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未未：等一辆车老不来能不着急吗？
艾未未的私宅位于东五环旁边的草场地，同一门牌号的房子有好几处，找到他家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一个周六的上午，他总共接待了四拨记者。他说这有点折磨人，“但谁让我是个受虐狂呢？”
艾未未坐在长木桌的一侧，身穿深蓝色棉袄，双手拢在袖子里，长长的胡子垂在胸前，就像邻家慈祥可亲的大伯。屋子里有十几只狗和猫，每一只都有名字，他叫一声“丹尼”，那只名叫丹尼的狗便跑过来，趴在他脚边，他剥小桔子喂给丹尼吃，他一停下，丹尼便会眼巴巴地盯着他。
得知自己刚刚被 《时尚先生》杂志评为 “年度时尚先生”，他有些吃惊。听说同时入选的还有连岳、梁文道和罗永浩，他就乐了，“评得倒挺有意思的，一个人的范儿，跟他的内外是有关的，我们虽然长得不怎么样，也能做时尚先生”。
这段时间，艾未未的新浪博客每天都会放一张蜡烛照，都是黑暗中一支白蜡烛发出微弱但温暖的光芒，已经二十多天了，从未间断。
问他有没有被请“喝茶”过，他乐呵呵地答道，“他们找不到我，因为我这地儿很难找的，找丢过好多次。留胡子的人也多，很难找”。
“等一辆车老不来能不着急吗？”
作为“鸟巢”项目的中方顾问，艾未未早早就参与到奥运之中，“国家这么一个大事，我们也是希望中国能够有普世价值，能够跟世界接轨呀，这是一个机会”。
但他基本上没看奥运，只在一个酒吧的电视上看了一小会儿开幕式。奥运期间他在家中写了不少文章，然后贴到博客上。“现在人们再回想奥运，到底中国得失多少，自己最明白”。
陈丹青对奥运开幕式的点评文章及言论让艾未未深感失望，“我觉得陈丹青现在挺俗气的。你算是个文化人，怎么稍沾点权力，腿就软成那样，就开始让人体谅张艺谋啊蔡国强啊，让人搞得很悲哀”。
最近他在看鲁迅杂文，“我想知道那个时代是怎么样的”，他很吃惊地发现，“有些事跟那时相比没什么变化，如果今天把他的杂文贴到网上，仍然是最好的文章”。
鲁迅这些人都没能推动社会进步，因此他觉得自己也不会有什么推动作用。如果作了种种努力，仍看不到什么进步，会着急吗？“肯定着急呀，等一辆车老不来能不着急吗，但是也没事，人在变，八零后这代人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发生变化的力量”，“我相信年轻人，相信换血，相信脱胎换骨，我相信这是社会变革最重要的因素”。
在今年，八零后表现出来的狂热民族主义受到了诸多批评，但他却为年轻人辩护，“没问题的，只要有情感，爱国主义或是民族主义都没有问题的，你也看到今年年初的爱国主义到年底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每个人都要有过程”。
对于那些盲目的“爱国者”被骂“脑残”，他说，“我肯定也会骂的，脑残也可以修补呀，电脑坏了还可以修好”。
“我一直对这个系统抱有幻想”
艾未未工作室的墙上，仍然贴着两张用A4纸打印的 “地震中部分倒塌的镇政府大楼及学校名单”。
“直到今天，我们也不知道死了多少孩子，去问的时候，没有一个学校愿意给出这个名单，大家都在推脱，无论你问民政系统还是教育系统，大家都说你应该去问另外的人。”他说。
艾未未认为地震需要最持久的关心。他不单关心这一年的四川地震，还关心唐山那次。两年前，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的时候，他写过一篇题为 《三十年前三十万的死亡和三十年后十三亿人的精神死亡》的文章，追问一个民族在发生这样的地震后为什么会选择忘记。“而这次对每个人的打击更大，我希望能做一些具体的事”，他在地震中写了一系列文章，“我觉得人的贡献和捐赠不单是物质的，还有是思考的，觉悟对灾难来说可能更重要，死了这么多人，他们的价值何在，引起什么思考了吗？”
地震中众多孩子的死亡，以及一个北京青年的死亡，都引起了艾未未的强烈关注，“我个人也是个学习的过程，我也想了解一下，通常所说的社会正义、法治、公平，是怎么实现的，它和每个人的命运是什么关系，但是你如果没有具体的事情你是无法知道的。当你认真追踪一个事件，会发现，哦，是这样的。”
他发现，“这个社会仍然缺乏完善的维权体系，最错误的理解是，维权是民间针对官场的一个活动，其实不是这样的，维权是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没有这个环节，没有一个合理的调整机制，这个社会是不可能稳定的、和谐的。”
在他看来，因为没有人承担责任，因为没有觉悟，这不像一个有灵魂的人构成的系统。但他自己对这个系统“一直抱有幻想”，“我到现在还抱有幻想，我不愿意用最恶毒的方式想象这些事情，我每次只是破灭而已”。
“我是美国籍的话，就不管这堆事了”
很多人以为艾未未拿着外国护照，说他敢这样张狂，肯定是美国籍。“我是美国籍的话就不管这堆事了，我在夏威夷海边晒太阳呢。”他说。
他80年代初到美国，在美国纽约东村待了十来年，他的住所跟金斯堡离得很近。与他来往的都是反叛的、非主流的诗人、艺术家以及朋克乐手。他从小偷那儿买相机，两三百美元就能买到十几部。从那时起他就养成了手持相机随时拍照的习惯。
2009年2月艾未未将举办自己的摄影展，展出他80年代在美国时拍的照片，里头有金斯堡多张照片，还有陈凯歌、谭盾、舒婷等人在纽约的留影。而照片中的艾未未，三十上下，还很瘦，也没留胡子。展出的照片中甚至有他自己的裸照。
其中还有他和一帮反叛青年焚烧美国国旗、与警察冲突的照片。那时他就是个愤青，“你会看到我那时就对系统啊、权力啊、国家啊、警察啊都有一定反叛，不一定针对哪一个国家”。
“美国那段生活，对个人的价值观、个人的意志、个人的自由表达，影响特别大。”他说。
问他为什么要回到中国，他很奇怪为什么会这么问，说，“我是中国人，我说中文，我看到中国女孩我喜欢，还有我喜欢吃中国菜”。
他说自己对现实从来没有过幻想，“很小我就了解现实是怎么样的，人性是怎么样的，社会这种可能性是怎么样的”。
“我是倒着长的，我现在开始往小长”
艾未未像个老小孩，采访过程中他时而拿个小相机在手里，出其不意地给记者来几张，时而伸手去给桌上的小猫挠挠痒。摄影记者拍他的时候，他非常配合地摆姿势，同时反过来拍对方。有些问题他不太愿意回答，要是你争辩几句，一定让他说一说，他便很老实地作答。
他说自己 “是倒着长的”，“我现在开始往小长”。有什么办法才能倒着长呢？“首先要活腻了才行，有的人太看重自己了，像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重要。”怎么过自我这一关呢？“素质吧，个性吧，我觉得还是环境把你锻炼出来的，你在这么一个环境下，你跟一个骗子在一起，天天被他骗，你能高兴吗？”
对于自己被很多人视为最敢于说话的人，他说，“就是骂大街嘛，这个社会文明了，像我们这种不太文明的人就突显出来。大家都温文尔雅，都开始弹古琴古筝了，都陶冶情操了”。
他很佩服同样敢说敢骂的王朔，“王朔骂白岩松、张艺谋的时候，他说，这就像在菜市场看到别人在偷东西，你喊了一嗓子‘有贼’，这不是很正常嘛，要不就是看着他在偷嘛”。
他说：“其实喊这一嗓子也不是什么事，这也不是什么高尚，也不需要太勇敢，只是觉得，我要不是喊这一声，我就跟他一样了。我不愿和他一样。”
艾未未喜欢跟年轻人相处，“年轻人我都挺服的，那些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的，那些愿意求知的、知道事情究竟是怎么样的，我都挺服的”。
“所谓认识的本原就是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是发现真理的一个过程。可能没有真理，但要求发现它的愿望是存在的。所谓老了的那些人，他们认为真理是在他们那一面的，他们已经没有发现的愿望了，他们也不尊重别人去问的这种可能了。我觉得可能没有真理，但是问是永远存在的，我不过是一直在问这些问题，应该每个人都问。”他说。
对他来说，很大的一个困惑是，“为什么一个民族受到这么大屈辱、这么多人受到这么多痛苦以后，仍然很少人提问，仍然很少人站起来说，‘不能这样，咱们要把这事说清楚’”。
尽管让他愤怒的事情很多，但他的日常生活充满了平静和快乐，“这方面我很儿童的，经常很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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