improbable and laughable performance and sloppiness fitted our picture of their operation.

We left to Kyrgyzstan, happy for the break but not without a gnawing feeling of apprehension about what could go wrong. For one, we were not sure that authorities would not dare to pull a stunt in showing up at the airport to ask some more questions. But nothing of the sort happened and, again, we wondered whether we were just being silly to look over our shoulder like that or whether we had good reason for it.

Once outside of China, Frank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some telephone calls and mails to find out what we could do. (Paul D).

On Tuesday, April 12, we learned from a news article that Lu Qing had been taken in again to be interviewed on tax matters and that Xiao Pang, their driver had been arrested again, as well as the accountant.

On April 12, The Guardian brought the news of the release of a certain Liu Anjun, a protester.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he declared that he had been held for 45 days and that he had understood from the investigations that authorities were trying to make the case for a conspiracy theory against the Communist Party.

A friend of ours (R ), close to Weiwei and his collaborators, had told us earlier that just a short time ago, Ai Weiwei was offered a position in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We saw this information repeated in an article of the Guardian of April 13.

Our friend (R) informed us that our neighbor –some 20 meters down from our front door-, Liu Zhengang, who has been working with Ai Weiwei to supervise his architectural projects for many years, had been taken into custody on Saturday, April 9, for questioning. Our housekeeper later confirmed this to us. He had still not been released by April 14.

Rongrong and Inri, owners of the first house in our alley and also of the Three Shadows photography Center, just down the block from our houses, were also questioned. They are a Chinese-Japanese couple of photographers,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photography art scene in China.

On April 14, the international press brought the news that Chinese authorities are accusing Ai Weiwei of bigamy and spreading pornography. Both allegations are ridiculous and well below acceptable moral standards for a nation to hold. Ai Weiwei never made a secret of fathering a child and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see what the larger public would think of the alleged ‘pornographic’ works.

On Friday, April 15 we went back to Weiwei’s home, hoping to see Lu Qing. After a while, Xiao Wei and his wife opened the door, saying that Lu Qing had gone out. We then saw Zhz in the garden and Xiao Wei’s wife let us in. we briefly talked with zhz, while another Chinese man filmed all of us. We felt that they continued in the spirit of what they had been doing in the past; to document everything that is happening and that felt really ok. Zhz gave us yet another new number of Lu Qing and we sent her an sms asking whether she would be home next morning and whether it would be ok for us to drop by to see her.

She confirmed she would be there.

The next morning, Saturday 16, we went to their house at around 10:00 in the morning: Lu Qing told her she thought is was ok to talk in the garden. She said she thought their house was being tapped as well as her phone, which she left inside too. We put our phones at a distance and sat down in the garden. We discussed what had happened. She said that they had never expected the police to come down in this way and with such a show of force. She looked worried and tense. She confirmed that she had no news whatsoever of Weiwei. She had met with his mother and sister too. She also had no news of Xiao Pang or of their accountant. She told us what we more or less knew; that she had been questioned, mainly on the economics of their ventures. She told us that she’s the legal person behind Fake so that in fact, that responsibility lay with her… she had told investigators that she knew nothing. As for the practice side of her situation, she told us that she had never asked but seemingly was free to go out. She didn’t venture out too far because she didn’t know how far this freedom would stretch. We reassured outselves that she had access to a computer and internet; that she had enough cash to buy whatever she needed and that she had friends visiting her. We told her she could call on us whenever she needed. We were pleasantly surprised to see a few of Weiwei’s collaborators still walking in and out of the garden and working spaces. We don’t know what they were doing, but at least, there was some sense of normality to them being there and Lu Qing was not alone.

April 18, 2011 – 16:00

（From Pascale, wife of Frank - account of experience on April 3, 2011 when Weiwei was detained.）

“81天”之十：艾未未工作室小韦的讲述

艾未未工作室看门、买菜人员小韦讲述被逮回北京过程


清明节我回安徽来安县扫墓，4月2号晚上到老家，结果家里的一顿饭还没吃上，就被逮到了北京。

4月4日中午12点半左右，来安县公安局2辆警车在路上，前后堵住我，让我跟他们去谈事，了解情况。把我带到来安县公安讯问室里，什么都不问，一直到晚上9点30分，北京市公安局4个人到达公安局，了解情况，问我发课公司情况，公司里都有谁，我说我就是一个看门、买菜的，什么都不知道。他们问我知道茉莉花是什么吗，我说知道，就是闻起来很香的花。问了大约有3个多小时。到了晚上12点多，县公安局的人说我的传唤时间到了，他们要把我带回北京。我亲戚过来说，能不能不带回北京，北京市公安局的人说不行，必须带回北京把情况了解清楚，否则脱不了关系，这是上头的命令。

他们把我带到滁州市一家叫天地宾馆的住了一夜，有两个人和我住一间屋子。第二天没有买到机票。他们又把我带到南京，在白鹭宾馆住了一夜，买了6号的早上7点30分的机票，到了北京，他们把我带到朝阳南皋派出所，又讯问了我点情况，大概半个小时，就把我放了。


韦玉清

2011年4月7日讲述

“81天”之九：刘晓原的讲述

采访时间：2011年9月

被采访人：刘晓原（男，1964年生，北京旗鉴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 我是刘晓原。2011年 3月12号晚上，我从日本东京回来，晚上10点左右海淀区国保来找我，因为之前房东告诉过我不便在这里住了，但一直不告诉什么原因，最后房东说，我必须跟你说个实话，你在我这里住了三年，我感觉你没有任何问题，是公安机关包括分局都找他，特别是辖区派出所警察，说不要把房租给你了。3月10号是房租到期。当天晚上他们来找我，我以为是要赶我走，他说要第二天谈。我说已经这么晚了，你说一下吧。他当时说了这样一个话，刘律师我想提醒你一下，交朋友要注意。我感觉很奇怪，我将近50岁的人了，那国保肯定比我年轻，还用你提醒我交什么朋友的问题吗？当时我也很不高兴，到11点左右，也没有谈实质性的问题，就走了。

第二天我就搬到朝阳区潘家园武圣路一个老乡的住房去了。4月2号上午，我发现有两个公安到我那个老乡的住房，那房是单位的宿舍，楼上有几十间房间。我感觉肯定是冲我而来的，以为他们又想把我赶走，因为朝阳区肯定也不愿意我住在这里。下午四点多，他们来敲我的门，问我是刘晓原吗，说你怎么住这里啦？我告诉他是一个老乡的房。其中有一个警察是穿了警服的。我说你们是哪个单位，他说是朝阳公安分局的。我说你拿警官证给我看。他说你看我们穿了警服，不是警察吗？我说穿了警服不代表你一定是警察，执法一定要出示警官证。后来穿了警服的警官拿了警官证给我看，另外一个穿便衣的不给。他说不是他已经给你了吗，我说那我就只给他谈！最后他还是很不情愿地拿了一个工作证给我看，看一下也是朝阳公安分局的，我问他什么事。他说想找你了解一点情况，我说那我们这里谈嘛。他说去派出所吧，说完就提着我的包，那我只能跟着他们走。就到我住地那个潘家园派出所。

到了派出所以后，带我到了一个讯问室。有两个老警察，事后了解其中一个好像是派出所的副所长，给我做笔录。先问我基本情况，然后问我为什么要在网上发贴寻找上海律师李天天。我说今年2月19号晚上李天天在上海的家中，被十几个穿便衣的人带走了。后来她的男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李天天说了，如果她出事被带走要告诉我一声，希望我关注一下这个事。我问他是什么单位的人带走，他说是他们辖区派出所的。后来我电话打到那个派出所，派出所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说，没有带走一个叫李天天的律师。我感觉很奇怪，她的男朋友说是警察带走的，但是派出所说他们没有带走。因此我就发了一个帖，说是不是失踪啦，因为你不能找到。在微博那帖子转的很多，转到1400多的时候被关了。我还在我们的QQ群里也发了。问我是怎么认识李天天的，我说是在2008年杨佳案的时候，我们去上海，见过一面，当时中午的时候她来见我们，看我们没有吃饭，还在外面买了盒饭给我们吃。后来有时候在网上会聊一下，再没有见过面了。总共笔录我感觉是两、三页纸，很简单。做完以后他们又把我带回我的房间，因为我没把电脑电源带到派出所，他要查我电脑内材料。到了我房间后就上网，查我QQ里的聊天记录，看我的邮箱，下载我的相关的一些材料，搞完以后，再继续带回派出所。那时已经晚上9点多了。

问： 什么材料？

刘： 就是电脑里的，给人写的起诉状啊，就是电脑里的他认为需要的下载嘛。

问： 他就说他要下载？

刘： 他就是拿我的电脑要下载。那你没办法。到了派出所，他说刘律师吃饭。我当时也吃不下，但也吃了一点。吃完以后我就一直在那个讯问室坐，一个保安看着我。后来我问保安，那两个国保到哪里去了，他告诉我，是不是搞材料了。我一直就在那边坐着。9点多的时候，原来给我做笔录的副所长过来了。我说坐在这里有点冷。他说，哎呀刘律师有点冷，那就换了另外一个审讯室，窗户关得比较紧密。我说现在我可以走嘛？他说，你还要这里等，等上级领导的指示。我觉得很奇怪，我发了一个帖寻找李天天，把事情都说清楚就应该回啊，怎么还要等上级领导的指示呢？一直等到凌晨12点多，一个警察拿了一些材料下来，让我签字，一个书面的传唤材料，说我在网上发了寻找李天天律师的消息，涉嫌寻衅滋事。另外还一份材料说本来要通知我家属的，就简单说了一个情况之后，可能不便通知我家属，找不到嘛，在老家么。我签了，我想签了肯定就没事了。但不许走，还要等。

等到将近凌晨两点了，来了两个警察，他说刘律师，我们现在去一下朝阳公安分局法制处。哎，我说怎么还要去法制处啊？是不是要拘留我？我想要是拘留的话，肯定要经过公安分局的批准，具体的部门肯定是法制处。两个警察，一个保安，我就坐他们车。一路上那线路我看感觉不对。我说你们是送我去拘留所，是不是要拘留我？他说哎呀，刘律师不是这样的，我们送你去公安分局法制处你，跟他聊聊，等下你就知道我们的办案程序了，你别紧张，没有这么严重。但我是不大相信他们的话。到了朝阳公安分局法制处，事后我才知道，法制处、包括预审大队还有看守所是在同一个大院。预审大队和法制处是同一栋办公大楼。我上到二楼，到了一个很大的房间里面坐等，那里面有很多人，那些人可能也是因为涉嫌违法或者犯罪呀，带过那边最后要经过法制处审批处理。我就一直在那边坐将近一了个小时，将近凌晨两点五十左右，那两个警察叫我进法制处，法制处办公室很小，就有一个工作人员，前面有一个像审讯椅子一样，他没有叫我坐，我就感觉可能问题不重。站在那里，他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就说叫刘晓原。问我，你知道什么事吗，我说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啊。突然他说了一句话，你知道那个突尼斯事件吗？我感觉，心里懵了一下。我以为他说我和茉莉花事件有关。我说突尼斯那个事件我不知道啊。他说，茉莉花事件你不知道吗？我说茉莉花那个，最近突尼斯这个事我在网上看过。但是我马上就说，我没有发过那个茉莉花的帖呀。他说，你为什么要寻找李天天？我就解释了下。他简单地听了，然后另外一个警察就说，没事啦，可以走啦，在那个房间呆了没有五分钟。出来后，有个警察跟我说，你的违法行为轻微，找你谈下话，警告一下就可以了。两个警察一直送回我那个在潘家园武圣路那个住地。下车时有个警察说，给你一天时间，你明天搬走吧，不要在这里住了。在这期间他们没有把我的手机拿掉，我一直给艾未未发短信，给左小祖咒还有一些其他的网络上的朋友发，我说我被带到派出所去了。到晚上凌晨的时候，我又发短信告诉那些朋友，我现在去看守所了，可能要拘留我。最后时候，我还给我的妻子发了个短信，内心一种说不上的痛苦，无奈，我就告诉我的妻子我可能出事了。我现在去看守所了，很有可能拘留。我还给我其他律师朋友发了短信，我说我可能要拘留了，但是我有个案件，马上要开庭，一个刑事案件，一个故意杀人的可能要判死刑，我说万一拘留你们帮我去开庭。当时内心是很孤独无助。我想搬到潘家园辖区派出所不到半个月。当时他们把我带走，我一开始觉得是因为， 3月31号王荔蕻儿子委托我担任她的律师，我4月1号去朝阳看守所会见，不让我见。我回来写了篇博客，谈了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艾未未，在3月31号也就是4月1号这几天，公安机关不停地到他家里，特别是3月30号晚上，有20多个人到他家里去查工作人员的身份证。我看到他在微博上发了很多照片，我在微博上转载了。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从海淀搬到朝阳来住了，不愿意我来住。没有想到问我所谓发帖寻找李天天事情。我很奇怪，李天天是上海的一个律师，我也只是博客中发了一个帖，说她不知道什么人带走了她在哪个地方。我没有在微博上发消息号召大家去或者围观这个派出所，或找他们要人，这样的话你可能涉嫌寻衅滋事的问题。我最后被带到朝阳法制处，以为送去里面的看守所内心很痛苦，很孤独。那么最后4月3号凌晨三点多把我送回来，回来后我还给艾未未发了短信，说我回来了。当时艾未未也回了我个短信，回来就好，睡觉吧。我回来以后我给我妻子打了电话。当天晚上我基本没有睡觉，心里很恐惧。到早上八点多的时候，我想我赶快要搬离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太让我害怕了，一下要拘留你。那时早上我就一直在微博上看，有消息说艾未未在国际机场，被带走啦！当时我在微博上也不停地转发，后面我给他的志愿者刘艳萍打电话，刘艳萍也证实了有这样一回事。最后，我说刘艳萍你能不能开个车来，帮我把那个行李拉到北京西站我朋友律师事务所那边。后来刘艳萍开车来了，把我的东西拉走。大概到北京西站时，艾未未的妻子路青打了电话，她说晓原，不好办，大批警察已经来了，把她的家里全包围了，是不是要开门？我当时说，是不是警察？有没有穿警服？她说有很多穿了。我说既然是警察来了，也就应该开门，你面对的是警察。她就开了门。

从当天开始，开始有一些媒体在采访我。因为他的志愿者，包括艾未未的妻子路青也说了，说艾未未在出国之前，可能预感到自己会出事，提了万一他有事，要找刘晓原、浦志强来做他律师。外媒记者开始不停地打电话采访我，我也谈了自己这事件的看法。一开始我确实不知道他是什么事被带走的，他们家属也不知道，志愿者也不知道。后面又写了一些文章质疑。

4月3号，4月4号，4月5号，每天都很多电话来采访。到4月8号，又有警察和税务人员到艾未未家里来搜查会计账目，当时我们就分析，带走艾未未如果是为了经济上的问题，为什么带走三、四天以后才把财务账目拿走？后来看到环球时报的一个社评说艾未未是独立特行，一直往前冲踩到了法律的红线。我当时想肯定指他言论的问题，他写的文章、他的言行或者艺术作品。我想这就不好办啦，可能说他是政治上的问题了，可能涉嫌什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犯罪之类的。但是到6、7号又查税务账目的时候，环球时报紧接着又有评论说老艾，可能说他经济问题，那就说明他言论上、政治上可能没事啦。经济问题，我们当时分析，那就只能是税务问题。税务这一块，按照法律的规定，应该先由税务机关进行处理，处理以后做出决定，如果查明他公司有涉嫌偷漏税，那就补交、处罚，结束后也不会有追究逃税罪这样一个刑事责任。我印象中是4月7号，北京市司法局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希望找我谈一谈。4月11号找我谈啦，我自己也谈了问题，我当时不知道什么事，第一个反应说我在海淀居住被他们驱逐，到了朝阳又找着说我网上发帖寻找李天天，把我传唤这个事情。后来律管处的一个副处长就提醒我，刘晓原，在艾未未这个案件上，你能不能不要接受外媒的采访，能不能不写文章了？我还是提醒你一下，你要注意。当时我说，公安机关为什么这样对我，这样驱赶我，传唤我，我说这个事你们为什么不管，我说可能是辖区派出所对我不高兴，不愿意我在他们的辖区居住，当时那个副处长说了一句话，刘晓原，你认为不让你住是辖区派出所和你过不去？按你逻辑思维，你引发了一个全国性的大事，公安部才能来找你吗？他的意思是，辖区派出所只是出面而已，实际决定来找我麻烦的不是辖区派出所。我当时没感觉问题有这么严重，回去以后我还在写文章，还在继续媒体采访。主要采访说艾未未这个案件的问题，法律上的看法，还有他带走会是什么一个原因。很多外媒，主流媒体，像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路透社、法新社、美联社等，还有香港的一些媒体。

问：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外媒的。

刘： 应该当天就有了。首先说艾未未被带走，我们不知道采取一种什么法律强制措施把他带走，是拘留，还是逮捕？涉嫌什么罪名？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家属也不知道。那当时我们以为只是一般的传唤的话，是12个小时，如果是留置盘查是48个小时。我们分析了几种情况。家属也没有消息。后面我们分析他从机场带走那肯定是公安机关带走的，因为后面当天上午有大批公安人员到他家里去搜查啦。人家也出示了搜查证。他妻子路青好像看到是北京市公安局，还有一个是北京市朝阳公安分局。所以说他在国际机场被带走，一定是执法机关带走的，而不是不明不白地失踪。当时很多媒体包括网络上说艾未未失踪，但我当时有这样一个观点，艾未未就是被执法机关带走的，那就有个时限上的规定，应该要通知家属，涉嫌什么犯罪，如果采取强制措施，是采取的什么强制措施，拘留、逮捕，还是监视居住、取保候审，这个都必须要告诉的。特别是超过两天的期限的时候，他的妻子就很着急，那么就司法局4月11号找我谈话以后，实际上还有媒体电话采访我，我还在写博客文章，4月14号晚上大概7点左右，我就发现有人跟踪我，我在网上发了个消息说被不明身份的便衣跟踪。

4月14号上午，我去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会见我的一个当事人，下午我到了北京西站中裕世纪大酒店，原来的忆通律师事务所，我在他们所里坐，聊天。大概晚上6点半左右，李和平律师、李方平律师还有一个小伙子就来，我也跟他们一起聊了一下艾未未的案件，也聊了一下香港大公报、香港文汇报、还有国内的环球时报，因为香港大公报和香港文汇报不是提到艾未未有可能说什么婚姻上的问题呀，又发黄色照片涉嫌淫秽啊，当然还提重婚的问题，逃税的问题。我就谈还有分析，到晚上7点多去吃饭，离开办公室时我走在后面，发现有两个人跟踪，一直跟着我们下电梯。当时我以为他跟踪的是李和平律师和李方平律师，因为我从来没有人跟踪过。他们两个人以前经常有公安人员跟踪着他们去哪里。他们也知道的，就是带有控制你，你到哪个地方他都要跟。特别是李和平律师他相对比较敏感一些。下了楼以后我看到酒店的大厅里坐了很多人，感觉不像旅客在住店，出了那个酒店去吃饭，两个便衣还在后面跟着，我也跟李和平、李方平律师说，不要一起吃饭了，他们走的话便衣就会跟他们走，我和李劲松律师一起吃饭。后来发现这两个人是跟踪我们而来的，李劲松说不可能跟踪他的，因为他这些年来已经没什么事，肯定是跟踪我的，因为我在这段期间在关注艾未未这个案件。当时的跟踪我以为只是他们要了解我住在哪个地方。因为我在朝阳搬离以后，北京市有一个人大代表给我提供的住地，当时让我住在他办的宾馆里，他们员工的宿舍，那个宾馆员工住的地方不要办理登记嘛。我以为他应该只是要了解我住在哪个地方，具体住哪以后要找我的话，当时我有点恐惧，我几次想逃走。李劲松律师说哎呀你别逃，逃可能会更麻烦，他可能就是跟踪你知道你住在哪个地方。我们进餐馆吃饭以后发现他们在餐馆外面不走。两个人，一个斜背着一个小包，手里拿着那个手机，不停地在发短信。我的心情已经不好了，我知道他绝对是跟踪我的。在这个小餐馆吃饭，后门本来是可以出去的，我很熟悉的，我又想逃，因为我恐惧嘛，李劲松律师还是建议我不逃，我说不逃就不逃吧。吃完饭出来，我们走，又回到忆通律师所的办公室，他们还在跟在外面，那我就上楼，我在想我怎么办，我怎么走，我发现他们在办公室外边躲在那边监视着我，我说我今晚要不要回到那个我住的酒店，因为那个是人大代表办的酒店，如果我把他们带过去了怕给别人带来麻烦，大概晚上10点，我就给那个人大代表打电话，我说不好办，我已经被跟踪啦，我今天晚上可能不敢到你们酒店了，人大代表很强硬，刘律师，你别走，具体告诉我你在哪个位置，我派我的车来接你。你在那边等。大概我打了电话以后，没有多长时间，十分钟。一帮人就进来了，问哪个是刘晓原。我说，是我。他就站在我面前说，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的，配合我们走一趟。他们没有穿警服，都是便衣，也没有给我出示警察证，警官证。那我想他们这么多人来，跟踪我又这样说，我说走就走了。我背着包就跟他们走了。我还有一个包他们也提走了。下电梯我看到大厅里很多人。出了宾馆，我上了他们一个车，好像是一个奥迪，反正晚上看不清啊。上去以后把我的眼镜拿掉。我的包、手机，所有的身上的东西放到包里，包是他们控制了。最后让我配合，我坐在车的后面，我后面是三个位置，两旁是两个便衣，前面一个警察开车也是便衣，他那个旁边坐个，总共车上包括我是五个人。给我戴个黑头套，戴着，我当时有点紧张身上出汗，用整个黑头套蒙着我的头，实际上我在路上我还有点睡着了感觉，为什么，说很害怕嘛又不是很害怕，但是还是有点紧张，但是我也不知道这样带走的话会多大麻烦，我也以前也听说过有些律师或学者这样被带走过，我真的没想到这个事轮到我头上来。他一路走走，我也看不到，拿了眼镜、戴了黑头套我不知道到哪个地方去，但我只是知道可能过了收费站，说我不要说话，后面又到了个地方，听到开铁门的声音，也叫我不要说话，后面叫我下来。车停下来的时候，我感觉是过收费站，他担心我会喊叫啊，因为他们没有穿警服嘛，怕引起注意。反正我也没有说话，他就说你不要说话啊，最后叫我下车，两个人这样抄着我就是这样，让我感觉上了一个阶梯，就是一直走，应该是往右手那个走走走，进去，啪！把我推进一个房间里了，那个时候把黑头套拿掉了。我看到当时里面，最少有七、八个人吧，我没有眼镜，感觉里面小屋子里都站满了。我旁边也站了。一进来就，脱衣服！当时比较热嘛，还穿了外套，我以为叫我把外套脱了。全脱！我又脱了长裤，短裤也要脱掉。我不知道是不是当时说话的声音比较大，旁边有一个便衣，提起脚一脚踹我，他的个子最少一米八，长的很高。脱了以后告诉我，晚上12点睡觉，早上6点钟起来。有什么事要报告。让我坐下来，给我戴铐子，铐了我一个手，铐在这个凳子上，我感觉应该是晚上应该12点了，最后应该四个国保开始来询问我，说我是假律师。

问： 什么样的人。

刘： 什么样的人，具体他们什么职务我感觉不出来，反正其他人都叫他领导。什么姓他们都不说。我也感觉他们可能是官员，不是普普通通的警察，说我是假律师，我说我跟他分析了，我是真律师，我是考过来的。后面又说，我对你全部调查了解啦，你原来的老家有工作单位，你保留了一个编制，你不能做律师。我说我出来是按照当地规定，是经过审批出来的。我说这种情况在北京做律师的非常多。他说我不管，我就要查你。他说你本来不符合条件做律师，你做了，你就是假律师。我说我律师证也不是假的，如果你们认为我不符合做律师条件，这个司法局可以吊销我的执照，对吧？这个也不是公安机关来的。后面知道我是党员，就说我要给你双规。当时可能他们自己说了这个话也感觉有点错误，因为我的党组织关系不在北京市公安局，那双规也不能由他们决定，我是个中共党员嘛。后面又说我们把你交给中纪委双规，你更难受。我说感觉很奇怪，我也不是部级以上干部，副部级以上才是由中纪委来双规吧。我说你们找我来我知道，就是因为艾未未那个案子。我说艾未未现在还没有正式聘请我做律师。别说艾未未的事情，说你的事。他们就给我列了几个案件，杨佳案炒作，福建三网民案，也是你在炒作，贵州何胜凯杀法警案，你也炒作。我们知道你出来老家还有一点基本的工资给你，你那个不能拿，我当时给他说，这个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县委县政府的文件鼓励机关干部出去自谋职业，这个是公开的，出来也不是我一个人，我说如果你认为这个政策不行的话也不是我违反。他说那你明明知道这不符合规定，你为什么要。我心里就很奇怪，这个不是我来决定的，机关决定的。那天晚上一直，搞到我到凌晨两点。

问： 进去时候几点。

刘： 我大概到那边我估计将近12点。十点多钟把我带走，我感觉坐了很长时间，我只能判断，在路上要不要走两个小时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地方，我感觉走了很长时间。他们又说，四年前就盯上我了，我感觉应该2008年杨佳案的时候。又说多次到我老家去调查，他们确实是我老家调查过，包括今年，以往也调查，查我的社会关系，查我的原工作单位，查我妻子单位的一些情况，他们自己说了，问我一年回几次老家，我说一年回三次，他说我们去你老家的时间比你更长、次数更多。说来说去，有时说了一些威胁的话，搞你家破人亡，搞你妻离子散。都是一这套。我也感觉很离谱。他们说，我就是没有法律手续，把你搞过来了，你敢怎么着？我心里想我能怎么着。他说你要法律手续，可以阿，我们可以补给你，把你刑拘，30天以后把你取保候审。我感觉我一个律师居然能遇到这样的事情。我是无法理解，但是这种环境下，你无法反抗。七八个人在小屋子里，带走了都没有人知道，也不知道哪个地方，你怎么反抗啊。你跟他打，你肯定打不赢，人家这么多人，来武力不行，后来我自己想，我到底有什么问题，我反复想，感觉没有什么事情。当天晚上我没有睡觉，就坐在这个凳子上，一个手铐着。那个房间有个席梦思床垫，靠在墙上。我提出要睡觉，我自己拿下来。有个壁柜，里面有那个被子，拿出来。当天晚上我就坐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们又来审讯我，他感觉我的脸色不好，他也问哎呀怎么了。我说，我一天没睡觉，他叫我吃饭，我也确实吃不下。第二天审讯我还是说这些事情，但是有时候说一些威胁的话，我印象中在第二天的下午时候，基本上就开始谈艾未未这个事情了，说我削尖脑袋要去做艾未未的辩护律师。后来我也给他说了，艾未未被带走前，他曾经给他的家属这么样子说过，如果他有事的话，要找我做律师，我说我不是什么削尖脑袋要去做他律师，而是他要主动要找我，并且我也给他解释，直到现在，确实我没有办法见到艾未未，家属没有正式聘请我，我只是以他的朋友，一个律师的身份，对案件谈个看法，我也提到，我一直是这些年来关注社会事件，哪怕不要说艾未未是我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他的案件我也许也会关注，我更多的我是从法律上来谈。他就提到，我一天接受20多个外媒电话的采访，炒作嘛。最后就谈到了你那个问题，也没有谈多，他说曾经警告过我，我不听，我说，什么时候警告过我啊？最后我才知道，3月12号晚上来找我实际上也是他们叫海淀来找的我，先给我谈谈话，但是想不到那天晚上我的态度已经不好，给他们吵了，那么4月2号下午4月3号凌晨那个事，表面上说是我发帖寻找李天天，实际上这样看来还是为艾未未这个事情，因为他们可能会知道，一旦抓艾未未，刘晓原肯定会出来说话，会说办案程序这个不合法那个不合法，那通过这个方式来找一下刘晓原，刘晓原可能胆子就会小一点，但我确实直到后面才知道，他们不提示我我也不知道这个事。4月2号传唤我我原来还是以为完全是因为李天天这个事情。那么这样手铐铐着，我应该在当天晚上铐了，第二天晚上也铐睡觉，到了第三天下午以后，我跟他们谈，他基本上就没有铐我了，当时他们有一个领导，具体什么职务我不清楚，感觉他职务肯定比较高，或者副局长啊或者国保总队长，他就说不想把我搞死，只要教育我一下，后面几天国保审讯我他们态度就好了，他说既然我们领导不想搞死你，教育我，最后到了第六天，整整关了五天嘛，4月14号开始就要我写保证，要悔过嘛，就是说要对这些年来做律师的一些反思，实际上说那么好听，就是一个检讨和保证。还给我做了一个视频，还说必须作视频，但这时候你已经很无奈了，你没办法。4月10号开始，我就着急了，我说能不能出去，我有一个案子要开庭了，我就这一点事，谈清了就可以。他说不行，他说要放你出去，我们有一个评估机制，要对你进行评估，放你出去是不是安全。一直呆到我确实很着急了，没想到4月14号下午他们来了说，可以出去了。很奇怪啊。大概三、四点钟吧，跟着他走。出去时候仍然要戴黑头套，我说怎么还要戴黑头套，他说配合一下。

问： 谁说配合一下。

刘： 就是放我出来的人，具体什么人我也不知道，因为他们给我做的笔录他们不写名字。本来按照法律规定，讯问人要亮明身份，工作单位都要的，他们都不写，就让我签，我也没办法。我看了，我说的事情他倒是如实记了。包括我，车坐了5个人，送我出去。一路上戴着头套，进了3环以后才把那头套拿掉，因为那时我不敢回到那个人大代表的住地，他们叫我在一个宾馆地方住，一个普通的宾馆，当天晚上我还是很恐惧，我感觉我的身体也不好，在里面的时候他们看我脸色不对，后面给我量了血压，说我的血压有点高，准备给我吃高血压的药，我说我不吃，我从来没吃过。那天晚上我在那边住了，我出去以后，他们也问了，你出去以后做什么，我说出去以后第一个我赶快上网发消息，我说我回来了。他说如果你要发消息就说你在外面休假几天，回来了。我说这个我不能说，因为我在被带走之前我已经在网上发了帖，说我是被便衣跟踪，他说那你要说就简单说一下嘛。我说媒体肯定会采访我，他刚开始不愿意我接受媒体采访，我说这个你可能没办法，我肯定要说，不给媒体说的话更不好。他说那你就接受主要记者媒体采访，其它的媒体你就别说的这么多。

问： 他很客气么。

刘： 这个事情基本上是在出来的路上谈的。出来之前说过不能接受媒体采访，说我这些年来接受很多外媒的采访，我说外媒就是看重我这个身份，说你是个北京律师，你还是中共党员，说我那些成了一个主观上没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故意，但是我的客观行为造成了煽动颠覆国家的后果，我就感觉很奇怪，我接受外媒采访也都是客观地谈这个问题。当然那时候我就保证不要接受外媒采访，当然我在出去的时候我也告诉他，面对外媒，这么多知道我出来，这么多采访我，我怎么办的问题，到后面谈了，基本上也允许我接受采访。

他们对我很不高兴的一点，我感觉啊。主要说我代理这些案件在炒作，包括司法局也是这样看，所谓炒作说我有博客嘛。但是我为什么以前在用博客包括接受外媒采访国内媒体采访，质疑这三个案件中没有什么危险，那时公安机关从来没有找我。那么到艾未未这个案件的时候，就开始找我呢？可能是这样，一个，艾未未的案件是发生在北京，这个案件从程序说，肯定是很多问题，本身艾未未是一个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如果再把他那个案件从法律事实，特别是程序上质疑的话，他可能受不了，外界就会认为这案件存在很多违法的地方。这个案件发生以后，特别是一开始，基本没有律师说话，只是后来有个别律师介入了，有的接受外媒记者采访谈了看法，那么他当时想，只要控制你刘晓原了，那就没有法律专业人士站出来说我们执法中存在的法律程序上的问题，他们最怕这种质疑。

问： 那关于艾未未这个案，你现在看，再看一下，你觉得在程序上存在哪些问题。

刘：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他们现在所指控的是涉嫌逃税，按照刑法修正案七逃税的话，首先要经过税务机关查明到底有没有逃税的行为，如果有的话，作出处罚，公司如果拒绝接受处罚，不补交税款和接受罚款的话，那是对公司的具体负责人员，所谓具体负责就是具体负责财务这一块的相关的经理或者是副经理，如果是副经理负责就是副经理，还有会计，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那么现在看的话，公安机关指控说艾未未是这个公司的实际负责人，但是从这点判断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他的妻子路青，公司经理又是刘正刚，会计又不是他，他只是个设计师，那你指控他实际控制人的话，作为一个实际控制人，我们认为最起码财务上很多要他审批，那既然财务相关的支出啊、合同都不是他来负责的话，那不能说他是实际控制人，所以这个指控是存在问题。还有一个办案程序，就是说，你指控他公司逃税的话应该由税务机关，你公安机关不能直接把他抓了。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实行监视居住，只要他在办案机关所在地有固定的住所，那就应该在家里实行监视居住，艾未未在北京有自己固定的住所的，对他实行监视居住应该在家里进行。不能在外面指定的一个住处对他实行监视居住，这一点肯定是程序违法的。还有我们感觉他办案的话，我们认为他一开始不是为税务问题而来，为什么，如果是税务问题而来，把他国际机场带走了控制了，那么到他家里搜查的话，最为重要的应该是财务账目，公司的所有的财务账目。但是当天搜查走的，从那个扣押清单我们所看到的，是他拍摄的一些片子啊他的一些电脑啊，都是一些这样的资料，最后和税务人员一起来是引起国际关注国际媒体关注以后大概是4月7号还是几号再来查他的帐，所以这个案子呢在这个方面的程序显然是不符合法律规定。

问： 那么在关于通知家属还有关于他扣押这个时间上，包括是不是能有律师，这些问题上法律应该是怎么样解释的。

刘：刑事诉讼法现在正在修改，但是那时还没有修改，就是刚才第一个说，监视居住如果在家里的话就不存在一个通知家属了，因为住在你家里监视居住你家属就知道。那么在外面监视居住，是否要通知家属，那么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没有说，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但我们当时就可以从法理上来理解，因为如果在看守所里羁押的话，拘留逮捕就关在看守所，一般除非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否则就要通知家属，或者有妨碍侦查的话就可以不通知，没有的话就要通知家属，那么你在外面监视居住因为在外面监视居住家属是可以去会见的，也可以请律师，我们认为这个也要告诉家属，你不告诉家属，家属怎么会见，也不知道他在哪个地方监视居住，也无法请律师去，特别是后面他的家属又在找公安部门递交相关申请，询问为什么把他带走了，涉嫌什么罪名，家属要求会见，他都不告知，但是很奇怪的是又把那个消息发给媒体告诉媒体，媒体又对外说他是涉嫌经济犯罪，对外是监视居住，他是这块可能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在外面监视居住是不符合法律规定，必须在家里。他在北京有固定的住所，如果是外地人，在北京没有固定的住所的话，可以在外面监视居住。

问： 关80多天没有通知家属，对他个人也没有起诉、没有逮捕，这种做法正常么？

刘： 在司法实践中，监视居住又关了一段时间马上又转为取保候审，比较少。但谈法律的话，他一把你带走，可以监视居住，在没有拘留逮捕的情况下，法律规定可以。但监视居住在外面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必须在家里。那么监视居住以后改为取保候审，法律上也没有禁止，也没有说监视居住以后能不能变更为取保候审，在司法实践中有这种情况。艾未未那个就颠倒过来，先监视居住，4月3号开始到6月22号，出来以后又转为取保候审，如果你从这个监视居住仅仅这个决定来说，表面上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只是说让他在外面监视居住这一点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问： 那么按照他们所说的，是艾未未公司的这么一个税务问题施行这种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这个很奇怪。

刘： 对，首先就是刚才说前提条件，涉嫌逃税应该要经过税务机关作出处罚决定，他的公司拒不执行的情况下，才能够对公司的具体负责财务这块的人员采取措施。现在艾未未那个案子，首先税务机关这么多年来没有说他的公司涉嫌逃税，也没有作出相关的处罚，那么这个时候你公安机关说侦查艾未未的涉嫌犯罪的案件当中，发现他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很奇怪啊，到底他一开始是涉嫌什么犯罪？我们没有发现媒体的相关报道，他好像通报给媒体就是说他们侦查过程中发现艾未未公司涉嫌逃税和销毁会计凭证，

问： 你跟艾未未认识也很久了，他被抓之后有什么感觉，恐惧吗？感觉这事情跟你有关吗？

刘：应该说我是从来没有想过他会被抓的，第一，他是搞艺术的，只是有些文章的话写得比较激烈，我想也不至于对一个艺术家这样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来抓他吧。说涉嫌逃税呢，我更没有想到，你刚才说了，这个公司的话毕竟他不是法定代表人，只是个设计师，但我还是有一点印象，曾经也跟他聊天提过，我说你也要注意哈，说现在确实有些人被抓，最终只要你开了公司，他是以逃税的问题来抓你，我记得艾未未也说过，他说我也不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我只是一个设计师，我也不分管公司的财务，我们的公司财务上也应该没多大的问题。当然一开始抓这几天我们不知道是涉嫌什么东西，外界有很多猜测，是不是因为茉莉花那个事啊，因为2月19号以来，茉莉花那个抓了很多人，媒体发消息说他涉嫌逃税，我们才知道说逃税的问题。但公安机关来先抓人说是逃税，办案程序肯定是不合法了。我也知道这些年来确实他也遭过公安机关的骚扰，大概2009年吧，国保找他谈话，当天晚上警察有些不愿意出示证件嘛，他报警到派出所去了，当天晚上，我记得是12点，他不停地给我打电话，谈到这个问题，后来为谭作人那个案件，到成都去出庭作证，头一天晚上遭到警察盘查，后面遭到警察的暴力，这些，我也感觉他在关注社会事件中总会有一些危险，因为像关注5·12汶川地震孩子的名单，志愿者受盘查，刚才还提到了谭作人的案子出庭作证，人家警方使用了暴力，关注杨佳案等等，还有后面他在上海的那个艺术工作室，以违章建筑为由强行把它给拆除，那我们就感觉艾未未可能是有危险了，但确实没有知道说这个危险来得这么快。

问： 那么这个案件发生了，也算是一件挺大的一件事，对认识他不认识他，知道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人，那么现在你看这个事件他有什么特征和意义。

刘： 应该说今年2月份以来，由于国际上的一些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突尼斯茉莉花的时候，在国内今年2月份也抓了一些人，原来被抓的应该说多是一些维权人士，律师或者学者，但他们的影响力在国内也好，特别是国际上也不是很大。那么艾未未是一个艺术家，国际上的知名度很大，包括在国内，他这一抓把这个今年以来，大批人员的失踪或者被拘留那个事件推向了一个高潮，应该是这样看，大家不要说是国际上的分析，就是国内互联网上一些网民分析，哇，你艾未未都能抓啦，艾未未都会被抓，他们大家平时认为艾未未是一个艺术家，也很有知名度，他可能不会轻易抓他吧，对吗，但是出乎意料，艾未未也被抓，所以那个事件最后推向一个很大的高潮，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关注的一个重大的事件。那么艾未未会被抓说明，从我的大的方面看呢，说明中国的法制很不完善，就是不管你是一个普通的人还是一个很有世界影响力的艺术家，确实也是很容易被抓的。在一般的人眼中，要抓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不是这么简单的，但是现在看来恰恰是现实中发生了，也暴露出中国法制很不完善，警察权力怎么说呢，很强大或者很威猛，从民众的说法很可怕，包括一些律师不明不白的就可以被失踪。

问： 从你个人遭遇上警察对你直接就说，你不是要求程序正义么，我就抓了你，你怎么办，我就是没有手续，或者让你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那么这些话，就是警察怎么敢这样做。

刘： 这个时候我们都感觉很奇怪，当然那只能在面对面对你个人，这个事情不能拿出台面上来说的，不可能在法庭上说的，只能说把你失踪了，在一个审讯你的屋子里没有外人在场，他跟你说怎么样。当然我们听了这个话很惊讶，这是执法警察，不是黑社会。一般大家都知道警察抓人肯定要有法律手续，你不能随随便便抓人啊，这个法律都有严格规定的。

问： 你还是个律师。

刘： 对。他对你刘晓原很了解，你不是总说法律程序的问题吗，他们明确就这样对你说，让你对法制很失望，听了这个话，当然也会很恐惧，有时想虽然你是个律师，你懂法，你面对强权你无能为力。

问： 包括这些威胁，他是怎么威胁的。

刘： 更多的是语言上的威胁嘛，刚才说了，我们可以把你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种话，这样的话听到了你会很痛苦，因为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不是个人的恩怨，我不是说和社会上得罪了哪个人，我把人家搞得很惨，人家肯定要搞我很惨，我一个律师，我只是办案中可能更多的质疑了执法机关的一些办案程序违法的地方，写了文章曝光了一些阴暗面，特别是针对艾未未这个案件，我也说了一些办案上的程序的问题，那么我质疑如果错，本来还可以通过正当的途径来交流，执法机关说，你律师你不能这样说，你不了解情况，不能乱质疑，我们是依照法律程序来办的，咱们可以来交流来谈，而不是说使用一种武力，限制你的自由来迫使你屈服。

问： 现在从大量的对待你，对待艾未未还是对待其他的很多个人，我发现他们完全不讲这个事情对错是非逻辑伦理，就是用简单的恐吓和威胁，那么司法怎么会发展到这种。

刘： 这事很难说，因为从大的方面说，中国的司法不是独立的，公检法三家表面说是互相制约，实际上是互相配合。公安机关可能会这样限制你，完全是出于他的办案需要，他就说我们要办案，要怎么来，你外界不能质疑，因为他们很多在办案中会存在程序违法，如果你把它质疑出来了，他也又怕社会舆论。可能是有一个这样的原因。如果他完全不怕社会舆论的话，那你质疑吧，你怎么说我们都不怕了，无所谓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他控制，当然今年刚才也提到了，可能和国际上大的环境有关，茉莉花事件说是很恐惧，国内说发生了茉莉花集会，当然到底谁发动了茉莉花集会我想现在可能还没有搞清楚，我们也不知道，作为我们律师来说，连那个集会的消息我们也没有转发过，所以感觉很理解不了。当然作为一个律师能够遭遇这种强权的话，确实对法制是比较失望的，我们因为宪法也好包括现在中央的领导也多次在会上要依法治国，要尊重人权，那么你执法机关都这样可不讲法律程序，随随便便动用国家机器，来限制一个公民的自由来恐吓一个公民，太可怕了。

问： 另外一个就是言论自由的问题，在艾未未这个事件当中，你是发了很多，第一是跟外媒谈话多，第二是在微博上或者说博客上，或者推特上发了些消息，在这个事件上你对公共媒体的参与和观察，有什么特征？

刘： 在艾未未事件上，应该说国内媒体除了环球时报有几个评论，其他的媒体都没有说话。我原来在微博上也发了，我感觉无法理解，我说不管艾未未是涉嫌了犯罪还是没有涉嫌犯罪，作为这样一个世界上有名的艺术家，他被抓了，不管是什么原因，是抓对了抓错了，媒体都应该关注，如果在国外的话，这个肯定是媒体上吵得一塌糊涂。恰恰在国内没有，当然我们一开始认为环球时报的评论还是没有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可能政府需要它给外界、外媒、国际社会发出一个声音。我们在微博上发的话，更多的是屏蔽，博客一开始我也写过，可能有十几、二十篇相关的文章吧，都屏蔽掉，只有极少数博客不屏蔽，那么最后发展到艾未未的名字都成为敏感词啦，你提了艾未未就不能出来，有些人提了，把你的微博都关掉，有些提了吗，你就发的消息显示不出来，除了推特。因为推特是国际上，他是控制不了的。你发他的照片也不行，我在微博包括现在发他的照片，我的微博博友转了以后，马上发现不让转了，有些是给你删掉，前几天我发了，竟然把我的微博限制，我在艾未未4月3号被抓，我当天微博上发了很多帖，4月5号开始限制我的微博发言，要审核，一直限制了50天，本来通知我是限制一个星期，那到6月22号他出来，我就又开始说他取保候审出来了，6月23号又开始限制，限制7天，但是一直限制我第十天，到第十天我只能通过一些朋友找关系，找到他们的相关管理员给我解除了审核，如果不解除可能还会限制很长。不要说艾未未那个案件，就说王荔蕻那个案件，8月10号要开庭了，当天我因为我在微博上发了她的消息，最后又审查，审核不让发言，我又找相关管理员给我解了。上个星期六发了艾未未的照片，最后又把我新浪微博限制发言。

问： 为什么照片也不让发？

刘： 他总是删，可能就是上面有关的布置吧，希望大家把他那个事件遗忘掉，不愿意提，就是这个原因。

问： 好像其他的一些字也不能用了。

刘： 对，所以现在大家如果要发艾未未只能说艾未未不写艾未未，说胖子，因为他比较胖吗，总之得用其他的方式来提到他。

问： 在这么长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真正的感到过恐惧过？

刘： 应该会有恐惧，刚才说了肯定会有恐惧呀，因为3月12号晚上找了，当时我正和我妻子在通电话，后来我妻子很恐惧，不停地打电话，这个还是个小事，真的4月2号晚上把我带走那个真的有恐惧，后面特别是，绑架，把我这样搞走，五六天，没有怎么说话，出来以后不停地找我，我总担心哪一天又会被带走，我那时四月底在回到老家我家里人对我非常担心，还有一些朋友，我一个姐姐原来是法院的法官，做了将近三十年的法官，她竟然会说，你还要去，你这样写文章的话，人家搞不好会叫你消失，就是说把你灭掉，搞到外面就把你搞死都不会知道，我就说不会这样吧！？我还有些朋友是警察，法院、司法机关，他们也提醒我注意，那我就感觉很怪啦，我给公安机关谈了，我一些朋友，还是有些是司法机关的，包括我一些亲友，就这样提醒我，既然别人都在这样说了，有时自己想想是很恐惧。真的有这种恐惧感，这不得不说。记得徐友渔教授说过，克服恐惧也是一种爱国的表现，但是确实有时我难以克服恐惧，我曾经说过这样一个事，3月11号日本大地震的时候，我正在日本东京坐在火车上，我们那个火车刚刚停下来，发生那个大地震，火车摇晃。确实我当时没有感觉到一种恐惧感，那么回到国内，我反而很恐惧，这是很奇怪的。

问： 你又是一个很硬的人，谁都知道。你不是一个轻易能害怕什么的人，你说这个恐惧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刘： 这种恐惧是一种内心的一种恐惧，就是说，不管你是共产党员也好，你是律师也好，人家可能真的是随时可以把你绑架，但是说心里话，绑架以后又担心会实施暴力，如果真的强行判你，因为我做过很多案件，有些案件确实是从事实上、法律上都很难（听不清），但他照样要判你，你家人，你还有孩子，怎么办?但是对我来说，还有一点，在这次绑架以后，我的孩子倒是很能够顶住压力，那时我出来没有多少天，我妻子给我打电话不停地哭，要我赶快回去，我说我不可能回去，后面叫我孩子给我打电话，他说爸你是否回来，我说哎呀，回来干嘛啊，应该没有多大事了，他说要学法律，我说现在做律师随随便便就绑架你不怕吗？他说我不怕，我还要学法律。说那你将来做律师，这样绑架你你怎么办。他说我就不结婚啊，我一个人我就不怕啊。

问： 因为这个法律不是说自然会施加给某一个人的，还是要通过具体的人，警察、法院、检察机关，对吧，那么还有社会，社会的冷漠，或者社会的某种支持，你觉得会不会让人很失望，就是好像在中国不是有太多人关心这个事情。

刘： 首先对一个人，如果要抓你，不管是有法律手续或者没有法律手续，像这种决定基本上都是由官员来决定，除非你是一个现行犯，所谓现行犯，突然有一个人在外面抢劫杀人了，这种肯定一报案马上就抓，像对这种大家说社会异议人士也好，维权人士也好，要抓的话，我认为这是有一定层次的官员来决定，如果他那个影响力特大，可能那个层次那个官员就更高，抓人以后具体办案人员的话，他是一个工具一样，他就执行嘛，上面有命令我就执行，可能有些执法人员好一点，良心比较善良的他就不会给你使用暴力，可能是执法方面就对你，怎么说呢，用两个字说对你比较文明一点，如果遇到这种执法人员性格很暴躁，他就可能会给你动粗，抓你的时候会很野蛮，那么社会也是这样哈，我们一旦抓了，我也感觉这个，很多人感觉很害怕，包括我，我失踪以后出来，我妻子不停地管我，谁叫你去惹别人阿，我说我惹了谁呀，我没有惹过执法机关，惹怒他们，无非是写些文章，她说你别写啊，你写、质疑，你想干嘛，我说发现社会不公为什么不能写呀，我说你们为什么不质疑他们，执法没有依据，把我抓走。我们本来说应该这样的，你反而说我的不对，我说你们不去谴责他们违法把我抓走，反而说我哎呀你不应该写这些文章，你不应该说人家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不但我的妻子，我那些兄弟姐妹还有一些朋友也是这样说，对吗，有些是作为那个什么，还是出于我的自己安全考虑，好像他是为了我们好哇对吗。哎呀，惹不起别人就不要去惹，他们是国家的专政机关，是一个国家的暴力机器，你一个个体你怎么能跟人家去，他们说我们对抗，实际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跟他们对抗，总之说我还是依照法律依照事实来提一些问题，我出来的时候有一些熟悉的朋友不敢给我打电话了，也不愿见我了，这个确实感觉很恐怖，我说为什么，一个人出事了，原来都是这么好的朋友，我出事了，你感到这么害怕，为什么害怕，怕我们连累他，当然还有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考虑，说明他们对我们的执法机关很恐惧，如果他对它没有恐惧感，他应该跟我的交往也是很正常的，艾未未也是这样，他抓了以后，原来也有些朋友啊经常来找他，最后网络上也说艾未未你原来这么多粉丝，最后被抓了没有多少人来说话了。

问： 那天你也看到，我母亲也是这样劝的，说不管怎么样，不要惹他们，我说你怎么不分对错、曲直？我作为一个公民为什么怕他们，我作的事情哪一项只是为我自己做？实际上我们所做的是维护了一个公共的、一个法律的秩序，我们也是觉得这个秩序也是对所有人有好处的，但是好像，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这样好像又变成另类了。

刘： 因为中国人可能有一个，不能说他们是惰性啊，可能有一个特点，就是明哲保身，就是事不关己，老毛说的，高高挂起，这个事与我无关，我不去惹他们。当然还有刚才反复强调，就是执法机关那种暴力，这种执法不守法的这种行为让他们感觉害怕，如果他们不害怕的话，我被抓了我出来他们照样跟我交往，执法机关不会警告他不会找他的麻烦的话，他们也就不会怕了，但是现实中确实是这样，我出来以后，有关部门你不能去找艾未未，当然他们也有其他人，哎，你不能和刘晓原交往，也就是这样造成他们这种想法。

问： 他们为什么不希望我们交往。

刘： 我也不知道。

问： 比如和我说不要和你交往，跟你说交错了朋友，不要跟他交往，是他牵累了你，这个交往对他们有什么样的。

刘： 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感觉你不让和艾未未交往，我们是朋友，不能因为他涉嫌犯罪了，把他抓了，但是出来了，我们就不去见他。我说，他哪怕涉嫌杀人了但是还是我的朋友，这种还在，这种基于友情应该还在的，你不能象文革一样，要跟他划清界线，不是这样的一回事。

 （结束）

“81天”之八：艾未未工作室李心的讲述

四月三日艾未未失踪事件经过

/李心（艾未未助手） 

2011年4月3日上午十点半左右，我接到赵颖电话，说网上看到艾老师在机场被带走，我给徐烨电话，徐烨说艾老师去香港登机时被安保人员带走。之后，我给左小祖咒打电话，让他帮忙转发一下，他说已经转了，一会儿到发课见。

十一点半往办公室走，路上徐烨来电话，说办公室停电了，来了十几个警察并出示了搜查令，他们可能要被带走。走到离后门大概一百米，看到有三四个警察在后门站着，这时左小祖咒从后门出来，面对着我的方向边走边挥手，他说你别回去了，他们可能都要被带走，你再进去也免不了。

十二点左右，我和壮壮一起到了241号左小祖咒工作室，他那里也没电，我出去到村里问了问，发现整个草场地都断电了。我给徐烨打电话，徐烨说他们一共八个人，已经被带到警车上。

十二点半左右，徐烨打电话回来，说工作室已经被警察搜查，他们被带到南皋派出所，一共八个人，在一个房间里关着，手机暂时没有被没收，他给我讲了8个人的名字，匆匆挂了电话。

一点十分，我登陆了艾老师的推特账号，发出以下消息：“半小时前来了一批警察出示搜查令，登陆了艾未未工作室草场地发课258号，带走了8个工作人员至北京朝阳区南皋派出所问话：徐烨，钱飞飞，董姐，谢国竟，邢锐等。艾未未在北京机场已被扣押3小时，无法联系。（艾未未助手）”

一点二十七分，我又整理了一条较为完整的信息，用艾老师的推特发送出去，之后徐烨等所有人电话开始处于关机状态。

两点半左右，我和壮壮从左小祖咒家出来，准备绕路走工作室附近看看情况，发现仍然是有一堆警察在外把守，并且铁路桥下面已经拉了黄色警戒线，便掉头从CCD300方向走。走到离300号约一百米距离，看见有两个便衣拖着文涛从石婧的家里出来，石婧在后面追着要上前，被另一个便衣拖住胳膊，文涛被塞进一辆停在旁边的黑色别克车中。我和壮壮有些紧张，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严重，看起来就像电影中对待毒贩的手法，所以转身从另一条路走。走过香格纳画廊，看见刘艳萍在村里转悠，她说想到工作室附近看看，我说工作室门口全部都是警察，门前那条路已经拉了警戒线。我把文涛被抓的情况向她描述了一遍，并劝她先回家等消息，不要在草场地走动。

我和壮壮决定先不回家，进城找个人多的地方呆着，缓解一下情绪。壮壮回家拿包，我找了一个公用电话给左小祖咒打，说你也不要在家待着了。我俩晚上没有回草场地。

晚上九点左右，网上得到消息除了小胖，徐烨，路青，其它人都已经释放。我给蒋立打电话，蒋立说工作室被翻的很乱，所有的电脑主机，硬盘等电子设备都被抄走，包括前后院宿舍的电脑。

以上便是我4月3日的经过。

又：2011年4月21日上午，山西省沁源县**村老家的二姐中午给我发了条短信，说两个自称当地乡政府的人到家里，问我的情况，当时只有我二姐在家，问李心小学到大学都在哪上的，现在在什么地方等信息，她很担心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事情。但从我亲戚那得知这两人是县公安局的。当天下午，又有一个县城公安局的人找到我妈，仍然是问我从小学到大学的情况，并问我在北京做什么工作，一个月挣多少钱。我妈说我在北京做设计。那人又聊了些别的就走了。之后我妈给我电话，我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别担心。这以后没有人找我或我的家人。



李心

2011年7月4日

“81天”之七：艾未未工作室薛钰滔的讲述

4月3日事件经历

薛钰滔 / （艾未未助手，摄影师）



2011年4月3日

08：35 接到小胖电话，说Jennifer告诉他艾老师在机场遇到情况，有可能出不去，所以我就带着摄像机和小胖一同去了机场，在边检口处等待。一直没看见艾老师。

11：50 小胖接到徐烨电话，被告知工作室突然断电。小胖担心工作室出问题，正准备赶回去，又接到徐烨电话说来了好多警察要对工作室进行搜查。

12：10 与小胖开车返回工作室。13：00 左右到达草场地，小胖让我别回工作室了，他一人前往工作室。

13：20，目睹数十位身着警服和便装人士在工作室南门口和马路对面活动，数辆警车及一辆军牌车停在工作室南门附近。绕回村中，找到一个车，载我到铁道博物馆方向，自东向西穿过南门马路上拍了一些。

14：05 德国电视二台记者王静阳询问是否有视频，我说有，约定晚上八点半在其办公室见面。

17：00－－20：00和蒋立取得联系，得知工作室部分人员已从南皋派出所回到工作室，并听说工作室所有电脑主机和硬盘全部被查抄，比较惊讶，问蒋立是否拍了搜查后的现场录像，他说有。将中午拍摄的工作室外视频用数码相机翻拍了一遍后，到工作室拿到蒋立拍摄的视频。

20：30 左右，到达新东路塔园村外交公寓德国电视二台驻地。

22：30 左右，用德国电视二台的机器翻拍了我的录像带，结束后，我决定回工作室。刚出塔园村外交公寓，发现有一台黑色现代轿车停在门口，车窗打开，坐满了人，我觉得可疑，就准备过马路打车，离车有5，6米远的时候突然听到车内有人叫"小薛"，我回头望了一眼黑车，没答应，意识到情况不好，便快步过马路，正好一辆出租车路过，急忙拦住上车，坐在副驾驶处，出租车正发动前进的时候，突然从反光镜处看到一穿黑衣短发健硕男子向出租车奔来，并拉开了出租车后门，但是车已经启动，黑衣人没能赶上，口中念念有词，我嘱咐司机赶紧走别管，司机师傅说，没事，是交管局抓出租车抽烟的，这点我表示怀疑，但也没和他多交流，便让他先开到望京。我当时做了最坏的打算，一是被他们抓住，二是回工作室后被他们带走，心想，虽然我做得事情并没有违法，但是大半夜的被他们逮到，无论是体力上精力上都很虚弱，也不好对付，于是决定先甩掉他们再做打算，于是卸掉手机电池和手机卡，让司机绕到京密路上往南走，刚走几十米，看见后面不远处有辆空出租车，于是叫师傅停车，匆匆付账后便换到下一辆车。

23：20 左右，到达三里屯，在人多的地方或许安全一些。

2011年4月4日

01：30 左右，换了一盘新录像带拍了一些工人维修路面的镜头，打算第二天被询问的时候如果问我前一晚做了什么的时候做备用，然后把3号中午拍摄的那盘录像带和一张翻拍的SD卡藏在三里屯地下一层的厕所某一间中，以作最后备用。然后去了麦当劳，那有好几个睡觉的，于是我也在那睡下，到4月4日早上8点30左右。

09：30 打车回到工作室。发现办公桌下我的器材箱中自己的相机佳能5D mark II和哈苏500CM不见了，非常沮丧，经过和同事沟通，得知最后见到相机的是小胖和飞飞，在4月4日凌晨12点半左右。

10：30 左右，接到自称是南皋派出所办公人员的电话，说让我去做一下正常的询问，说我们工作室的人都做过。我说不知道地方，对方说来接。几分钟后，接到电话说已到门口，于是跟同事们打招呼说我去了，出门，发现有两辆车坐满着人在等着我，然后有一短发男叫我上了一辆黑色现代轿车，坐后排中间，左右各一人，态度不太好。两辆车一起开到了南皋派出所。

11：00－－20：00 在讯问室对我进行讯问，主要是一位自称北京市朝阳区刑警大队重案组的王姓警官，其中有两次是一位高个，微胖，貌丑，带眼镜的被称作上级的便衣对我进行过人身威胁，说“要不我们换个地方谈话，换个地方的话可不像在这这么轻松”。

讯问内容大部分是问我前一天干了什么，晚上干了什么，本来我想撒谎糊弄过去，我简单说3号我不在工作室。之后，他们直接说现在要写录口供了，表示我说的和他们了解的出入很大，我联想到昨晚叫我的黑车，大概明白他们都知道了，又仔细想了一遍，每个环节都没有违法啊，于是像挤牙膏一样，说了3号早上去机场的过程，下午一个人在望京，晚上因为害怕去了朋友家，见到路上有工人施工，觉得光线不错，就拍了一些，等等，但是等我说完王姓警官就说你很不老实啊，你想想清楚再说吧，然后就走了，让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看着我。

再来的时候就问类似于：你昨天早上给谁打电话说要藏什么来着？你昨晚在哪里去干了什么？对于藏东西这个事情我非常的不解，因为3号早上在机场的时候的确小胖让我给张隽打电话让他把剪辑室的东西收一下，我听到他们这样问，无法理解他们从什么地方知道的，感觉他们太恐怖了，又仔细想了一下，张隽无非是管视频资料的，他们既然已经知道藏了东西，如果不说的话他们可能会以为是什么其他的犯罪证据，于是我就说，打电话让张隽把视频资料收拾一下。对于第二个问题，我说因为工作室的同事都被问话，自己比较害怕就在三里屯附近绕了几圈，然后他们直接说：你没去哪送什么东西？我又仔细想了一遍，整个过程以自己浅薄的法律常识来看，应该都是合法啊，反正前一天视频也都送出去了，该做的也做了，也都无所谓了。于是我就说了前一天晚上干了什么，说出这些之后，王姓警官得意的说道：告诉你啊，你说的这个记者的名字王静阳，不是安静的“静”，是尊敬的“敬”。然后威胁我说，艾未未是拿的外国人的钱在搞破坏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是防碍公安机关正常办案，勾结国外反华媒体，你这一做反倒救不了你的艾老师，反而会害了他，我就辩驳到我做的都是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写有我们有"新闻自由"，他说你这是勾结反华势力知不知道，国内媒体你怎么不去送，还送给反华媒体！我说要是有人敢要我早给了。这过程中他们一直问我录像带在哪，我开始说丢了，但是感到他们要往污蔑我勾结反华势力的事情上面靠，就说，我没想到你们什么都知道，我已经崩溃了，然后想到视频已经送出，录像带也没什么价值了，就告诉他们我藏在哪个地方，然后他们开车载我去将录像带取回。

然后过程中我还谈到了我的相机不见了，通过前面和他们的对话，我隐约感觉我3号当天的电话记录他们可能全部有掌握，于是我就对他说很奇怪，我昨天给同事打了好几个电话让他帮忙看看我的相机是否还在，然后今天早上一回去相机就不见了（我当时因为心情比较低落，加上感到他们手段无所不能，所以判断他们有可能是听到我多次强调相机，以为我相机中藏有什么重要的证据，所以深夜派人去偷走了），王姓警官却表现出一副皮笑肉不笑的表情对我说：放心吧，我们都是合法办案，是你的东西肯定是会回来的，只要你配合我们的工作。于是，当时我就坚定的相信了是他们拿走了我相机。于是我说，反正我一无所有了，而且相机是我自己买的，至少没花家里的钱，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吧。于是他又说，是不是平时你们艾老师会教你们遇到这种情况就去找外国人啊，我说不是，这是作为摄影师的基本素质。他继续说，小伙子，我看你年纪轻轻，又有前途，千万要对自己以后负责任啊，这样吧，我们做个交易，要么你想个一劳永逸的方法，你在你们摄影圈认识什么大腕吗！你想认识吗？，然后他说了几个人的名字，可是我一个都没听说过。要么你按我说的来，我们也绝对会保护你。我问什么是一劳永逸的方法啊，他说小伙子你这么聪明难道不知道吗？或者是你按照我们说的做也可以啊！我反问道，那你先说说怎么做？他当时不太想说了，然后让我自己先好好想想（整个过程中有大概四五次让我好好想想，然后就留下一位年轻小伙子，和一位年长的警官看着我）。几次周旋我还是说，反正我也无所谓了，昨天做的都是我自己选择的，与别人没有什么关系，其中有一次让我想想之后，来了个前文提到过的比较凶的人，王警官说他是领导，态度极其恶劣，说你做这事情要脸吗？先不说党了，你对得起国家吗？国家让你受教育，长这么大，你却去勾结反华势力，你信不信我会把你整得很惨？（说这句话的时候非常像好莱坞电影中恶人讯问被绑架的人，脸几乎贴着我的脸，并龇牙咧嘴，摇头晃脑）我当时感到唱黑脸的来了，还是个党棍，感觉千万不要和他硬碰硬，便低头连连称是，让他感觉达到了目地，随他去说。过了一会，他看到我没反驳也没反抗，便和王警官一样，要我自己想个一劳永逸的办法，要么按他们说的去做。当时已经大概下午七点半左右，他们给我送来盒饭，有饼和菠菜，花生等，年长的警官看着我吃，然后一副慈祥的口吻说，我们还是合法办案，讲人性的，不能让你饿了肚子。

随后，王警官继续就这个问题和我周旋，到了晚上，我感到不能和他们再耗下去，再晚就有问题了，得先想办法出去再说。在那位很凶的人之后，我问王警官，听你的是做什么？他就说我立马就能让你走，只要你答应每天按时给我打电话，报告工作室你看到的听到的情况，手机24小时开机，不能让我们找不到你，要是联系不到，我们就要发通缉令了，要是离开北京的话要请假。我考虑了一下，报告情况，看到的听到的，要是我什么都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那也就没什么可报告的了，这个逻辑如果以后他找我也能说通，于是我就老实的点头说可以，但是我只说我看到的和听到的，其他出卖朋友的事我肯定不会干。他也答应了。反正先出去再说。终于，我结束了讯问，时间大概是晚上八点半左右。经历了提心吊胆和相对恐惧的一天，毕竟，从来没面对过这么一群。没想到他们的无耻比我想象得还要高端。

20：45 回到工作室，停电，遇到小胖，于是跟他非常小心地说，以后有我在的时候什么都不要谈，他问我说了什么，于是我把说他让我给张隽打电话告诉警方了，接着就回宿舍睡觉去了。

然后，接连几天工作室都因为南门外电线杆被撞断而停电，我想到正好可以以这个理由不打电话，于是工作室从隔壁拉来电源我也没怎么充电，电话一直关着机，遇到工作室成员聚集谈事情，我也就主动绕道，一直也没给王姓警官打电话。

到了4月7号，工作室会计室被抄，电路也维修好了，于是给手机充了电。9号早上9点多，王警官突然来电，说8号晚上打过我电话是关机状态，问我怎么不合作，说每天报告怎么也不打电话，当时我躺在床上，说，这几天精神压力太大，每天都在睡觉，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再说工作室没电，我手机早没电了怎么给你电话啊，于是他说那我们出来见个面吧，我说我不舒服，上次你们把我折腾得神经衰弱了，他接着说那我们不在讯问室好吧，在会议室总可以吧，就是找你聊聊。我感觉逃不了，就答应了，对方说10点半在南皋派出所，这次询问没什么特别，态度也还正常，来了两个人，王警官和另外一个高个，拿着一个名单挨个问我谁是干什么的，我大部分回答不知道，我感到他们只是核对一下口供，王警官事后说，你放心，我们知道怎么保护你，你们办公室的徐烨现在和你在一栋楼里呢，说完他笑了。我陪他冷笑了一声，回工作室了才知道徐烨的确也去了。

接着一直到4月29号我离开北京，再也没人找过我。

2011年7月

“81天”之六：艾未未工作室郭克的讲述

经历艾未未被抄家

/ 郭克 （艾未未助手，摄影师） 

2011年4月3日周末上午9:47，我接到蒋立短信“速回”。我随即打车到工作室，徐烨，蒋立，飞飞都在发微博寻找未未，不时还有网友问这边情况，发在网上关于艾未未全部被删帖。11点25分，网络断了，接着停电，当时觉得不对劲，打电话问阿昌他们那边有电没，回答说没有。

11点48分，听见有人在砸门，徐烨很紧张的跑进来说，警察来了，快！左小速从后门儿溜了。我随身摄像机开机，还有5D相机也准备好。大家都很紧张，我手拿摄影机走到大门，听见门口警察喊：我们是朝阳派出所的，现在在执行公务！快开门！我说“我为什么开门啊，执行什么公务啊？”他说：你开门就知道了！我一直没开，在门缝里能感觉到一群警察在门口，这时候徐烨一直在打电话给艾丹还有其他朋友，问该怎么办？这时候警察用喇叭在对着我们喊话：“我们在执行公务，如果一直抵抗我们就采取强制措施了”，警察准备架梯子翻墙，徐烨对着电话说，那我就开了。门开了点儿小缝，话还没说完，一群警察就冲了进来，大概有20个人左右，冲在前面的是便衣，一个很瘦、颧骨凹陷、带眼镜的人直接冲上来抢我摄像机，我说你干嘛？他一直不说话，恶狠狠的看着我，同时有2个很壮的人在拉扯我。

这时一个领导模样的人，精瘦，花白短发，白衬衫，黑色西服，黑色皮鞋，牙由于抽烟很黑，眼袋很重（后来知道他姓孙），手里举张搜查令问“你们这谁是管事儿的啊？”徐烨说我是，他们要求徐把院里所有人叫过来。由于摄影机被抢，我很生气，跑到办公室柜子里去拿了新机器继续拍，又被他们抢走，我身上还藏了个小的胶片机器，偷拍了几张。然后我被警察堵在办公室里，我说你不是不想让我拍吗，把我摄影机还回来！机器从来没离开过我，把你们领导叫过来。一个警察说你嚷嚷什么啊，接着对旁边的一排流氓样子的人说：看着他！再不老实把他带一边收拾收拾。我声音比较大，整个院子能听到，这时白衬衫领导过来了说：“你咋呼什么？机器不会给你搞坏的，一会儿就还你。”我说不行，你们一开始就有人直接上来抢我机器，我现在要求立刻还回来！那领导说：“好好，给你给你。但是我们说好了，我把机器还你，你不能拍了，为了保险，我们把机器放进一个铁柜子，我们也不动，你也别动”。我说行。机器拿回来放柜子锁起来了，有个警察在专门看着我，我这时看见院里所有人都被带过来排排站好，依次是董姐，小杨，张俊，小胖侄子和他女朋友，蒋立，徐烨，飞飞。

12点半左右，我听见一民警请示上级说：他们这工作的人怎么办呢？然后一会就跟徐烨说，要带我们去南皋派出所做笔录。我坚持不去，那个白衬衫领导过来说“年轻人！知道这背后有多大的事儿吗？跟你有多大关系吗？我不认识你，我不会帮你，但是我不会害你。你就老实跟他们一样都去派出所，不会有什么事情的。”我从258院子出来的时候，徐烨他们都不在了，我是坐那个领导的车去的派出所，车号应该是WJ2000白牌子。

到了南皋派出所，刚进门，4月2号查我们身份证的警察说“哎哟，小辫儿来了啊！”我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因为昨天晚上还跟他吵架来着。我到了一间屋子看见了蒋立他们，徐烨被关在了另外一间房子。不到两点的时候我看见胖哥也进来了。胖哥说他在机场一直等，然后接到了朋友电话说千万别回家，他觉得不行他得看看家里什么样子了，就回去了。刚进门就被带进一车里，说在我们那儿发现爆炸物，让他去看看，结果就被带到派出所来了。

一直等着，很无聊，警车一直进进出出的。3点左右，一个阴阳脸的警察过来叫我说录口供，简单问了些怎么认识艾未未的，在工作室做什么的，收入是多少等等。问完又是等，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有点绝望。过了一个小时，我又被叫去问话，这次很详细，比如艾的每天生活起居，有什么爱好，去哪吃饭，在哪活动等等，在他们办公室我看见有个纸条上面写着艾未未，电话号码，后面写着“煽动颠覆国家”等级是二级。

我从1点左右到派出所一直限制自由到晚上7点左右，这时候那个白衬衫领导过来了，他把我和蒋立叫到一旁的小屋里说：“你们回去吧，老艾肯定回不来了。你们年轻人也是想在社会上闯点事业出来，你们好自为之吧。从你们工作室抄的东西一样都丢不了，共产党办事儿，你放心，到时候会给你们清单的。”然后我和蒋立等一起便回来了，到了工作室一看办公室所有的电脑主机没了，我的工作的硬盘被抄，摄影机和相机都在，然后我就拍了现场照片。把其他现有的电脑全部转移了。

夏星和一些人赶过来看情况拍照。大家都在检查看看还少了什么。后来听董姐说4月4号晚上又有四个警察来过，但什么都没找到，就走了。同时家门口一直有车在监视。

郭克根据回忆写于2011-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