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欧逸文：这不美好 —一名与体制作战的艺术家

The New Yorker | The Chinese artist and activist Ai Weiwei
纽约客人物 | 中国艺术家和活动家艾未未

05 这不美好
——一名与体制作战的艺术家
作者：欧逸文（Evan Osnos）发表时间：2010年5月24日《纽约客》

原文：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10/05/24/100524fa_fact_osnos


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在北京东北边自己设计的工作室群落中生活和工作。这是一个有着古怪创造性的蜂巢式建筑，他的一位朋友称之为“寺院和罪犯家庭的交叉点。” 砖混结构的通风建筑包围着种了草坪和竹子的庭院。艾和他的妻子，路青，也是一名艺术家，住在院子的一侧，几十名助手则占用了其他地方。这个地方有着一种超级开放的特质：访客们可以毫无障碍地到处走，一只叫丹尼（Danny）的老可卡犬和一群半野生的猫时常毁掉艾的建筑模型。艾白天黑夜都在这些建筑中走来走去，难于分辨他是否是在工作，近年来，分隔他的工作和生活之间的那条线越发模糊了，让二者几乎难以区分。

三月的一个早晨，
艾未未在他餐厅里的一张足以举行中世纪宴会的木桌子的一头独自吃一碗面条。阳光通过两层楼高的窗户射入室内。他左手边的墙上挂着的一幅作品是他于1993年所修改的一张政府宣传烟花爆竹危险性的海报，图中一只缠着绷带的大手正在驱赶旁观的鸟儿。“我的妻子讨厌这个，” 他说。
但是，艾未未认为，这个手势能引起广泛的共鸣。现代艺术博物馆拥有一组他在埃菲尔铁塔、白宫、天安门广场和其他一些地方竖中指的照片。这些照片前景模糊，他把这组亵渎性的、各式各样的旅行照称为“态度研究”。《时代》的霍兰德·考特（Holland Cotter）评价这组照片“体现了一名艺术家的多变感，他的角色一直是刺激、打破学术小丑的程式化”。
53岁的艾未未大腹便便，头发剪得很短，有一张肉感且表情丰富的脸， 花白的胡须一直垂到胸前。 加上他狡黠又带点古怪的幽默感，艾的整体形象令人印象深刻。他的弟弟艾丹告诉我，“他的胡子就是他的妆容”。在他艺术生涯的头二十年里，艾未未（发音是 “Eye Way-way”）创作的是一幅不拘一格、无规则可言的艺术流“作品”：在赌博和买卖古董的间隙，他还做安装、摄影、家具、绘画、书籍和电影——如彼得· 施戴尔（Peter Schjeldahl）在他的杂志中所写的，记“一名时不时灵光乍现的概念论者”。然而近几年，艾不屈不挠的无畏精神和想象力将他推到了一个更为显著的位 置——中国著名的挑衅型创新者。今年，艾打算举办15场团体展和5场个人展，包括10月份铺满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的教堂风格的涡轮大厅（Turbine Hall）这样让人梦寐以求的展览。泰特的馆长文森特·图多利（Vicente Todolí）称艾的展览是“当今最具社会性的艺术作品之一”。
有时，艾似乎天生不会合作。作为一名艺术顾问，他曾为设计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国家体育馆的瑞士公司赫尔佐格·德穆龙（Herzog & DeMeuron）工作。但是，在奥运会开幕前，他以北京奥运会是掩盖了中国问题的“假笑”为由，断绝了与这场盛事的关系。当他被便衣国保跟踪 ——这事时而发生——他喜欢称他们为警察，重叠设置的警察机关形成了一种马克思兄弟式（Marx Brothers 译注：马克思兄弟（Marx Brothers）是一队知名美国喜剧演员，由五名亲生兄弟组成,他们在美国电影学会评选的百年最伟大男演员中排第20名。）的混乱。“一部写坏了的荒诞小说，”他如此形容。
最近，艾被邀请创作一个作品来补充哥本哈根平时放置爱德华·艾瑞克森（Edvard Eriksen）的小美人鱼雕像的著名景点，因为小美人鱼雕像正被租借到上海[参加世博会]。艾决定建造一个能现场直播小美人鱼在临时的中国之家的情况的闭路电视系统。丹麦人觉得艾设计的超大监视摄像机没什么吸引力。“这是我们的真实生活”，艾说，“每一个人都处在某种监视之下。这不美好。”
在我们交谈的几天之前，艾为一个不那么为人所知的中国艺术家团体提供了支持，这些艺术家抗议以发展的名义推平他们的工作间的计划。艾的工作室没受到影响，但这些艺术家找到艾，希望他给出建议。艾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抗议了又没人能报道，你们就如同是在自己家中抗议。”
艾与其他几位艺术家在北京市中心的长安街上演了一场“散步”译注：见《环球时报英文版：20名艺术家在长安街游行抗议》 。由于长安街毗邻天安门广场，这次活动是一个强大的象征性姿态。在他们行进了几百码之后，警察平和地将他们拦下，但他们的壮举所吸引的注意力已经远远超出了艺术界。一位著名的法律活动家，浦志强告诉我：“20年来，我一直认为在长安街举行抗议活动超过了当局的容忍底线。但艾这么做了，而他们又能怎么着呢？”
由于艾兼具活动家与艺术家的双重身份，他赢得了一个专属于他的独特标签：一名冒着相当大的入狱风险的卖座的世界级艺术明星。“有人说，他这是在做某种行为艺术，”一位中国画家及社会批评家，陈丹青，告诉我，“但我相信很早以前他就已经超越了这一定义。他所做的是更有趣、也更难说清楚的事，”陈说，“他想看看[仅靠]一个个体的力量能走多远。”
艾未未的父亲艾青是中国重要的文学人物之一，艾未未在中国当代艺术界却处在尴尬的角落，他从未被自己的国家邀请举办任何一次大型展览，与其同行的关系也不愠不火。“画廊和杂志社送他东西，他甚至都不打开看一眼，”作为艾未未助手之一的一名年轻艺术家赵赵说。受投机者和中国新一代大款们的拉动，中国的艺术作品在最近几年价格飙升，但艾仍然基本保持着边缘化，他的作品的售价也从未与他高涨的声誉相匹配：一对巨大的淡水珍珠陶瓷盆去年春天在苏富比拍卖行的售价是219,000美元；一张三条腿的木桌，中间向内凹陷以便一只桌脚高高地靠在墙上，二月份在佳士得拍卖行的售价是153,000美元。
他将他的作品直接卖给收藏者或者通过小画廊出售，而不是和可以向他确保更高价格的大中介商签约。“我不喜欢那一套。”艾未未告诉我。
艾多数时间都在路上。他在曼哈顿、切尔西都有公寓。但当他在中国的时候，他的气场以其工作室群落为辐射中心，那里对北京文化生活起到的影响类似于安迪·沃荷（Andy Warhol）译注：安迪·沃荷（Andy Warhol）是波普艺术的倡导者和领袖。 工厂的角色，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创意人才和赞助商。如同一本中国艺术杂志《跃进》（Leap）的主编菲利普·特纳里（Philip Tinari）所说，“到艾的工作室朝圣”已经成为“造访外国艺术世界行程中的必经之地。”
艾和他的妻子没有孩子。他和一位曾经为他的电影工作的女子因婚外情而育有一子。他们住得很近。艾从未打算做父亲。“她说，‘是的，我想要这个孩子，’“他告诉我，”我说，‘我本不认为我应该有孩子，但如果你坚持，当然，这是你的权利，那我将承担作一名父亲的全部责任’。”艾每天都能见到他的儿子，他还挺喜欢一不小心当了爸爸的感觉。
“所谓的人类智慧，我们不应该太过高估。”艾未未说，“当意外发生，也可能变得美好。”艾穿过工作室白雪覆盖的庭院走进他的办公室，在那里六名年轻的中国和外籍助手正在电脑前忙碌着。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为艾所发起的“公民调查”——调查2008年在四川发生的地震中为什么那么多孩子死于豆腐渣学校——而工作。八十张纸贴在办公室的一面墙上——包括数以千计的死难学生的姓名和生日的表格。每一天，艾的办公室把出生在当天的地震死亡学生名单发布到Twitter上。
“今天，有十七个孩子，”艾说，“是人数最多的一天。”他重重地坐在电脑前的椅子上，开始打字。自从去年春天艾发现了Twitter以来，他就成了中国最为活跃的用户之一，现有约36,000名追随者。
在中国，Twitter被当局屏蔽，但仍可以通过国外的第三方服务器访问，这一简单的技术手段使得Twitter在中国成了一种流行的交流工具。艾每天在Twitter上要花八个小时。当我问他这是否影响了他进行艺术创作的时间时，他说，“我认为我的立场和生活方式是我最重要的艺术。其它艺术品或许是可收集的——你可以把它们挂在墙上——但那只是一种传统观点。我们不该就以这种方式做事仅仅因为伦勃朗（Rembrandt）曾经这么做。如果莎士比亚（Shakespeare）活在今天，他可能是在Twitter上写作。”
艾未未近来受到了来自政府的更为严密的监控，这不令人惊讶。他写了四年的受欢迎的博客在去年春天的时候被迫关闭，仅仅几个月后，他发现他的Gmail账号被黑，设置被改变成将他的信件发送至某个陌生的地址。艾说，他的银行收到官方的问讯，检查他的财务状况，去年6月，一对侦察摄像机出现在他家大门外的电线杆上，监视着进出的人——全然不顾这种做法对这位已经在随时直播其生活的人实属多此一举。当他尝试制作纪录片DVD时，复印服务商担心会因与他的牵连而受到惩罚。“甚至色情片制作商都不干，”左小祖咒这样告诉我，他是一位为艾的影像作品工作的摇滚音乐人。
艾从键盘边站起来，宣布是时候上法院了。在过去的一年中，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法》，他的办公室已经发出超过150封信件给政府部门，询问地震遇难者信息和建筑问题。
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收到任何实质性答复。今天，他将以不回应问询为由对民政部提起诉讼。他钻进一辆黑色小轿车，车上还有一位司机和一名叫做刘艳萍（音）的女士，她负责监督此次寄信活动。“根据政策规定，政府部门必须在15个工作日内答复，”她说，抓起一叠纸放在膝盖上。我问刘女士是否是一名律师，她笑了，“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家带孩子，”她说。“艾未未在他的博客上征集志愿者，然后我给他发了一封e-mail。这项工作看起来很有趣，而且我挺好奇。”现在这是她的全职工作。（去年夏天，在她公开了对地震活动家谭作人的审判之后，她因“扰乱社会秩序”在四川的看守所里待了两天。）我们来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这是一座高大的灰石塔楼，有着宏大的拱形入口。我们到了大楼背后一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这里处理新案子。我们通过一道金属探测门，两位穿着保安制服的年轻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漫画书。那里有一排类似银行柜台的窗口，离我们最近的那个窗口，一位穿着粉色棉衣的瘦小老妇人正对着玻璃上的方形开口大叫。“没有证据另一方怎么可能打赢？”她喊道。“他们对法庭行贿了吗？”在玻璃的另一侧，两位穿制服的妇女在听着，脸上流露着受够了的表情，看来这位老妇人已经喊了一段时间了。
艾和刘在一号窗口前排队。轮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将那沓纸从开口中交给穿着褐色夹克的一名中年男子。他看上去眼神呆滞、精疲力尽。他仔细阅读了材料，发了一个问题：“你说你需要民政部公开这一信息，但你为什么对此感兴趣？”艾往前靠了靠，对着窗户 上的开口说，“实际上，根据政策，每个人都有权要这一信息——而不是必须经过同意。”数个回合之后，艾和刘同意写份陈述说明他们的目的，然后他们在挤满人的等候区内找了个座位，其他人手里都拿着类似的一卷卷的材料。
“他们不想接受这个，”艾说，“因为，一旦进入法律渠道，他们就不得不做出某种判断。”当艾和刘再次来到窗口前，已经是一小时后了。现在他们得知他们的墨水颜色用错了。书面材料必须用黑色墨水书写，而他们用了蓝色。他们坐下来重写。然后再次排队。
“卡夫卡的城堡，” 艾喃喃自语。两个小时又抻到三个小时后，我问他既然对结果没什么期望，为什么还要添这道麻烦呢？“我想证明体制失灵了，”艾说，“你不能简单地说体制已经失灵，你得走过一遍才能这么说。”在离下班只有二十分钟的时候，玻璃后面的那个人终于接受了艾和刘的申请。他们满意地转身离开。那位老妇人仍在大叫。
艾未未总是觉得自己生在了错误的家庭——要么至少也是个命运多舛的家庭。他的父亲，艾青有着绘画基础，在十九岁时，也就是 1929年，留学巴黎。在那里，他读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果戈里（Gogol），屠格涅夫（Turgenev），他后来形容这“为我拉开了帷幕，让我看见了真实的社会。”然而，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比利时现代主义诗人埃米尔· 维尔哈伦（?mile Verhaeren），在他笔下那些肮脏黑暗的欧洲城市让艾青联想到故乡的腐败以及不公正。他于1932年返回中国，但他与左翼人士的紧密联系引起国民党猜忌， 他被送进监狱。因为无法在监狱里作画，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诗歌中，并在获释后加入了共产党，他的诗明朗、清澈、充满强烈的革命精神。他特别欣赏毛主席，他曾在一首诗歌的开头这样赞美道，“毛泽东在哪儿出现/哪儿就沸腾着鼓掌声”译注：见艾青诗《毛泽东》 。1956年，在他46岁之际，他第三次结婚。他的妻子高瑛是作家协会一名年轻的会员。他们在次年诞下一个儿 子。当时反右运动——毛泽东清洗知识分子的运动之一——正愈演愈烈，艾青献身党的动机被质疑。他写的一则寓言，名叫《养花人的梦》着重表达了需要给有创意的观点更广阔的天地。故事里一名只培养月季的园丁察觉自己“引起了其他种类的花卉的不满。”艾青的诗人同僚冯至攻击他说：“艾青已经陷入了反动的形式主义泥潭”。
艾青的头衔被剥夺了，也被作家协会开除了。夜里，他以头撞墙，一遍遍地问，“你说我反党吗？”高瑛在2007年出版的回忆录《我和艾青》中忆道，那时她和她丈夫须给他们的幼子取名，父亲打开字典，手指停在一个汉字上：威，读音“wei”，意为“力量”。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个字太有讽刺性了，于是他把调子改低了些，改成另外一个“未”，意为“尚未”。他们的儿子因此成了“未，未”。
一家人被送到东北，接着是西部边陲新疆，艾青在那里被安排的工作是清扫公共厕所，每天清扫13个。为了弄到更多吃的，他们收集屠夫们丢弃的被割下来的羊蹄，还有冻死的猪仔。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更糟了。折磨艾青的人把墨水倒在他脸上，孩子们还朝他扔石头。他和他家人给送到戈壁沙漠边上被认为是“小西伯利亚”译注：那个地方的正式编制是144团2营8连。 的一个地方，那里他们不得不住在一个“地窝子”里，这里曾用作给牲畜产仔。他们在那里一住就是五年。
艾未未不愿意谈论他的父亲。他似乎知道此类叙述落入窠臼，变成老生常谈。他们的父子关系也比较疏远。他印象最深的就是看他爸爸洗厕所。“那个阶段绝对是他生命的最低谷， 最痛苦的时期，”艾未未说，“他好几次试图自杀。”
那时艾未未还是个小孩，他通过做些手工活来分散注意力，他做了冰鞋和火药。他迷恋恶作剧和操场政治，结果让他的父亲戏称他为曹操，这是中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奸诈政客。艾的父母不能保护他们的孩子，远离艾丹所说的“压力、羞辱和绝望”。说到他的哥哥，他说，“他是个敏感、脆弱的孩子，所以他看到和听到的比别人多。”
艾丹比艾未未小5岁，生活简朴，与他们母亲住在一间四合院里。他是位作家，不过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了艾青遗产的重量：艾丹好几年都能没完成一篇作品。“中文太复杂了，”他说，脸上浮现出苦笑。艾丹告诉我，他们的父亲从未放弃对党的信任，我问他该如何理解他所受的折磨。“他相信犯错的只是一小部分人，而受折磨的又有那么多，”他回答说。“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相信他们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
到1976年艾青和他的家人被允许返回北京的时候，许多读者都推测他已经死了。他恢复了写作，并且从未失去反抗的天性。当1989年示威的学生们占领了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在轮椅上已经79岁高龄的艾青，让人推着到了广场。他同其他一些知识分子一道签了声明：“自由、民主、法制不是哪一天由什么上面的人赐予的。所有追求真理、热爱自由的人必须努力争取宪法赋予的权力。“他于1996年去世。
艾未未高中毕业那年，全家人回到了北京。他那时已经对艺术有所感悟，同他家交好的一名译者朋友给了他当时被禁的书——德加（Degas）和凡高（van Gogh），这些书在他的朋友间传阅，就像无价之宝。（他也曾收到一本关于贾思坡·约翰斯（Jasper Johns）译注：贾斯培·琼斯（Jasper Johns），为美国当代艺术家，主要媒介为油画和版画。 的书，但那些关于地图和国旗的画让他深感迷惑，于是被“径直扔进垃圾桶”。）为了练习素描，艾跑到火车站和动物园，在那里他可以找到免费的静止不动的人或物。他进了北京电影学院，不是因为对拍电影感兴趣，只是因为这是少有的可选项之一。他发现了那里的僵硬、死板、教条化，结果他与一群“星星”画会的先锋艺术家们交往日盛译注：“星星画展”是1979年有社会意义的冲击力颇大的由先锋画家举办的非官方画展。相关阅读：陈丹青：仍然在野——纪念星星画展28周年 ，他们挑战国家对艺术的控制，在“我们要政治民主和艺术自由”的口号下游行。他也参与了最初称为“民主墙”的政治运动，活动家们自办杂志和海报呼吁改革。
但是他们的行动受到了限制。1979年，邓小平终止了“民主墙”。其核心人物魏京生被判入狱15年，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我感到我再也不能在这个国家生活下去了。”艾说。他当时的女朋友正前往费城求学，1981年2月，他加入了她的出国之行。
在美国，艾未未学习英文，就读于纽约的帕森设计学院（Parsons School of Design）。他陶醉于东村的魅力译注：纽约下东区东村，East Village，被誉为朋克精神的朝圣地，是一个从20世纪40年代就逐渐成型的艺术家街区。 ，对他来说“就像一座顶部不断有浓雾喷薄而出的火山”。他找到了一间便宜的地下室，靠近东七街和第二大道。他在周末流连于各个画廊，漫游于这座城市，就好像“哪里有烂泥，泥鳅就会钻进去”，这句话被艾的弟弟写进了一本叫《纽约笔记》的书里，该书由艾丹造访纽约后所写。
帕森设计学院不怎么适合艾未未。他在工作室里出类拔萃但厌恶艺术史。“谁是毕加索的情人，我没兴趣知道。”他退了学，打一些奇奇怪怪的零工 ——管家、园丁、保姆、建筑工人——将主要才能发挥在大西洋城赌场的21点扑克桌上。他也在路边画肖像赚钱，但总是躲着和他同样的移民客户，因为他们总是想着讨价还价。
琼·乐博·科恩（Joan Lebold Cohen）当时居住在纽约的研究中国艺术的历史学者回忆她拜访艾所住的公寓楼的情景。“充斥着尿液的恶臭，”她说，“他住的是单间，没有家具，只有一张床放在地板上，和一台电视。而他就紧盯着电视。”她继续说着，“电视上播的是，我记得是伊朗门事件听证会。译注：伊朗门听证会涉及1986年美国里根政府出售武器给伊朗的丑闻，在1987年的听证过程中发现总统里根之前的说辞不实。 政府当时面临丑闻，需要清算，需要撕开面具，烦恼不堪，这些让他兴奋极了，他简直无法相信这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
最后，艾的英语变得相当流利，而其他的中国艺术家也开始找他帮忙寻找纽约的文化之角。他的公寓成为了中国艺术史上有名的注脚——一处许多中国未来明星驻留过的中转站，包括电影制作人陈凯歌和冯小刚，还有1985年底来到纽约的作曲家谭盾。“他开始为我介绍，不仅是地理上，也是精神上。”谭最近这么告诉我，“我会问艾未未，‘我想见约翰·凯奇（John Cage）。我想见劳瑞·安德森（Laurie Anderson）。译注：二人都是美国的作曲家，前卫音乐人。 而他总会想方设法帮助我。”
艾的绘画进展神速，但他却没有买家。每次搬家他都必须扔掉以前的画，重头开始。很快他放弃了绘画，开始探索其他的可能目标。他从朋友那里拿来一把小提琴，将琴弦和颈部拆掉，而换之以一把铲子，放在中间。（他的朋友可不太高兴）。当艾的母亲送给他一双皮鞋——在北京可算是贵重资产——他将其剪碎然后重新排列粘结成单只鞋子，前后各有一只脚趾。他把它称为“单人鞋”。1988年，伊森·科恩（Ethan Cohen），琼（Joan）的儿子，把这把小提琴、鞋，和其他一些作品囊括进了艾未未的第一次个人展览中，艺评家称之为“引人注目的新达达主义”译注：“达达主义”是兴起于一战时期的苏黎世，波及视觉艺术、文学（主要是诗歌）、戏剧和美术设计等领域的文艺运动。达达主义是20 世纪西方文艺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颠覆、摧毁旧有欧洲社会和文化秩序的产物。对20世纪的所有现代主义文艺流派都产生了影响。 。
在包厘街（Bowery）圣马可教堂的诗歌朗诵会上，艾遇见了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译注：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美国诗人，“垮掉派”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嚎叫》。 ，后者曾在去北京的途中认识了艾的父亲。他开始与金斯堡交往。“他把他的诗念给我听，”艾说。“有一首是写给他母亲的——‘白色裹尸布’——我不是很理解，但是他很喜欢朗读这首诗。”艾的影响力逐渐累积。他阅读的第一本英文书是《安迪·沃荷（Andy Warhol ）的哲学（从A到B，再倒回去）》。（“这本书很容易读，它以推特语言风格写成。”）但没人像杜尚（Duchamp）译注：法国艺术家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二十世纪实验艺术的先行者，被誉为“现代艺术的守护神”，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西方艺术有着重要的影响，是“达达主义”及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一样对他影响至深，杜尚颠覆正统的风格对于在学术现实主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艺术家具有相当的震撼力。艾的早期作品之一是弯成杜尚侧影的钢丝衣架。艾开始了摄影，他把突发新闻的照片卖给《时代》杂志。他记录了汤普金斯（Tompkins）广场公园的抗议活动，开始了他人生中第一场与警察的冲突。“被人威胁会上瘾，”他后来告诉中国的《南方周末》，“当掌权的人对你着迷，你能感受到自身的价值。”译注：南方周末上相关文章《纽约1983-1993：艾未未“那些烂事儿”》；这里提到的“汤普金斯广场公园的抗议”是1988年纽约的一起著名案例，大致经过是政府动用警察，将原本自发形成的一所公园中包容多种文化的区域强行优化成“有秩序”的新区。相关阅读：《哈维：社会正义，后现代主义和城市》 接着他亲自尝试了一次抗议。[1989年]天安门镇压的消息传到纽约后，艾绝食抗议数天。（天安门事件后，他得到了美国绿卡。）然而那时中国现代艺术市场则很惨淡。乔恩·科恩回忆道，“我接触到的一位馆长对我说，‘我们不展览第三世界艺术。’”她说，与古根海姆（Guggenheim）联系，“不只是馆长不见我，连他的秘书都不见我。”伊桑·科恩费力地找到一些收藏家光顾艾的作品，“我拉着他们的胳膊，说道，‘你得花500美元来买未未的衣架。’”1993年4月，艾获知他父亲患病，他返回了北京。
1994艾搬进了父母住的院子，艺术家们经常驻足停留，听他讲纽约的事情。1994年的一天，路青成为访客之一，她生于沈阳，是一位说话温柔的艺术家，比艾小七岁。那一年，她出现在艾最为人所知的艺术作品之一当中：一张黑白照片中她站在天安门广场的游人中，撩起裙子，露出腿和内衣。（时间：1994年六月——六四事件五周年纪念）艾从没想过结婚——“这是恶棍们最后的藏身之所，”他对他的弟弟这么说——但是当他和路青在一起三年后，路青想要一个承诺。“然后我说，好，我们结婚吧。”艾回忆道。“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承诺，我的意思是，婚姻是什么？是吧？”在去纽约的一次旅行中，他们叫了一些朋友做见证人。“我们去了纽约市政厅，然后在那里注册了。”
在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的先锋艺术呈原子化状态，而且死气沉沉。“一切都停滞不前，”冯博一，一位独立策展人和批评家回忆道。冯和艾想要点激发出些有意思的东西，但他们没有钱，也不被允许搞一场展览。于是，他同徐冰和曾小俊——两位住在纽约的艺术家——一起出版了一本由图片和散文组成的书籍。想要出版任何未经官方批准的出版物是具有颠覆性的想法，北京的出版商没有一个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他们找到中国南方深圳的一家印刷商，出版了两千本后来被叫做《黑皮书》（1994）的书籍。他们将其送给艺术家、批评家、还有其他人。后来他们又接着做了《白皮书》还有《灰皮书》，合为三部曲，在那一代艺术家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的文章中，艾不仅将矛头指向中国对于创造力的压制，同时还涉及了诸多敏感议题：艺术家同行们“丧失了独立批评的能力”，并且“在庸俗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中”寻找避难所。 到1995年的时候，艾已经吸引了一些有影响的赞助者。收藏了大量当代中国艺术品的瑞士驻华大使尤里·西格（Uli Sigg）就成为了一名热心的援助者，尤里·西格，还有别人把艾介绍给其他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的威尼斯双年展策划人哈洛德·塞曼（Harald Szeemann）。
2000年时，艾未未和冯博一组织了一场艺术展，作为和上海双年展的对比。该活动的中文名为“不合作方式"，而它的英文名字是“Fuck Off”(直译为：去你妈的)。活动最受争议的是一张[名为《食人》的]照片，艺术家朱昱在吃可辨认出是死婴的画面。
带着正在兴起的国际声望，艾意识到现在是时候搬出他妈妈的房子了。他在北京的郊区五环附近的草场地租了一些菜地，在一个下午画出了一个工作室群落的草图。建设则花了60天，成本大约四万美金。艾没有接受过作为建筑师的专业训练。但是在完成他的工作室的设计之后，他因为建筑和安装公共艺术收到了一小部分佣金。他建立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实践之一，他称之为“法科设计”，而中文里这个名字的发音与“Fuck”（直译为：操）类似。尽管存在对原创性的质疑，这肯定了艾持久的魅力，而他却喜欢说“我对建筑一无所知”。
建筑师诺曼·福斯特勋爵（Sir Norman Foster）是艾未未艺术作品的收集者和其建筑的仰慕者。他告诉我说艾的风格是“个人主义又极其有效的”，他说“艾的建筑从某些方面让我想起了芬兰的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译注：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是现代建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也是现代城市规划、工业产品设计的代表人物。 早期的砖头作品。我这么说是赞赏之意。”根据艾的计算，这间公司在八年间完成了六十个项目。然后，在2007年，他突然宣布他将退出建筑行业。他告诉我，“建筑需要极大的细心，有着许多细节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对此负完全责任，就应该放弃它。”
回到艺术上，他一直在戏弄什么是构成艺术作品的边界线。 2007年的“文献12”上，他的贡献是带上1,001名各个行业的中国人前往德国卡塞尔参观整个盛会，他把这一行动称为“入侵”。（他叫它“童话”，因为卡塞尔是格林兄弟的故乡。）这次大规模的中国社会塑形的背后的意义可能会让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都大吃一惊，这位德国概念家的观点是“人人都是艺术家”。大多数参与的中国人从未有过护照。“有些来自少数民族的妇女甚至没有正式的名字，”艾说，“所以我们必须生造一个名字来得到护照。”他从基金会和其他渠道为旅行筹款，他的工作室设计了这次探险的每个细节，包括所有的行李箱、手环、宿舍式的生活空间——由一千零一张重新恢复的清代的木椅子组成。这一作品在中国有着特别的寓意，从西方获得的批准，包括签证，一度都有着近乎神奇的价值。陈丹青告诉我，“在过去的一百年来，我们总是在等待美国或者欧洲或者什么人的召唤。你，过来。”
2005 年，中文网新浪邀请艾开博客，他不感兴趣。“我的办公室有台电脑，但我从没碰过它。”他说。新浪答应教他，接着艾意识到博客“拥有很多不错的可能。”刚开始，他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来使用博客——每天贴数十张，有的时候是数百张快照，描绘他的访客、他的猫、他的漫游。他的生活正处于被监视之中，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把这个告诉给他的客人。当一个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国际协会的代表团造访他的工作室时，他在工作室群落四周藏了很多摄像机和麦克风，这些机器也录下了巴士司机的抱怨：“靠！他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只是为了看个艺术家的工作室。”博客给艾带来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更广的观众群。很快他就开始评论那些超出艺术范围之外的话题了。2006年三月，他写了一个叫“C”的国家，由“矮胖和无脑的老饕们”统治，他们花2,000亿元用于吃喝，和一年的军费开支等同。他盯上了一个又一个的敏感议题。他的助手赵赵说：“他一边读着新闻一边说，‘怎么会这样？’然后第二天、第三天，他还是说同样的话。”他和一个备受瞩目的浸透了爱国主义的自豪感的项目——一条通往西藏的新铁路——卯上了劲。他写道，新铁路将会“不可避免地让当地文化加速消失。”他颠覆了中国人通常表示异议的方式：喜欢直言不讳、出语惊人而不是以暗示、匿名的方式。他以自己的透明让体制蒙羞。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是一位在北京的批评家和博物馆长，也是去年出版的一本关于艾未未的书的作者。在她眼里，艾正在把他的博客变成一个公共空间，其活跃度堪比”任何意大利文艺复兴高潮时期的教堂或大广场。“四川大地震10个月后，中国政府说它仍不知道有多少学生在倒塌的学校中遇难，更不要提他们的名字了。艾未未用即使对他来说也算异乎寻常的严厉语言，给灾区的负责官员们写了一封信，“他们以维稳的名义隐藏事实。他们恐吓、监禁、迫害那些要求知道真相的父母们，他们明目张胆地践踏宪法和基本人权。”
2008年12月，他发起了一个行动，尽可能地收集[遇难]学生的姓名。他让志愿者们自愿加入然后送他们去四川调查。他们收集了5,212个名字译注：据艾未未工作室披露的信息，“公民调查”一共收集到的遇害学生信息为5,214名，确定年龄、地区、学校、班级等完整信息的遇难学生为5,192人。 ，然后与他们的家长、保险公司和其他信息源做了交叉互查。（之后政府给出的官方名单是5,335人。）2009年5月27日，警察拜访了艾未未及其母亲，询问他的活动。艾以一封网络公开信作为回应：“删除我的博客，我忍了；监控我的电话，我忍了；监视我的住处，我忍了。但是冲进我家里，并在我76岁的老母亲面前威胁我是我无法容忍的。你们不能理解人权，但是你们是否知道一点点《宪法》？”接着，他的博客被关闭。
几个月之后，艾去了四川省会成都出席地震活动家谭作人的庭审，后者被控“颠覆国家罪”。8月12日凌晨三点，正当艾在宾馆房间睡觉时，警察敲门并命令他开门。艾回答说自己无法确信对方的身份，与此同时艾拨打了报警电话(并打开了录音设备，录下了这一场面)。电话还没接通，警察已经破门而入，一通拳打脚踢，他的右颧上被重重地打了一拳。“大概3、4个人，”他告诉我，“他们拽我，扯我的衣服，打了我的头。”
警察将他和11名志愿者、助手带到了另外一家旅馆，羁留直至当天晚上，谭的案件审理结束之时。艾和他的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将他们被羁留的过程拍摄下来，并且将录像的片段编辑成纪录片后上传到了互联网上译注：这部被命名为《老妈蹄花》的纪录片有多处地址可以下载。如果你还找不到可以看这里https://docs.google.com/Doc?docid=0Ae9jWMoUhgV1ZHd0cjJ2NV81NGQ5MnI0d3E1。 。四周后，当艾在慕尼黑准备一个展览的时候，他感到持续头痛和左臂无力。在他就诊后，医生发现他有硬膜下血肿——他的右侧大脑内有一堆血块——因为遭受钝性暴力所致。医生认为这危及生命，于是连夜对他进行了手术。从医院的病床上苏醒后，艾将他的大脑扫描图片和医生的诊断复印件发布到了Twitter上。（七个月后，艾说他已经恢复了，除了容易感到疲劳以及有时候想不起来要说的话。）然后，他继续着手准备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展览：在慕尼黑的德国艺术之家（Haus der Kunst）展览馆的一面巨大的外墙上，用马赛克的方式铺开了九千个定制的彩色学生双肩书包，组成了一幅巨大的挂毯悬挂在展览馆外。不同颜色的书包拼写出的几个巨大的中文字是来自地震中失去孩子的一位母亲的悲痛之语——“她曾在这个世界上快乐地生活过七年。”译注：这一展览的片段可以在文后的“CNN Amanpour访谈艾未未”的视频中看到。
当艾的生活和工作带上了更多的政治色彩后，他在中国艺术圈中人的眼里也越来越离经叛道。我询问与艾合作办“去你妈的”展览的主办人兼艺评家冯博一，其他的知识分子是如何看待艾的。冯博一回答说，“有些人非常崇拜他，尤其是艺术圈之外的年轻人。但是其他一些艺术家们的观点也很流行，他们攻击他只是哗众取宠。他们不承认他的方式。” 艾的批评者们认为他太急于满足西方人对于“持不同政见者”的期望，太一厢情愿地将今日复杂的中国状况用一种类黑白照片那样绝对的方式压缩呈现，以吸引外国人的同情。艾的大多数展览都在国外这一事实激起的批评是他更喜欢让外国观众将他们自己的道德判断投射到创作者本人身上，而没有与中国混沌的现状关联起来。（网上的评论猜测他已经放弃了他的中国公民身份，这种评论多到这种程度，艾感到了压力，将自己的中国护照的照片贴到了网上。）在艺术家们走上长安街游行后，一位名叫喻高的艺术家发布了一 份后来被广为传播的谴责信，里面称艾为“汉奸”译注：喻高所写的这封信全文在这里可以看到：http://club.kdnet.net/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3275820 。信中批评艾大张旗鼓的抗议行为“毁了这个与政府的对话平台”。喻高还在信里写道“至于这个维权英雄，谁爱当谁当，这就是一张小丑的面具。”这些批评的张力所表现出的敏感性正是艾的项目中反映的核心问题：迫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检视自己在一个不自由但是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封闭国家中的角色。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艺术家和当局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九十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当局一而再地重演艺术与集权主义之间的老戏：逮捕裸体的行为艺术家、关闭先锋试验艺术展、铲平地下艺术家聚集的村落。
然而，利润已经改变了各方思考的优先级。到2006年，像张晓刚、岳敏君和陈逸飞这些艺术家中的佼佼者的作品在拍卖会上每件可以卖到超过一百万美元。在2007年，大陆和香港的拍卖行的收益猛地跃至世界第三位，仅仅落后于美国和英国。虽然政府的屏蔽仍然是个干扰因素——例如对毛泽东的讽刺肖像画就不得在主流画廊里存在——但是政府发现让中国艺术丧失反抗热情的最佳手段就是去“拥抱”艺术：在威胁要关闭798工厂好几年后——这个原来的军工厂的电子车间演变成了画廊和工作室的聚集地——北京市政府将它设计成了一个文化地标。现在，这个地方成了游客众多的“创意工业园”。
为了理解对艾的立场的批评，我拜访了徐冰，他在八十年代就声名鹊起，引人注目。当时他创作了许多备受争议的作品，包括《析世鉴—天书》译注：关于这一作品的介绍和部分评价见此：http://gz.fjedu.gov.cn/meishu/ShowArticle.asp?ArticleID=5710 ，这是一套由手写的书页和古代经卷式滚动条构成的书，假的象形文字构成了这本书的全部内容，这些文字是对古板的中国文学的无声批评。徐冰去了美国，并在那里获得成功，不但荣获麦克·阿瑟奖 译注：“麦克·阿瑟奖”或称“麦克·阿瑟天才奖”是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项。徐冰1999年获此殊荣。 ，他的艺术作品的价格也扶摇直上。他一度和艾是好友——当艾离开东村的公寓时，是徐冰接手的，徐冰还曾参与编辑了黑、白、灰系列颜色书[见前]—— 但后来，他们分道扬镳了。
两年前，徐放弃了国外的地位，返回北京成为中央美院这一官方最高艺术学院的副校长，这震动了中国艺术界。 我问徐是什么促成了艾的政治活动。“他坚持自己的理想，如民主和自由，这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从冷战时期留下来的东西，”徐说，“这些东西不是没有价值——它们有价值——在今天的中国他有他的作用。意义重大且有必要。但当我回到中国，我认为中国与他回来那时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个地方，实际上，还是有很多问题，象是贫富差距、农民工问题等等。但是它也真的解决了很多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得如此迅速。我很感兴趣于这为什么会发生。
“我的学校总是会议不断。”他继续说。这是国营组织不可避免的生活方式。“你会发现这些会议确实很无聊，也无用。有时，在会议上，我会写散文，其他人还以为我在记笔记，以为我正全神贯注。有时我想，中国每天都在开会，这些会议又这么没有意义，而中国仍在迅速发展。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其中必有原因。这就是让我感兴趣的。”他补充说，“我们不能总是抱着冷战思维，特别是在今日中国，因为今天的中国和冷战时期的中国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在我离开之前，徐说：“不是每个人都能象艾未未那样， 否则中国就没法发展了，对吗？不过如果中国无法容忍一个像艾未未那样的人，那就有问题了。”事实上，中国最终能容忍艾未未到什么程度将是衡量中国是否已经在向开放社会过渡的真实指标。
目前为止，艾未未已经和他有名的家族、他自己的名人圈绝缘。尽管他举止滑稽，但对什么是真正的禁区有着微妙的感觉。（比如说，他从来没有直接从政治上挑战共产党的重要地位。）如自由派法律活动家浦志强所说：“他完全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他和我正在努力拓宽限制合法权益的绝对边界。我不愿意成为政府的敌人，我相信艾也同样不愿意。“在法院之行的几个星期后，艾飞往成都去参观正在组装他的系列雕塑作品的青铜铸造厂，一年前他曾在那里被殴打和拘留。他的随行人员的规模，即使以他的标准来说，也可谓不小，包括随时都在拍摄他的一举一动的助手赵赵，和另外三名正在拍摄不同纪录片的摄影师。
此次成都之行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艾在推特上实时更新了那次旅行。从铸造厂出来之后，他去了一个在地震中坍塌的学校旧址，然后开车去了一个据说埋葬了遇难学生的墓地，但是一名警卫告诉他，那里关闭了。无论是他的团队，还是Twitter上的消息吸引了某些人的注意，那天午后，我们发现可能正被一辆黑色大众汽车尾随，驾驶那辆车的是一名梳背头的男人。有一次，艾停下他的车，跑向那辆扬长而去的大众汽车。艾把这事也发在Twitter上，“他仓皇逃离了，”他写道。
整个下午，艾都在通过Twitter邀请人们参加当地一家老妈蹄花店的聚餐，这是成都特色小吃。毫无疑问，他的粉丝们三三两两地出现了。这群充满活力的人大多是年轻的专业人员，包括律师、网页设计师和记者。这个小餐馆最后座无虚席，只得在门外摆放上折叠桌和塑料凳子。不一会儿，艾的群体就沿着人行道铺展开来。这也是一顿数码大餐，餐桌上所有人都在拍照并用手机发送Twitter更新。这很容易让人忘记Twitter在中国是被官方封锁的。
坐在我身旁的是一位声音温柔的律师，她介绍说她的Twitter名字是@maplered。我问她为何而来。她答到，“艾未未不断地地寻求更多的公开信息，他是为整个社会而工作，我景仰他，我应该以他为榜样。”
一名便衣国保正从马路对面拍摄聚餐，我问这位律师是否对来见艾有所顾虑。她说，“当然会害怕，你会害怕有一天你遇到麻烦，但是你不能让这种恐惧阻止你去做那些促使正常社会成形的事。我们想要的只是正常，一个我们可以表达悲痛和悼念死者的正常社会，一个做错事就会被惩罚的正常社会，一个为社会做贡献的人会被鼓励而不是被监禁的正常社会。”
期间，趁着艾未未离开桌子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我问他如何看待那些批评他漠视中国实现的成就的观点，这些言论指责他正走得太远，又迫不及待。他摇了摇头，指了指坐满了人的餐馆说，“这些人都着相同的价值观。不是我虚构了他们。我正在为之努力的动机，他们也心怀感激。” 正如艾所见，中国人的生活无可否认是有进步，这并不是知识分子们放弃激励、卸下社会责任的理由——相反，这些进步令这种需求显得比以前更为迫切。因为社会中的大部分人群满意于频繁出现的机会，而推迟了要求一个真正的开放社会的愿望。艾说，“我认为许多人，尤其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只是在试图给自己找借口。”
他的一些支持者担心他忽视了风险，他最终可能入狱或者在一次海外旅行后被禁止回国，我提到了这些。“我不在乎，”他说，“我想这很可能是因为我父亲——他的一生全都在面对这些最恶劣的社会敌人。所以我对这些想得不多。“在成都的最后一个早晨，艾去了他的最后一站：西安路上的派出所，他想要提交去年他被当地警察殴打的正式投诉。他不确切知道警方会作何回应。这个派出所是一个漆成蓝白相间的小院办公室，院子前面停着一辆警用自行车。
艾由律师陪同，还有其他人到了前台，一位警官问他想干嘛。”我在安逸旅馆被非法羁留和殴打，“艾说，“我现在来投诉。”警官看上去很疑惑。“谁被打了？”他问。“是我，”艾重复道。他的出现引起办公桌后小小的骚动，警官们想要搞明白怎么对付这位带着随从的大块头。然后是常见的一幕，艾掏出手机在Twitter上发了一条更新：“提出问题，被合理、友好地接待了。”经过一些反复交涉，艾和律师被领到一间有一台电脑，白墙裸露的小办公室，两名警官开始记录他的投诉。
到这个时候，那天和艾一起的所有四位摄影师跟着他进入了警察局并开始录下讯问过程。三台摄像机挤在房间的各个角落以奇怪的角度进行拍摄，而第四台则从窗户外把镜头伸了进来。接着第三位警察带着他自己的摄像机进来，开始拍摄艾和他的随从。最后，另一位警察也加入了，他也扛着一台摄像机，开始拍摄。看到这一场面，我意识到艾已经颠倒了艺术与政治原有的逻辑：不是让艺术服务于他的抗议行为，相反，他已将独裁机器融进了他的艺术之中。异议者，和艺术家一样，都需要观众，不过我无法分辨我在这一场景中是作为记者还是某个道具，或者两者都是。
电脑前的官员转身过来问道：“你的单位？”艾说：“我没有单位，我是名艺术家，”他想了一会儿，又补充道，“自由职业者。”
过了一会儿，那个警察把其他人都赶了出去，只留下了艾和他的律师，并要求摄影师停止录像。两名警官要求查看我的护照，并命令我删除手持录音笔中的内容。我只是反抗了一下，没有太多动作，毕竟，还有另外四个视频可供选择，还有，美国警方大概也不乐意我在警察局里录音。
又过了一个小时，警察局的大门再次打开。艾咧着嘴笑着走出来，“完成了！”他大声宣布。警察接受了他的投诉。他扬起双手做了一个欢乐的舞蹈动作——一种介于鞠躬和企鹅展翅欲飞的姿势。他掏出手机向Twitter公布了最新的进展。“今天前进了一点点。” 在停车场里，摄像机重新恢复了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