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鸟

有一种鸟是永远也关不住的,不仅仅因为它的每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更因为他在被关的时候得到了很多鸟儿的营救 ...

12/04/2011

抓紧时间:艾未未访问《新京报》社长戴自更

09 艾未未vs 《新京报》社长戴自更:


被访者:《新京报》社长戴自更
时间:2010122


艾:新京报已经是多少年了?
戴:7年,刚过完7年的生日。11号是创刊日。

艾:我还有你们的那个创刊那张,好像是克林顿和一个艾滋病患者握手的是吧?
戴:对,跟一个男孩拥抱。

艾:当时我还觉得你们还是相当的猛,然后是负责报道一切。
戴:口号是负责报道一切,后来是,责任感让我们出类拔萃。

艾:你们的一切是在变大了还是变小了?
戴:现在改了,改成“品质源于责任”。更中性一点,攻击性稍微弱一些。责任,品质造就丰碑差不多都是这个意思。感受就是做新闻不容易吧,在中国,挺累。就是把握那个平衡挺辛苦。

艾:这平衡你来把握,还是别人来?
戴:基本上是我来把握,上了六年的夜班,每天都这样。

艾:还是很累啊,今年是四十多少?
戴:四十七了。四十岁搞这个报纸,搞了七年。

艾:能做七年的也不多啊,在做这个东西上。
戴:是,特别是搞这样的报纸,新京报也发生过一些事情,风风雨雨的都有,怎么说呢还是过了吧。

艾:它稳定的前提是什么?
戴:稳定的前提,做为一个报人来讲,你不能突破一定的底线。你要了解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跟一些对新闻的基本的一些要求,同时你又不能让读者失望。你要讲出作为一个职业新闻人能够做到的事情,比如说,你要把真相告诉给读者,你要站在读者或者人民的立场上来讲一些话,要有利于能够推动这个社会的公正、正义、进步、美好。

艾:头版你都得过目吗?
戴:我理论上是每天都在看这个版面,出差也要。

艾:你看哪几个版面?
戴:所有的版面都要看一下。

艾:娱乐版你不看吧?
戴:娱乐也要看,娱乐我们有个文艺时评版,搞不好也会有些麻烦,所以说也得把握一下分寸。我们搞时政类报纸,跟他们《二十一世纪》可能不太一样,相对来讲对我们的管理或者对我们的要求可能要更高一些,特别新京报有了一定的名气以后,各界的关注都比较高的时候。

艾:感觉上还是正经人办的报,是吧。
戴:是,像个报纸。

艾:那其它几个就太不正经了,是吧。有些是街道的那种叫什么小脚侦缉队。
戴:这是艾老师说的。

艾:有癫狂的愤青办的。
戴:对。

艾:什么都有,太不平衡了,虽然你们的病也挺重,但我觉得,还是正经人办的报纸。
戴:对,比较严肃吧,至少。

艾:至少你们第二版,第三版还是谈些问题吧。
戴:二版,三版,文艺时评还有经济评论,都还可以,我自己感觉,还有我们的那些核心报道。

艾:你们形成了一个挺好的状态啊。
戴:对,算是有点中国的特色。

艾:反正我的名字,你们是不能放的对吧,这是有规定的,明文吧?
戴:没有啊,你前段时间搞的那个关于葵花籽的那个东西不是也报了吗?你那个展览,我们大篇幅的讲。没有问题,报道什么人不重要,他的那个观点想法才是重要的。

艾:你们的文化版好像稍微弱了一点,我直说啊,因为你们在北京,文化版弱一点。但实际上文化版好像也没人要看,因为圈子太小。
戴:对,现在北京就是一个一个的圈子嘛,各种人都可以在北京找到他相应的圈子,左的人有左的圈子,右的人有右的圈子,愤青有愤青的圈子,孔庆东也有好多人的拥趸,是不是,像您这样的也有好多拥趸。北京就是各种各样的圈子组成的,这方面要比广州要好,甚至比上海要好。北京还比较包容。

艾:复杂性,相互谁也不买谁帐,这也挺好的。
戴:所以说报纸也有它的生命力。

艾:比较活泼,那你们这个报纸最大特征,你要总结下来,是什么?
戴:我自己觉得,还是责任心吧。

艾:就是其他报没什么责任是吧,像是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什么的。
戴:我说的同类的报纸啊,因为新京报作为时政类方面的报纸,他们属于财经经济类的报纸。就是,我们相对来讲,第一就是责任感,第二呢,就是知识分子的报纸,有点骨气,你不能没有底线。

艾:对,跟主编怎么选编辑还是有很大的关系。
戴:第三呢,我们也讲经济效益,也不是说纯粹是个宣传品,它是个商品嘛,对吧。

艾:那说的都是自己的好话。
戴:要不我就不在这里干了。

艾:现在已经多少页多少版了?
戴:版面基本上没变吧,每天,大概多的时候有几百个版,少的时候也有八十个版。

艾;工作量很大啊,多少人呢?
戴:目前采编有350多个人吧,经营大概有一千五六百个人吧。加起来两千多个人。

艾:多么频繁的会受到这种扣分啊什么的?
戴:我们没有扣分,因为我们工作的失误可能也会引起领导批评,也正常。办报纸嘛。

艾:失误也好像比较少了,你们。
戴:觉得社会越来越宽容。

艾:对啊,多年的媳妇磨成婆了,经过7年,我觉得,打你的人都不忍心了都。
戴:是是是,有时候领导也这样想的,看我们挺辛苦的。我原来40多岁的时候,不能算满头青丝,至少白头发没这么多。现在基本上头发白了这么多了,你看跟艾老师的胡子一样。

艾:那你危机是什么?你什么时候会说那天晚上你就睡不着了,是否要出事了。
戴:经常有。

艾:经常有?这个时候你是怎么?喝一杯酒,放放音乐,然后冲个热水澡?
戴:没有,因为我每天晚上回去的很晚,有的时候心里不踏实的时候会想一想明天会出什么问题。

艾:那也不会睡不着觉了,失眠了吧。
戴:就是说这个东西放在那里有没有一些问题啊,明天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麻烦,我要权衡一下,上班的时候权衡完了之后,晚上临睡前还是想一想,明天估计会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艾:但是有时候想了的麻烦,可能根本没出。
戴:然后第二天醒来了之后,发现没什么麻烦,然后一天又过去了。有时候还没醒,电话就给我吵醒了,那可能有点麻烦,习惯了。

艾:一般是报社的电话,还是?
戴:到处都有吧。

艾:哦,就是别人也能够在你没上班之前打电话的?
戴:就是外面有时候碰到的人啊,认识的人啊,说有个稿子可能怎么着,怎么着,也有啊。不一定是主管单位的。要是主管单位我心情可能会紧张一点,其他的嘛无所谓的对不对。但新京报好在哪里呢,我刚才讲比较负责任,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大的,那种报道失实,那种观点还比较少。

艾:当时那个纸包子,是在新京报上吗?不是?
戴:不不,纸包子是北京电视台的,艾老师真是。

艾:有点乱啊,今天做了很多个,不希望这个出现在你们那是吧。
戴:新京报不太可能做这样的事。

艾:你们不做这种调查性的,所以问题就少。
戴:我们调查性多,我们每天有两版,不是一般的多,中国最多的深度调查报道。并且一般情况下,以舆论监督为主。

艾:那你认为自己还能做多少年呢?
戴:我觉得以前搞这个报纸呢,有激情,有理想,现在慢慢的呢,这个激情和理想,不能说消退了,化为一种责任感,这是我,作为一个新闻人的责任,我现在没有特别高的诉求,就好像我跟我的团队一样的,以前咱们就觉得好多事情就可以一蹴而就,比如说我这份报道,搞了之后,可能社会上有多大的反响,改变多大的目前的社会格局。其实不是,这必须是个漫长的过程,长久的过程话你就
不能靠一锤子买卖,就好像我拼了这样的感觉,不行,应该慢慢来,就是说,你能做什么,比如说评论,我们回归常识,咱们不要讲大道理,就是告诉读者,就像您刚才讲的二百三百,就是个常识,别跟我讲,特别虚的东西。

艾:恩,看的出来你们的一种坚持啊,因为报纸人不是靠一篇文章嘛,是吧,持续的在敲打这个事,还是让人看出你们的一个态度来,蛮好的,令人尊重。
戴:恩,我觉得可能更需要这种东西。以前猛的冲一下,博一下,搞的两败俱伤,大家也不好,社会的进步。我自己,你们去研读一下我们最高层的文件,讲的都挺好,研读我们的法律,也挺好,宪法就不用说了,但就是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可能就走形了,好好的一个东西,下面有些地方官员和既得利益部门那里就变形了,那你就是告诉读者,真正的是怎么回事,做的这一点就可以了。这就需要不断的补印。新京报每天就干这个事情,比如说,今天的报纸一样的,就是跨省追捕,那个宁夏一样的是不是啊,那是违宪的,但是好多人以前是习以为常的。领导说那你诬陷和污蔑我了,那我肯定要抓你对不对啊。现在通过报道改了。以前也有过这样,河南也有过到上海去抓的,这种事情很多,如果有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五六,那弄了之后大家就会觉得呢,应该呢,这个政府是可以批评的,也是可以监督的。人民有这个权利,对不对,主管单位也会放开这个,这个是违反法律的。

艾:但法律上并没有讲阻止跨省的问题的,是吧?
戴:法律上讲的很清楚啊,普通的群众有知情权,有参与权,有监督权。

艾:这一块是,但从追捕的这个角度来说,并没有一个法律说不允许公安跨省这种行为的吧。
戴:但你得有个理由啊,昨天我们报道里也讲了的,检察院提出个抗诉的这个不合理的。所以报纸的目的就是让普通的老百姓知道,怎么个真相,一个常识,就是我们原来搞的很多人都怕官,拆迁之后有没有权利呢?你想拆就拆掉了吗?好多人觉得政府开过来了,几百个人要拆你的房子,肯定有他的道理,以前我们怕官啊,现在我们告诉他,你也可以不怕官,拆迁也有个文件给你对吧。是这个意思。

艾:那北京市对你们的干涉会有多大呢?就是说涉及到北京市区的时候,报道的口径有多大?
:我们会尊重北京市委或者市委宣传部的一些意见。

艾:这意见总是发生在之前吗?
戴:一般都是事情发生了之后,就是说某一个事情,北京市委从工作大局出发,就是希望新京报报道的时候注意一下整体的影响。那我们也会考虑。在日常中,它一般不会给我们过多的干预,这是一个基本的。因为它不是我们的主管单位,是属地管理单位,可以给我们沟通协调或者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意见,不是指令性的。有两种,一种指导性的,一种指令性的。

艾:看你这个人好像不会和人很生气啊,跟人争起来的这种。
戴:不会,我表面上客气,有的时候也挺生气的。对内对外都一样。

艾:生气会表现出来吗?有没有打过编辑?
戴:那不会,还是党的民主嘛,共同决策有些事情。因为说心里话,一个单位要走的远一点,还是理念相同,一个团队做事情很重要,我们有口号跟什么人一起做事情更重要。性格可以不一样,但价值取向,办报应该趋同,否则的话我这个总编当的非常辛苦。如果下面的人跟你意见不一样,都是拧着来的,大家都不能取得理念上的统一。具体的事情就不好办。总体上讲,新京报这个团队,价值取向还是高度的统一。

艾:那么下面还是到检查制度的问题啊,哪都有检查制度,这几年的情况和前几年你们刚开始办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变化?
戴:我这么讲吧,检查制度我也不想评论它,但是从报人这个角度和高层的一些角度呢,看法可能不太一样。其实我跟一些高层的领导沟通的时候,大家基本上对新京报的这个办报理念还是能趋同的。真正不趋同的话还是地方的一些权利部门跟利益集团。我是这么理解的,他们觉得站在某一个角度来讲,前不久农民拆迁的问题,报纸报的很多,新京报前不久的一个报道,关于农民自留地的,把
自留地和宅基地给去掉了,让农民上楼去,但中央有明确的规定的,温家宝在1110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但是地方政府做这样的事情,它可能就利益驱动。真正我们报了之后,领导也是能接受的,但是可能电话还会有。为什么呢,地方利益的人可能会打电话来打招呼,说这个报影响到什么了,是这么一回事。总体上讲可能我们的立场,所站的层次不一样,他要维护这个社会的总体的一个稳定,而我们呢,可能觉得局部的正义公正,跟社会整体的正义公正,跟循序渐进的发展的一个之间的调和的问题。我们需要相对来讲要一个妥协。部门的东西可能跟宏观的东西不太一样,但有些我们就要坚持,为什么,因为它也是个部门的利益。我觉得,我们反而在维护国家或者人民的总体利益。

艾:对,这个认识还是需要的。
戴:对对,我觉得社会是个鉴别的过程。因为你现在,我们讲的所谓的深层次的改革,其实最后触动的就是利益集团,利益格局的改革,你要让有些人放弃他的利益很难的。中央,高层看这个事情可能比我们看的更清楚,他也知道做事情的阻力来自于哪里,可能他有他们的步骤啊,或者推进的一个阶段性的东西啊,可能比我们想的更久远一点。

艾:就是别太久远了,太久远了我们就见不着了,因为我们的利益就只能活那么长。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
戴:可能要几代人吧,好像民主和法制的推进一样的。

艾:你能看到民主那一天吗?
戴:我觉得比原来好多了,我88年开始当的记者,做了22年的记者了。那比以前好的多了,确实空间大的多了。我还是觉得能看到希望。

艾:我能看到希望就是说新京报的社长还是愿意坐在这聊这个事儿,这是挺好的一件事,如果说政府的工作人员,官员也愿意摊开来谈这件事的话,那这个就会变化的快一些。
戴:我自己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吧,大家都是进步的,我们新京报也是为了办一份进步的,美好的报纸。社会不就为了进步吗,温家宝也说了吗,他有四个愿望......

艾:为什么这么多,9个常委,你两次提到温家宝?温家宝这个人怎么样?
戴:我觉得作为党的集体领导的一员,还是挺好的吧,还挺亲民的,也做了许多工作,还是个好总理吧,我们也不能随便评价一个国家领导人,他确实是个好总理。

艾:就是让你投票,你是愿意投他的。
戴:如果选总理的话,还是挺好的。

艾:你有没有想过做总理?
戴:没想过,我做不了总理。

艾:为什么,你能把新京报办好,为什么不能做总理?
戴:我就是个办报纸的,一个新闻人而已,仅此而已。说好听点,就是个报人。
艾:谢谢,非常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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